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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 作者:傅国涌

第45章 人生如棋(1)

  一、书房

  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常见月当头。

  ——金庸①

  读书之对于我,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只次于呼吸空气、饮水、吃饭、睡觉。我曾经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狱中阅读天下书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阅读任何书刊——两者由我选择,我一定选择“坐牢读书”。

  ——金庸

  “五月风暴”之后,香港房地产处于低潮,金庸以40万港币的低价,按揭买下港岛渣甸山一幢三层高的洋楼,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洋楼环境清幽,门前有个大花园,外墙都是浅色,与左邻右舍的豪华别墅相比,外表显得十分朴实,在富贵气味袭人的渣甸山上显得尤为特别。

  ① 《明报月刊》三十三周年贺词。

  金庸喜欢看书。初三和他同学的沈宝新说:“他从小到大就喜欢看书,跟他做同学时,每天都见他看书,一看就好几小时,而且看得很专心、很认真。”他到香港后,尤其60年代初深感自己英文程度不够,下决心把英文学好。他家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拉开抽屉,里面全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面写满英文的单词、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记忆多少。①倪匡后来说,金庸的英文虽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

  金庸每天看书的时间大约四个小时,当然也不是天天如此,有应酬就不能了。他读书很杂,如果遇到一些问题,他会足不出户,从早到晚在书房里翻书,直到自己明白、满意了为止。在朋友、同事和下属中,他被视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倪匡说,只有一次问他“英国女王姓什么”,他不能立即回答。有时特意考考他一些较冷僻的问题,也被他顺利过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问他:“蟑螂有一个古称是什么?”他回答:“蜚蠊。”②

  他可以成天关在家里看书,经常与他一块儿出差的潘耀明说,“在机场候机时,他从来不会干等,总是到处找书店去看书”。

  从渣甸山到太平山,书房在他家里都是最重要的。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走进他渣甸山的书房,发现——

  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我看过不少书房,很少有大得过金庸这间书房。一千多英尺面积,好比普通人家一层楼了。③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2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1页。

  ③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4页。

  楼下还有个书库。最保守的估计,金庸的藏书有几万册。他自称,没有什么善本书籍,有的是为了某个时期兴趣而买,像音乐、舞蹈、电影、研究围棋的书,一些关于佛学的书;有的是为了写作必需参考的书,如政治经济的书、史地的书和一些武术的书。①

  在林行止的记忆里,“唯最有气派的书架,在查良镛先生渣甸山巨宅书房,其时此书房有‘最昂贵书房’之称,书房面积千方英尺以上,‘楼价不菲’,记忆中查宅花园中还有一储书室,只是笔者没参观过。”②

  书房角落的那张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写武侠小说、看书的地方,晚上他去《明报》上班,写社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极有规律,白天在大书房写武侠小说,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与严肃的社评互不干扰,两张桌子各写各的。

  与朱玫离婚后,金庸将渣甸山的别墅给了她,先搬到北角半山,再搬到太平山。

  从渣甸出到太平山,都是香港最好的居住区。太平山俗称扯旗山,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日落后能欣赏“东方之珠”的夜景,山顶一带都是官绅名流的豪宅。他家在山顶道一号,那是一座大洋房,面积有好几万平方英尺,花园也大得惊人,据说单是装修费就用了百万元。“别墅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体结构是一幢二层楼的楼房,整个设计可谓中西结合。亭台水榭、花园曲径当然颇为民族化,但游泳池却是绝对的洋派。”(1996年他将山顶道一号拍卖,成交价1.9亿港元。)③新居搬定,倪匡去参观,第一个印象是“必须装室内电话”,否则同居一楼照应不易。

  罗孚说,回想50年代,金庸租人家的房子,住在太平山脚下,如今住在太平山顶而处于巅峰,花园式的华屋,一山的上下,一个世代的升腾!④温瑞安第一次踏进金庸的家,有三个特别的印象:

  一、他的大厅甚阔,但最令我这种“书虫”触目的是,四周的壁柜,尽是书,全是书,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套装的,全是厚厚薄薄、大大小小令我心弦震动的书。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6—127页。

  ② 林行止《书痴》,《万象》2004年6月号。

  ③ 葛继宏《山顶道一号访金庸》,《叩访名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39—40、43页。

  ④ 《读书》1988年2月,140—141页。

  二、他的办公桌是在中厅,有落地的长窗,可以望到整个维多利亚海港的夜景,香港的夜景世界闻名,到了晚上万家灯火热闹而无声地闪烁,那感觉真令人屏息。

  三、他的洗手间大得像座会议厅,浴具高雅,名贵地毯,兼有运动器材。倪匡在日后曾开玩笑说,从他那儿(赛西湖大厦)用望远镜望过去,可以看见金庸在做什么,有次他打电话告诉金庸在做什么举动,把金庸着实吓了一大跳。且不论倪匡此说是否当真,金庸的房子的确有面大窗,的确很有书卷气,而且很舒适,一坐下来就舍不得走。①

  那时金庸对《明报》的具体编务管得少了,大部分时间躲在家中看书、下围棋。内地记者葛继宏造访山顶道一号,“在他的书房,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精装本的外文书籍”。其实也有《古今图书集成》《点校本二十四史》《涵芬楼丛书》《资治通鉴》等大部头古籍,以及大量文史、艺术、围棋等方面的书籍。细心的人发现,他的藏书大多外皮残旧,“显见是时有翻阅”。许多到过他书房的人都提到了一百巨册的《大藏经》,占了整整两排书架。1981年4月12日下午,在倪匡陪同下走进他那间书房兼客厅的《南洋商报》记者杜南发,只看见四壁皆书,走近一瞧,大部分赫然是有关佛学的书籍,各种文字的都有,还有一整套已被他大部分读完的《大藏经》。②

