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善耆和川岛开始了交往。川岛协助清廷“维持京城治安”之后，直接隶属于善耆主持的工巡局，掌管工务及警务治安。工作往来使两人经常接触。另外，川岛对善耆投其所好，也是两人迅速成为朋友的重要原因。首先，川岛通过与善耆交换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在对亚洲局势的分析上逐渐达成了“共识”。如，善耆错误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凭借紫禁城被日军“保存”这一点，就盲目认为当时世界上对清王朝的统治造成最大威胁的是“白人帝国主义诸国”，而非“黄种”帝国主义的日本。他认为，在这些白人帝国主义诸国中，对清王朝威胁最大的当属俄罗斯。因为清王朝二百余年来一直受到俄罗斯的侵略威胁。而对抗“白人”侵略的方法是与“同为黄种人”的日本提携。善耆说：“如欲挽回如此滔滔大波之颓势固非易事，若非中日两国提携，终难达亚洲复兴之目的”，中日两国，“若能长短相补，中国因日本之强而得到庇护，日本因中国之富而得到补给，则东方出现一大富强之亚洲，抵御白色势力上绰绰有余。”虽然善耆意识到为争夺中国日俄之战在所难免，但他却认为：如果日本战胜沙俄，清王朝还能“保全”。
善耆的看法与川岛把沙俄看成日本在中国东北、蒙古地区扩张的最大敌人、志在中国建立“防波堤”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多相似点。因此川岛对善耆表示“赞同”。在善耆的帮助下，川岛在我国东北、内蒙地区从事间谍活动，获取了大量情报。同时，川岛等人通过善耆的介绍(善耆之妹嫁内蒙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将日本人河原操子等安插在蒙古王公府内做“教师”，使各王公府邸成为了日本间谍实质上的情报站和联络点。
除了对“白人”、对沙俄思维上“接近”外，川岛接近善耆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善耆急于改革的心态，向善耆献计献策，以达到接近善耆的目的。这种方法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善耆曾对川岛说：清王朝已如同“腐朽糜烂之屋”，“必须全部拆解，由根本上进行重新建筑”。但“余生于大清之家，谋求保全中国的同时，有义务维护大清之命运”。川岛则表示“甚为钦佩”，并经常帮助善耆谋划。在善耆任工巡局管理事务大臣兼步军统领期间，曾企图撤销步军统领衙门。这种“激进的改革”马上遭到了廷臣们的非议。最后以善耆遭到罢免而结束。在被免官以后，川岛很快造访了善耆，对他说：“见官报得知王被革职，特来为殿下祝贺。”善耆沉思了一阵，紧紧握住川岛的手说：“多谢多谢。”川岛则趁机进言说：“曾向王建言，须以航海之数驾驭，但殿下未悟事以兹此，然而其乃为殿下适宜之活教训，殿下之大志从此成功也。”善耆说：“正是。天赐余极好休养之时机，从此专心读书修心也。”从此越发将川岛视为知己。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在此前13天，袁世凯、赵秉钧等人已经派兵控制了北京，并派人监视、包围了各王公大臣府邸。反对退位的善耆看到大势已去，又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逃离北京。在此情况下，善耆的“老友”川岛浪速向善耆建议去东三省以图“恢复”。而张作霖也曾经与善耆有过密议：如果朝廷有难，张在东北举兵勤王。因此善耆接受了川岛浪速的建议，于1912年1月31日离开北京赶赴东北奉天。但实际上，川岛每天都打电报给日本参谋本部，报告善耆的行踪。其结果是善耆由前门乘火车到达山海关时，前方的铁路桥被日本人有计划地炸毁，无奈只好改乘日本军舰到日本控制下的旅顺去过被日本“保护”的生活，家产则被川岛一点点骗光。
虽然善耆与川岛浪速在结识期间有着较为一致的思想基础，表面上建立了合作关系，但两人的动机与目标有着巨大的差别。川岛为了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者攫取我国东北、内蒙，利用了善耆企图“中兴”清王朝的心理，策划了善耆去东北并让他挂名指挥“满蒙举事”，企图在那里建立受日本操纵的傀儡政权，阴谋分裂中国。而善耆由于看不清世界发展的潮流，始终未能从“复辟祖业”的虚幻中清醒过来，直到最后也没能看清川岛的“友情”。
发表《对华管见》
1912年，由于中国南北议和，局势有变，日本政府改变立场支持中国北洋政府，至1912年6月“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川岛浪速不甘心，于同年8月发表《对华管见》，再次鼓吹“满蒙独立”。1914年4月，日本大隈内阁执政，川岛浪速的“满蒙独立”阴谋又获得日本政府支持，于是，宗社党东山再起在川岛浪速的一手操纵下，宗社党开始在大连、安东、貔子窝等地网络土匪，将土匪伪装成劳工，集中于大连，建立了“满洲特殊部队”勤王军，鼓噪起“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勤王军共2800余人，分编为三个团，屯扎在大连寺儿沟、小寺油坊等地进行训练，待机起事。当时，川岛浪速亲任勤王军总帅，任用日俄战争时期参加过“特别任务班”的日本军人和大陆浪人为骨干。为扩大举兵势力，笼络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札布所部3000余人为主力，他将养女川岛芳子嫁给巴布札布之子甘珠尔札布为妻。1916年3月，他在大连设立举事指挥部，预定6月中旬进攻奉天。不想，袁世凯于同年6月6日突然猝死，日本政府转而支持继任者黎元洪，遂阻止川岛浪速等人实施满蒙举兵计划。同年7月中旬，川岛浪速的勤王军被日本政府解散，巴布札布本人也被奉军击毙，“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宣告失败。
