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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人物传记 > 《金庸传》在线阅读 > 正文 第12章 “南来白手少年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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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 作者:傅国涌

第12章 “南来白手少年行”(3)

  ① 《金庸华山论剑》,陕西华山旅游发展总公司编印,2003年,36页。

  ② 《环球人物》2011年9月26日。

  ③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3页。

  ④ 金庸《关于“金庸茶馆”》,《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7月18日。

  在《大公报》工作之余,查良镛着手翻译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博大精深的历史巨著不仅涉及错综复杂的欧洲历史,还有对埃及、巴比伦、波斯历史的深入分析,“因西洋史的修养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伦、波斯中亚的部分)而遇上困难时,就自行恶补而应付之,我把这些困难都当作是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所说的‘挑战”。凭他当时的学力和英文水平,翻译这部大书无疑是个挑战。后来因工作需要,报馆要他翻译与中国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有关的时事书籍《中国震撼世界》《朝鲜战争内幕》,《历史研究》的翻译就暂时搁下来了,这一搁就再也没机会重新捡起来。

  后来他见到台湾出版的陈晓林的中译本,译笔流畅,“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但他对汤因比的热爱一生都没有改变,“此后数十年中,凡是汤恩比的著作,只要买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大势的判断,对中国文明的观点都深深打上了汤因比的烙印。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更是拒用外电”。②可是新华社的消息来得比较慢,为了及时报道战况,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考虑办一张“灰色”的晚报。10月5日,《大公报》分出部分人力创办《新晚报》,罗孚担任总编辑。③

  ① 多年后,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借用这个“不许回头”,令狐冲在洛阳绿竹巷初遇任盈盈,一直隔帘交谈,没有见过她的容貌,绿竹翁一声“姑姑”,让他以为她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太太,于是以“婆婆”相称。

  ②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38页。

  ③ 罗孚(1921—2011),1941年香港沦陷后,1939年创办的《大公晚报》转到桂林,罗孚刚进《大公报》做练习生,常在《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写些杂文,受到《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徐铸成的赏识,不久便接编“小公园”。罗孚在《大公报》前后服务四十一年,其中有三十八年在晚报工作,长期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

  1952年,查良镛在《大公报》做了几年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之后,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当时的主要栏目有“下午茶座”“天方夜谭”“香港风情”“文化快餐”等,他主编“下午茶座”。他在《东南日报》和《时与潮》工作时就编过副刊,对琴棋书画、音乐、电影、舞蹈等都有兴趣,这个消闲性的副刊栏目正对他的胃口。他常常动笔写作,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①笔名本身可雅可俗,而雅俗共赏正是他追求的目标。

  查良镛说自己本来是电影的门外汉,只是由于工作中要处理关于电影、戏剧的稿件,有时还要自己动笔写,比如读者就正在上映的影片来信,他就要撰文解释,于是他开始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戏剧的理论书,在很短时期内就变成了这方面的“半专家”。他说,他虽没有实践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即学即用”成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他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从“外行”转为“半内行”。②

  因为要写影评,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从1952年到1957年,他写了五年影评,大概每天看一部电影,看得最多、评得最多的是外国电影,如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恺撒大帝》《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理查三世》《第十二夜》……当时,许多读过这些影评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新,是一时之选”。③为了写这些影评,他不断地去看书、查资料,为了研究《恺撒大帝》等几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来源,他读了对后世文学和历史影响甚大的《布鲁达库英雄传》,他认为没有这部书,也就没有莎士比亚的几部重要戏剧。典雅华丽的英文,对他当时的英文程度来说太难了一点。他苦苦研读,又是学英文,又是研究文学。④

  《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红楼二尤》这些内地电影,查良镛同样喜欢,并写出了有滋有味的评论——

  ①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99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92—93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89页。

  ④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78页。

  我在看影片《梁祝》的时候,首次感到心酸的是在“十八相送”;看《天仙配》,听到董永唱“听她说出肺腑言,倒叫我又是欢喜又辛酸。董永生来无人怜,这样的知心话,我未听见”这几句话时,忍不住流下泪来。这两场本来都是欢乐的场面,却令人在喜悦之中受到极度的感动。我想,这因为在欢乐之中,也蕴蓄着真诚的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使人流下泪来。因为真诚的友谊、纯朴的爱情、受到怜惜时的感激,都会强烈地打动人心。

  ……《天仙配》强调的是人。七位仙女赞美世人,羡慕凡间的生活而把人间的渔樵耕读都赞上一赞,这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那些伟大的作品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赞扬人的品质,肯定人间的生活……①

