第7章 乱世求学(5)

　　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前身为中央党务学校，1927年成立于南京，蒋介石亲任校长。1929年，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与“三青团”的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实际主持学校工作的是权势显赫的陈果夫。这所学校的教育方法、课程配置都很特殊，强调军事训练、军事管理制度，第一学期即以军训为主。在“文派学堂武派办”的中央政校，学生见到教官要立正敬礼，敬礼时，脚要用力蹬一下，双脚合拢，挺起胸膛，对此学生们无不牢骚满腹。查出来不到课要受罚，如果不是为了点名，查良镛宁可去图书馆钻一整天，也不愿去受冤枉的苦。

　　那时，国民党政府中不乏有向日本求和之想的人，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到学校演讲，语气间就有这样的一些意思，学生听得很气愤，等到他第二次演讲前，一些同学就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副对联。陶希圣见了这副对联，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③

　　查良镛课余也读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喜欢乔冠华以“于怀”的笔名所写的那些国际述评。1944年，他在重庆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二等奖，署的是真名。

　　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环境下，查良镛读完了一年级。放假前，教育长程天放在全校师生参加的“总理纪念周”上宣布，这一学年查良镛的成绩名列第一，予以嘉奖。暑假里，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他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学校。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他就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的线装本，字体很大，薄薄的书本拿在手里颇有古典之乐。《世界史纲》是大开本的插图本，既厚且重，必须摊在桌上，他边欣赏书中的图画，边享受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世界史事。读得倦了，他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Q正传》里所说的那种条凳，他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多年后回想，他说，《神雕侠侣》中写小龙女在一条悬空的绳子上睡觉，灵感或许由此而来。那个暑假，他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①

　　①　陈桥驿《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版，149、256页。

　　②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2页。

　　③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16页。

　　在碧湖，一篇《阿丽丝漫游记》几乎使查良镛失学；在石梁，他又因反对训育主任的学潮上了“黑名单”。这些教训他没有忘记，到了重庆，他只想埋头读书，尽管中央政治学校的派系斗争很激烈，他从不介入，“我是很个人主义化的，我对校政虽有不满，但却没有兴趣加入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我只抱着现时西方学生的那种心态，希望多点个人发挥的自由。读书归读书，不要有太多的管束”。

　　最终查良镛还是闯了祸。“在这所训练干部的学校里，学生多对国民党很忠心，有些守旧的同学甚至会把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同学拉到台上去打。我看了很气愤，就去找训导主任辩理，主任反把我骂一顿，说我多管闲事，还说这些打人的同学是见义勇为，打的是异己分子。我说就算不喜欢异己分子，要打人也要讲证据，况且不能这样侮辱同学。但是我人微言轻，终究说不通，就离开了（退学）。”当时，他激动地对训导主任说：“好的领袖，好的三民主义是值得我们去拥护的，但是不能说不容他人怀疑、讨论。”“离开”不是他自愿的选择，他是被勒令退学。②

　　同学余兆文则提供了不同的说法。1944年6月长沙沦陷，8月衡阳失守，接着日军进占独山，窥伺贵阳，重庆震动，国民党一度打算迁都西康。10月，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发起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招募大、中学生组织“青年军”。中央政治学校规定，所有学生，不管哪个年级，哪个系科，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再审批。查良镛不想参军，拒绝报名。“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①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7—8页。

　　②　金庸告诉严家炎：“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明报月刊》1998年12月号，34页。他对记者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我就说：‘对校长当然要尊敬了，可是这样子就像对希特勒一样。’那些学生就打我：‘你为什么把我们校长比作希特勒，怎么可以比呢？’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我说：‘我对校长很尊敬的。’”《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他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只读了一年两个月，1944年11月又一次失学。

　　十二、中央图书馆

　　离开校园，年轻的查良镛前路茫茫，他想到了表兄蒋复璁，当时正好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任馆长。他进了中央图书馆，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每天的工作时间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

　　图书馆的工作，薪水不高，仅足以糊口，却给了他大量读书的机会。查良镛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读书。一年时间里，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他比较喜欢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雨果的小说。②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他读的中译本名为《钟楼驼侠》。在他看来，这些18、19世纪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共同点是“故事性”，但也不限于此：

　　以“伟大文学”而论，大仲马与雨果的作品正是实至名归。大仲马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一席地，自然并非由于他的小说中情节的离奇，而是由于书中人物的生动。能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说家极高的文学才能。③

　　当时，一本以时事译作为主的《时与潮》半月刊在重庆风行一时，这是几个东北青年1938年5月在武汉创办的，以齐世英为发行人，后迁到重庆。因为及时把国际上关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文章翻译过来，受到许多读者欢迎，每期销到两万多份，又增出了副刊、文艺双月刊，合在一起总销量有三万五到四万份。①