策划满蒙独立运动
川岛浪速在1912年写的《对中国管见》一文中，明白表达了他发起“满蒙独立运动”的思想基础。他认为“世界列强之分割中国是必至的，所以日本应在此以前在满蒙制造保护国，如有机会可支援满蒙这一保护国，以统一中国本土的一半左右于日本的势力之下”。辛亥革命后，川岛曾经考虑一个“南北两分策”的阴谋，即在日本卵翼下，在黄河以北建立“北清帝国”，由日本帮助阻止革命军北上。清帝逊位之后，川岛又与日本驻北京武官多贺宗之策划，企图暗杀袁世凯，同时劫走宣统皇帝溥仪。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于是又与清贵族肃亲王、喀喇沁王、那亲王等密谋，与良弼、铁良等组织的宗社党勾结，进行复辟清朝的活动。川岛的计划是在中国东北(即满洲)拥立肃亲王，同时使蒙古的喀喇沁王或巴林王举兵，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满蒙王国。在实行这一计划之前，川岛曾多次电请日本参谋本部予以支持。川岛在电报中明白表示：实行这一计划，将使满蒙实际上置于日本手中，是有关日本霸权的大计。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觊觎我国东北。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和军部都积极采取维护和扩大在满蒙权益的政策，策略之一就是使满蒙脱离中国“独立”，置于日本势力控制之下。川岛浪速发起的满蒙独立运动，恰恰符合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因而受到参谋本部的支持。
满蒙独立运动是在川岛浪速倡议下，以日本参谋本部的部分军官为主。会同宗社党人以及日本的一些下级军官、在华浪人进行的。1912年1月，参谋本部派高山公通到北京，与日本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彦吉和武官等密商，由高山公通护送肃亲王于2月2日傍晚逃离北京去旅顺。川岛浪速随后陪同肃亲王家眷等60人赶到旅顺，在这里形成了进行满蒙独立运动阴谋活动的中心。同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又派贵志弥治郎来沈阳，与川岛等配合行动。贵志与高山公通、多贺宗之、守田利远、松井清助等日本现役军官构成指挥中心，策动北大营的部分东北军首先起事，并指望赵尔巽、张作霖等响应宣布东北独立，结果起事部队进城抢劫骚乱，被张作霖守城军队镇压驱散，不了了之。这时中国形势发生了变化，南北议和，日本政府认为“革命党将建设国家，日本有必要与之保持亲善协和，特别是列国成立借款团，日本也应参加，因而现在如发生满蒙举事之类的事，于国家不利”，从而改变了支持满蒙独立运动的政策，把川岛浪速召至东京，要求停止这一运动。川岛被迫应允停止行动，但作为交换条件，提出要求永久保障肃亲王的生活和不干涉川岛一派的人部署在满蒙各地。这在日本历史上称为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中止，主要是日本政府特别是外交部门与军部之间意见分歧的结果。军部和川岛都没有放弃这一行动计划，不久又开始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1915年夏，袁世凯帝制运动进入高潮，而南方各省反袁运动已呈山雨欲来之势，日本政府和军部一致采取了倒袁并进而扶植一个亲日政府的方针。具体办法是：一面支援反对帝制的南方派；一面使在川岛浪速等唆使下的宗社党、蒙古部族在满洲举兵，南北呼应，以颠覆袁世凯的政府，将满蒙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为执行这一计划，参谋本部派土井市之进、小矶国昭等来我国东北具体“指导”。当时，川岛浪速操纵的宗社党，正网罗东北各地的土匪约2000人，伪装劳工，集中于大连，同时与蒙古军将领巴布扎布联系，待机起事。土井、小矶等抵东北后，首先会见川岛，了解川岛的计划，协调行动。日本财阀大仓组为肃亲王提供了一百万元贷款作为经费，三菱财阀也曾给川岛多次资助。准备就绪，起事已经引弦待发。