  二、佛经

  与温瑞安一同见到金庸的廖雁平天真地问:“查先生,您有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他笑说:“有啊。”再问:“那您不开心的时候怎么过呢?”他说:“睡个觉不就过去了?”③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43—144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7页;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33、181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42页。

  其实,也有睡个觉过不去的时候。“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①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万贯家财、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击,他自称:“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本来也挺开心,只是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他拼命用《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安慰自己:

  有一个妈妈死了儿子,她非常伤心,从早哭到晚。她去问神父,为什么她的儿子会死,他能否让儿子复活?神父说:“可以,你拿一只碗,一家一家去乞。如果有一家没死过人,就让他们给你一粒米,你乞够十粒米,你的儿子就会复活。”那个女人很开心,就去乞。但一路乞,竟发觉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到最后,一粒米都没乞到。她就觉悟: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于是,她开始感到安慰。②

  此后一年,金庸读了无数书,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细研究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汤因比博士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却解答不了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他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圣经》,回忆书中的要义,反复思考,他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他的想法,后来他忽然领悟到(或者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到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③

  在极度痛苦中,金庸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找到生与死的答案。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充满了佛、道的元素,经常出现少林、武当,对佛教他并不陌生。有人以为《九阴真经》就是《楞严经》,以为他读过《楞严经》才写《射雕英雄传》。2003年10月9日,他在陕西法门寺说:“其实我是先写小说,然后才开始真正研究这些禅经的。”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4页。

  ② 《名人传记》2000年第7期,28页。

  ③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5页。

  “佛经的境界与武侠小说相当冲突,要求人把欲望减到最低限度,要求人情感要淡泊,这对艺术创造有妨害,小说总是要情感愈强烈愈好,内心冲突愈鲜明愈好。”①佛教的要求不仅与武侠小说冲突,也与他的现实人生冲突。

  1980年的一天,金庸在台湾从容地点燃一根烟,也不忙着吸,看着长长的一截烟灰滚落,然后对高信疆夫妇和张大春他们说,佛家经常讲“变”,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脱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他还说起希腊古典悲剧强调的“命运”,说起佛家的“因缘”,他说自己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②

  1981年,金庸访问内地回港,对《明报月刊》记者说:“近年来我信仰佛教,对一生所犯的各种错误内心惭愧,更加盼望努力对别人好些。只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事做出来。”③佛教令他有了一些自省,他一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没有说。

  译成中文的佛经已卷帙浩繁,金庸只读过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他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他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间他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

  中文的佛经太过艰深了,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就很难明白。“有些佛经的注释很难懂,愈看愈糊涂,我就只看英国人直接从印度翻译过来的,比较容易懂。”金庸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英文译本,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他相信佛陀的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并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他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佛法解决了他心中的大疑问,他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经过了一年半时光。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72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42、146页。

  ③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4页。

  随后金庸研读大乘佛经中的《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等,又产生了疑问。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他终于悟到——原来大乘经典主要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了解与接受。他了解“妙法”两字之旨,才对大乘佛经中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金庸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他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在心灵上与他最接近的是“般若宗”。①

  1981年,杜南发问他为什么对佛学发生兴趣,他回答:“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信了。……写小说是追求美。我写社评,则是在力求弄清真和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断对与错。至于佛学,则属于宗教性的范畴,是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为了能直接读佛经,金庸甚至学习梵文,不过他说所学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几乎等于不懂。②

  金庸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将钻研佛经的心得以及佛经中的故事、经义,编写成数百篇朗朗上口的诗歌,那几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这事上面。倪匡见到他小心书写、校对过的一沓厚厚的原稿,却一直未见公开出版,不知是什么原因。①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6—158,165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81、205页。

  三、气功和烟酒

  80年代,《明报》副刊为气功、特异功能发生过争论,同一版面上不同作者的意见截然相反,有说毋庸置疑的,也有斥之为“国之妖孽”的。金庸对这些是相信的,偶然在一次饭局中谈起气功,编辑欧阳碧表示不信,他很认真地说:“你不信啊,这可能是存在的。”还从裤袋里拿出一个黑色的钱包说,“你看,我这个钱包本来是好好的,结果给一个气功大师用手指在上面发功,竟烧出一个洞来。”她凑近看,那还算新的黑色钱包上有一个泛白的破损处,约有一指甲盖那样大。欧阳碧还是不大信,金庸却深信不疑。不过转念一想,她似乎明白了,气功大师的表演不是间接证明他武侠小说中那些情节、各种武功的合情合理吗?②

  有“报坛鬼才”之称的王世瑜,闲时喜欢研究医、卜、星、相之术,爱与奇人异士论交,曾以“阿乐”的笔名写有关气功、特异功能的专栏,金庸也会将有特异功能的人介绍给王世瑜。

  倪匡说,下属都以为金庸严肃,不苟言笑,其实他本性极活泼,“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有一次几个朋友到他办公室的书房,他要伏案写社评,客人有男有女,喧哗吵闹不已,还经常要到他桌上去打电话,但他不加干涉,频说不要紧,脾气好得让客人们都不好意思吵他了。相交多年,倪匡只见他发过两次半脾气。③

  倪匡喜欢开放一点的人,他和金庸很熟,都已经算谈得好了,但还是有些东西要顾忌一下。④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2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76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3、98—99页。

  ④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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