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剑桥大学要给他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理事会中有人反对，说他支持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违背英国利益。展开辩论时，支持者认为，他是中国人，支持中国收回失土是爱国行为，剑桥不能反对任何人合理的爱国行为；中英租借新界条约，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这是任何文明国家都必须遵守的国际行为；剑桥讲理性、讲守信，不能反对信守条约的行为；剑桥注重学术独立自由，文学博士是学术性的，不是政治性的。③
① 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10月号。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16页。
③ 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9月号。
6月22日，金庸获授剑桥大学荣誉博士，随即提出申请，请求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剑桥最初不接受，因他已是荣誉博士。他的申请差不多花了三个月，费了一点周折才得通过。他已80多岁高龄，名满海内外，却执意要去剑桥拿一个博士学位。他说：“求学，并非为了学位，而是感到自己学问不够。”2003年11月23日，他在香港浸会大学说：“我最喜欢大学生活，我快80岁了，最大愿望还是到大学去做学生，从一年级念起。”①
2005年10月1日，金庸入学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与他同班的有中国学生，也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生。他每周上两次课，一次两个钟头，从不缺课。刚去剑桥时他租房住，后来花30多万英镑在剑河旁买了房子，“那里的住房升值很快，去年买的小房子，现在已经涨了5万多英镑。等我读完博士，可以赚一笔小钱”。他笑得很开心。
金庸没有带车，也没有在剑桥买车。到了剑桥他很想骑单车上学，但太太不让他骑，怕他年纪大了出安全问题。他只好打的去上学，“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港币一次……”导师很照顾他，有时骑着单车到他的住处来上课。②
金庸的唐代史导师麦大维（DavidMcMullen）教授是道地的“中国通”，不仅普通话说得好，还精通中国的历史、文学和古汉语。金庸最初提出的选题有武则天、狄仁杰、匈奴与匈牙利人、中国与罗马帝国之灭亡等，麦大维都没有同意，最后提出唐朝皇位继承制度与唐朝衰亡的关系，麦大维认为可以考虑，学位委员会也通过了。
2006年，金庸完成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从2007年起修读历史学博士。这年11月25日，他终于卸下“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头衔，但浙大还是要他担任名誉院长，当晚颁发了聘书。
金庸真正在剑桥读书的时间差不多两年。他总是说：“我觉得学问不够，也是自己的生活中、人生中的一个缺陷。”所以，80多岁了他还要去拿学位，弥补这个缺陷。2009年，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随后成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早在1998年，邓友梅、陈祖芬就要介绍他进作协，他没答应。
① 《快乐的君子——王蒙，金庸与香港大学生畅论人生》，《明报月刊》2004年1月号。
② 《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2010年9月，金庸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透过正史、野史分析唐代太子继位制度以及宫廷的权力斗争。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发生，唐玄宗派了儿子荣王平乱，后来战死，正史未提死因。他分析太子把弟弟荣王杀了。他说自己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而且他（太子）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他认为马嵬坡事件就是皇太子发动的武装政变。唐代皇位继承他早有留意，1969年4月25日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提及，“唐太宗英明无比，可是也不喜欢太子承乾，于是太子纠合大将侯君集等造反，事败被废”。又提及当年玄武门之变，唐高祖不得不立李世民为太子。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杜柏琛（ChristopherDobson）亲飞香港，给他颁发学位证书。当夜身穿长袍的杜柏琛以拉丁文宣布他成为荣誉院士和文学博士，接下来用英语说，剑桥从不在海外颁博士学位，这次是破例。①
当金庸要去剑桥读博时，老朋友罗孚曾说：“他已是八十以上的老人，年已耄耋，依然好学不倦，这实在使人敬佩。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学无止境……何妨放下、自在，这真是何等自在！”②此时，他已87岁，罗孚则已离世。
金庸曾是亿万男女的偶像，海峡两岸的座上客，以其武侠小说和《明报》社评征服了华人世界无数凡夫俗子的心。多年来，他的庞大身影覆盖了海峡两岸、芸芸众生。一个冬日的下午，阳光照在香港北角渣华道嘉华国际中心他的办公室。窗外，维多利亚湾湛蓝的海水，一如半个多世纪前他初来香港的日子。那一刻，在记者眼中——
他是一个温和而细致的人，仪容整洁，戴着金丝边眼镜，风度和蔼。拍照时，他微微有些羞涩和紧张，手里拿着一张从杂志上取下来的塑料封套，卷成细长的棍，不停地玩弄。……看到他略带腼腆的笑容和不知所措的举止，在这数百平米环绕书架和海景的大办公室内，格外显得孤单。③
① 陶杰《见证金庸获剑桥博士》，《明报月刊》2010年10月号，32—33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序言。
③ 2006年2月6日《富豪排行榜——揭秘中外富豪创富历程与奢华生活》，http：\/\/www.economy.enorth.com.cn。
滚滚红尘，转眼成空，是耶非耶，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无论多么辉煌，多么耀眼，天亮了，星星终将隐去，千千万万平凡的生灵，又将开始一天新的生活，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终要落幕。2003年7月，金庸在央视《新闻夜话》中说，他的墓碑上将会写着：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结束语 “金庸神话”
自1955年《书剑恩仇录》问世，金庸的武侠小说先在香港、东南亚等地，然后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社会长盛不衰，创造了一个奇迹。香港红学家林以亮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据不完全统计，金庸的读者超过一亿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庸的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居畅销榜榜首。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单是台湾从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就发行了四百七十万册以上。如果加上早年的盗印本及以后的远景版，发行量有上千万册。金庸早前自称，他每年从港、台得到的版税（包括电影、电视）为1000万元左右，但一直没有收到内地的版税，只有一次例外，1985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应李瑞环的要求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收到过一笔约1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这是正式签约给北京三联书店前他收到的唯一一笔版税。①
① 彦火《漫谈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333页。
“金庸是一个现象。他的小说平均每本超过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总销量（连收不到钱的）达一亿！然而，金庸现象的重点，不单是一亿这个数字，而是他的作品历半个世纪而不衰。有好事之徒做过统计，在‘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的销量，竟然比《圣经》历来的总销量还要大。于今看来，老毛的世界纪录将来可能被老查破了。”①
金庸的作品还被译成各种文字。据首尔信永出版社统计，韩国有十二家出版社盗译了金庸作品，其中不少是一流的出版社。东南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版了金庸小说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版本，以后又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中文简体字本。日本最具规模的出版社之一德间书店，准备出齐日文《金庸全集》。自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雪山飞狐》以来，《鹿鼎记》《连城诀》《侠客行》《射雕英雄传》等英译本已陆续问世。②