这时，日本外务省派驻中国东北的领事机关和驻军，认为宗杜党等土匪乃乌合之众，不只成功无望，反而会有损于日本“国威”，因而反对川岛的计划，极力主张扶植张作霖，以更加稳妥地实现使满蒙独立的计划。日本政府因此改变态度，电令参谋本部派出人员土井、小矶停止以川岛为中心的满蒙独立起事，等待命令。在这之前土井和川岛等已经约定4月15日起兵，接到电令后，小矶立即回东京了解中央本部的真实意图。原来参谋本部的态度并不是反对起事，而是要慎重行事，一旦动手则期其必成，并避免暴露日本政府在幕后操纵的真相。根据这一精神，土井、川岛等重新下决心行动，并确定行动时间在6月10日至15日之间。川岛等领导的宗社党土匪队伍集结于大连，貔子窝、丹东一线，整装待发。不料想6月6日袁世凯猝死，日本政府又改变为支持袁的继任者黎元洪和扶助中国南北合作的方针，因而川岛等的满蒙起事再次被迫中止。当川岛率领的队伍停止行动时，蒙古巴布扎布军已按计划进至满铁沿线郭家店，由川岛与日本军部交涉，以承认蒙古军“自发”地进行独立运动为条件，并给予巴布扎布军五万元和部分武器，使巴布扎布军退回哈拉哈河畔，巴布扎布本人在撤退途中被张作霖部队打死。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至此告终。
川岛浪速发起的满蒙独立运动虽未成功，但它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的雏形和预演。川岛回国以后，仍未放弃侵略满蒙计划，继续进行帝国主义的宣传等活动。1935年伪满皇帝溥仪访问日本时，特地派侍从长官去川岛家“慰问”，赏赐有加，也说明了川岛与清朝复辟势力的深厚关系。
1922年肃亲王病死旅顺后，肃亲王的家务乃由川岛浪速代管。总之，川岛浪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几十年，干尽了坏事。回到日本后，于1949病死。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1883～1948），日本陆军大将，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后任日本第十四师团长，参加兰封会战，升认第七方面军司令，教育总监，第一总军司令，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坂西门下首徒
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贤二出生于冈山县的一个武士之家。其父土肥原良永曾任日本陆军少佐，其兄土肥原鉴是日本陆军少将。土肥原贤二14岁开始，先后在仙台地方幼年学校、东京中央幼年学校学习。1904年10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在校期间曾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及中国军阀阎锡山等同学，交往甚密。毕业后于同年11月被授予日本陆军步兵少尉军衔，并被分配到步兵第十五联队，不久便参加了日俄战争。1905年4月，土肥原调往第49步兵联队，1907年12月晋升为中尉。土肥原进入日本培养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1912年11月，从该校24期毕业，次年年1月调到参谋本部任职。7月，土肥原便以参谋本部部员的身份被派到中国北京，晋升为大尉，担任日本驻中国武官坂西利八郎的副官，师从坂西这个日本驻中国第二代特务头子达五年之久，成为这个北洋七代总统的顾问最得意的弟子，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谙熟中国的政治、历史及风土人情，善于交际，因而还和中国许多军阀和政界要人建立起了微妙的个人关系，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1918年6月，土肥原调回参谋本部，同年11月调到齐齐哈尔，任黑龙江督军顾问。1919年8月晋升为少佐。1920年调到第25步兵联队任大队长。参加了出兵西伯利亚行动。1921年5月，赴欧美考察军事。1922年12月重返坂西公馆工作。1923年8月晋升为中佐。1926年3月，步兵第二联队副。转第三联队副，1927年7月晋升为大佐，第1师团司令部任职，日本人对陆大精英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十年人事，即只要不犯错误，一般十年内就可以升到大佐，土肥原贤二因为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用了十五年才达到这个职位。1928年3月，土肥原应聘出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主要任务是：指导奉军以日军为典范进行训练，以便一旦有事为日军所用，与关东军及奉系军阀所辖范围内的帝国官宦、陆军武官等保持密切联系；大力搜集奉军所辖范围内的有关军事、内政、交通、财经及资源等情报。
与张作霖恩怨
在中国期间，土肥原贤二作为“坂西公馆”的实力人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竭尽全力援助奉系军阀，他想方设法扰乱直系军阀的金融系统，使其所发行的纸币作废，乘冯玉祥于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迫使吴佩孚兵退汉口之际，使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掌握北京政府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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