　　①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30—31页。

　　②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16页。

　　③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96—197页。

　　查良镛是《时与潮》的热心读者，看到这个刊物受欢迎，也想模仿《时与潮》办一份刊物。他找了几个老同学，合计办一份《太平洋杂志》，刊登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作品。他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料，每天上班时，一有空就着手编他的杂志。下了班，他就带着英汉字典，匆匆忙忙赶到离中央图书馆不远的美军俱乐部，抢译新到的外国报纸杂志，这些报刊由美军飞机直接带来，都是最近出版的。几个穷学生四处借钱，也没有筹到印刷费，好不容易找到重庆大东书局，勉强赊账给他们印了一期，创刊号印了三千册，很快就销完了。但由于纸价飞涨，当他找大东书局印第二期时，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赊欠，《太平洋杂志》只出一期就停刊了，创刊号成了终刊号。

　　在图书馆管图书不是长久之计。第一次办刊的失败对查良镛打击不小，正当他失落、彷徨的时候，湘西那个同学的哥哥有事到了重庆，恳切邀请他再度去湘西，帮助经营农场，并承诺只要等农场开垦出来种上油桐树，就送他出国读书。留学何尝不是他的梦，如此诱人的条件足以令他动心。想到湘西地处偏僻，时间长了，未免寂寞，他向农场主提出一个条件，要带同学余兆文一起去，待遇必须和他一样。农场主爽快地答应了。双方当时交谈的情景，余兆文亲眼所见：

　　金庸也不是一个计较一时报酬的人，只求有个陪伴，要带我同去，待遇也和他一样，这也是有待农场有了出息以后的事，算不上苛求……所以双方毋须讨价还价，也不必立据定约，只是君子协定，开诚布公几句话就谈妥了。我们又没有什么细软或大包大件要打点的。两人只带了一卷铺盖一只箱，说走就走。②

　　1945年，他向图书馆办完离职手续，就和余兆文匆匆离开重庆，告别了一年中有半年被雾和雨笼罩的雾都。

　　①　《齐世英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161—162页。

　　②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35页。

　　十三、湘西的民歌

　　在湘西农场，查良镛还是保持着阅读的习惯。离开重庆时，他带了一箱书，有许多外文书，有空时，他便尝试着翻译。1942年，他就想动笔将《诗经》译成英文，只译了一部分就作罢了。初来湘西，他计划编译一本《牛津袖珍字典》，最终也没有完成。

　　在湘西种油桐树的时光是寂寞的，也是值得回味的，那是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翠翠的故乡，那里的山山水水，热乎乎的烤红薯，悠扬的民歌，淳朴的民风都留在了他记忆的深处。

　　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这些歌中谈情的数量固然最多，但也颇有相当数量的歌曲是诅咒当时政治的，然而在一般印行的民歌集子中，却很难看到这些东西，那当然是因为怕犯当政者之所忌的关系。①

　　不知那三大册、上千首铅笔记下的民歌而今安在？

　　在这个民歌荡漾的世界，查良镛先后两次共生活了约两年时光。难怪他会一次次地想起湘西，《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瑛姑隐居的地方都在湘西，“铁掌山”在洞庭湖向西，“经常德、辰州，溯沅江而上，泸溪与辰溪之间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这些地名不是来自书本、地图，而是他足迹到过的地方，是他生命中所熟悉的。《连城诀》中忠厚纯朴的狄云就出自这片土地——“那是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乡下”。小说中有个细节，狄云在狱中五年终于出来时，“剥了萝卜皮，大大咬了一口。生萝卜甜美而辛辣的汁液流入咽喉。五年多没尝到了，想到了湖南的乡下，不知有多少次，曾和戚师妹一起拔了生萝卜，在田野间漫步剥食……”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74页。

　　他说：“我的小说中，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主角是很忠厚、老实、朴素，受了委屈也不怪人家，武功不是很好，对人很体贴的狄云，湘西沅陵一带人……我从小就听桃花江的歌，我想象到湖南来可以见到很多漂亮的小姐。实际上当然还是见到了，不过见到了，也只是看看罢了，没有下文。”①

　　湖南的风俗习惯在查良镛的生命中也留下了烙印。《飞狐外传》写到胡斐过五岭入湖南，在衡阳的饭馆吃饭——

　　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饭，筷极长，碗极大，无菜不辣，每味皆浓，颇有豪迈之风……

　　这当中就有查良镛自身的体验。《射雕英雄传》中描述的沅江的纤夫，正是他熟悉的——

　　眼见日将当午，沅江两旁群山愈来愈是险峻……只见上行的船只都由人拉纤，大船的纤夫多至数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纤夫躬身弯腰，一步步地往上挨着，额头几和地面相触，在急流冲激之下，船只竟似钉住不动一般。众纤夫都是头缠白布，上身赤膊，古铜色的皮肤上满是汗珠，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口中大声吆喝，数里长的河谷问呼声此伏彼起，绵绵不绝。

　　①　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2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