1980年10月12日，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出版，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在《明报》刊出《等待大师》广告，征集“金学”研究稿件，随后一套23册的“金学研究丛书”陆续问世，以武侠小说而成为“金学”，这在中国尚无先例。三十多年过去了，“金学”俨然已成显学，在香港有倪匡，在台湾有林保淳，在内地有陈墨等“金学家”，出版了大量“金学”著作。各地的“金学”研究会、“金庸学术研究会”、“金庸书友会”等成立也有多年。北大、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学府都举办过金庸作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一些人心中，金庸早已成了一个神话。
以“潜规则”解读中国历史的吴思写过《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或许有助于破解“金庸神话”。在一个缺乏财产安全与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伤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金庸笔下的大侠所具有的伤害能力，只有皇帝能与之相比，但大侠比皇帝要幸福自由得多。武侠梦，实质上就是中国男人改良了的皇帝梦。
① 张五常《我也看金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63—64页。
② 彦火《漫谈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333—337页。
为什么武侠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气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适宜。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①
武侠小说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报》在他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香港乃至中华文化圈，他独具特色的武侠小说和明报王国树立了两座高峰。他成为政要和大众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个作家拥有的读者数量能与他比肩。文学就是文学，现在给他的作品下结论，也许还为时过早，是否传世的经典，百年之后才能见分晓。
造成“金庸神话”的另一原因是，他一介文人竟登上了香港亿万富豪排行榜。在一个以拜金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与崇拜心理毋庸讳言。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同时成为商业社会中的财富符号，他身上实在包含了太多的奇迹。罗孚直言，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
有人说香港没有什么，“除了金庸，只有平庸”。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镛”的一分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尽人皆知的。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还有没有金庸？”回答是否定的，金庸乃是香港特定时代的产儿——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就没有金庸。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有在上海度过四十年代的末日而进入五十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他的处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正好是内地大鸣大放，他这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吗？甚至他有可能写作这样的作品吗？①
① 《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
1967年8月，香港正在“五月风暴”当中，风雨飘摇，《明报月刊》“编者的话”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笔，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香港这个在英国统治下的小地方，对于中国人还有一层非常深重的意义。我们除了必须赖此海港来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儿育女之外，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香港还可能有很大的贡献。在现今中国的动乱局势中，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有机会让中国人能创造学术文化的少数地区之一。
……香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之将来也同样重要。让我们珍惜这种自由，珍惜这种机会。
无论他的武侠小说，还是《明报》和财富，都是香港殖民时代的产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话”。如果他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内地，以他的家庭出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工作过的经历，就算逃过1957年，也无所逃于“文革”。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将一事无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将在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金庸全部的成功都是因为香港，他的成就与其说是“金庸神话”，不如说是“香港神话”。对此他很清醒：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②
① 柳苏《话说金庸》，柳苏编《香港的人和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03—304页。
②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396页。
一、俗与雅
金庸说：“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对追求‘物质’的欲望尤为强烈。香港地小人多，竞争激烈，因而‘想过好生活’的心愿特别大，‘过好的生活’‘发财’‘有社会地位’往往会成为人生的目的。对于文化、艺术也轻易以商业性观点来作判断，以‘那值多少钱呢’来看待一切，这是我所担心的。”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商业社会，他的武侠小说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经济学家张五常当年曾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对时代环境有亲身的体验：
说金庸，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说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当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社会，今天不论明天事，过得一天算一天。市场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点刺激。黄色刊物大行其道。……还珠楼主乱放飞剑，牙擦苏与黄飞鸿斗个不休，而写到外国，我们有《陈查礼大战黑手党》。老外当时的文化也差不多。从美国运到香港的电影，要不是《原子飞天侠》，就是《铜锤侠大战铁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好些到香港来的外江佬要写稿为生。其中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梁羽生，另一个是金庸。他们谈历史，说艺术，论诗词。为了生计他们发明了“新派”武侠小说。①
在普遍追求物质的消费型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说，更需要一种“游戏、趣味和娱乐”。金庸多次说自己的小说不过是“娱乐性读物”：
我的小说也不能说写得好，也不敢说文学家，总之我努力把小说写好。现在我在中国及海外华人中比较受欢迎，我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娱乐，也不
① 张五常《我也看金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64页。说非常有益，至少没有太大的害处的一个娱乐品，有些读者看了觉得很开心很高兴，我就尽了我的责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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