  通过写影评,他结识了不少电影圈中人。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1953年,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改编成电影剧本《绝代佳人》。

  舞蹈也是查良镛那个阶段谈得最多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乌兰诺娃跳的新婚翌晨分别的那场舞,《天鹅舞曲》中普莱列兹谢卡雅的一场双人舞,《魔宫艳舞》中罗拔·海普曼把烛泪变成宝石时那潇洒的转身,《人情海潮》中摩娜丝拉临死前的那场舞蹈,中国民间艺术团表演的《采茶扑蝶》《荷花舞》《剑舞和扇舞》,《欢乐的歌舞》中的《十大姐》等,都出现在他的笔下。1953年,他到上海,看过“华东民间歌舞会演”的《采茶扑蝶》:“采茶姑娘手中拿一把扇子,这固然是扑蝶的用具,但也大大增加了飘逸之美。京戏中青衣的水袖,花旦手中的手帕,都是身体线条美的延展。这一点外国舞蹈中很少运用。”②

  查良镛还专门跟一个英国老师学过芭蕾舞,结果被勒令退学。据说和他一起学芭蕾舞的还有左派电影公司的导演兼演员张铮,有一次他们在舞蹈室练舞,张铮与一位体胖的女学员共舞,要不时托起女伴,一不小心把手落在女伴的胸部,尴尬之下,手一松,女伴摔在了地上。英国老师大骂张铮,并指责中国人食古不化,跳舞都要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查良镛为张铮感到不平,就站出来说话,英国老师大怒,把他俩双双赶出了舞蹈班。他学芭蕾舞不成,但在报馆的一次文艺晚会中,他曾穿上工人服,大跳芭蕾舞。罗孚回忆说,尽管他的舞蹈在艺术上不合格,却给同事留下了印象。①

  ① 林欢《中国民间艺术漫谈》,106页。

  ② 《金庸散文集》,47页。

  倪匡说查良镛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挑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放上片刻,他就能说出这是什么乐曲。②查良镛则说,在世界一流的音乐会与中国的平剧(即京剧)、民谣之间,听平剧、民谣更接近自己的兴趣,这多半与传统有关。“平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当然,他也明白,“以平剧来表现人生常是将人生太定式化……较无法呈现真实的人生实境”。③

  1956年六七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到香港演出,轰动一时,查良镛在《新晚报》发表一系列谈歌舞、京剧的杂文,向海外观众解释艺术团演出节目的内容,他自谦都是“急就之作”。当年10月,长城画报社就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署名“林欢”,定价一元四角,印了四千册。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文集。此书分歌舞、京剧和电影三辑,收录他的二十三篇文章,配上李流丹的速写和张光亮的摄影。

  为了配合演出和电影,这些文章都是当晚看戏、当晚就写的,查良镛说,事后校阅,“颇觉文字粗率,更加缺乏学术上的深度”,“采用的是一种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形式”。董桥却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考证袁崇焕生平之类的重头文章固然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例如《除三害》的开篇:

  ① 杨莉歌《金庸传说》,香港次文化堂1997年版,42页;罗孚《南斗文星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138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4页。

  ③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95—96页,209—210页。

  急锣紧鼓中,幕里大叫一声:“好酒!”一个神态豪迈、气宇轩昂的豪杰跌跌撞撞地大步出台,袍袖一挥,四句西皮散板,只听得:“醉里不知天地窄,任教两眼笑英雄”,台下彩声春雷轰动。啊哈,真乃绝妙好辞,绝妙好戏也!

  董桥称这是“十足章回小说的笔调。这样的文章,就算‘缺乏学术上的深度’也不要紧;裹脚布似的学术论文到底是写来拿学位混饭吃的。学问要能随意化为漫谈方才可观”。

  查良镛评京戏《狮子楼》:

  在戏里,我们看到武松回家,发现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见嫂嫂外穿孝服,里面却穿红衣。在原作中并不是这样写的,因为施耐庵有充裕的篇幅来写潘金莲怎么洗去了脂粉,拔去首饰钗环,脱去红裙绣袄,换上孝裙孝衫,假哭下楼。但京戏只用外白内红的衣饰,立刻鲜明而迅捷地表明内中必有奸情。事实上潘金莲恐怕不会傻得在孝衣之中穿着红裳,但京戏用了这夸张手法,很简捷地表现了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

  “潘金莲孝服底下的红裳”令文章高手董桥大为赞叹。①

  ① 董桥《潘金莲孝服底下的红裳》,《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1998年,255—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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