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附录(12)

　　毕业前夕，３００多名身穿陆军少尉军服、腰佩长剑的第17期陆军士官生来到了日本皇宫，接受走上战场前的最后一次军国主义灌输。在振天府前，这些死心塌地要为军国主义效忠的年轻军官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发誓要为天皇而死。同学中一个名叫安井的一席话道出了东条英机的心声：“参观了振天府，世上已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做天皇陛下的御盾，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也心甘。”在毕业分配上，先被分到陆军第3师团的东条英机被“幸运”地临时抽调到了新编第15师团。这是一支即将开赴日俄战争前线的部队。然而，东条英机盼望已久的这一“机会”却来得太迟了。1905年4月，日俄战争已胜负分明，日军在夺取了奉天会战的胜利后，俄国已成强弩之末。东条英机只是作为一名守备队员度过了他梦想已久的第一次出征。从日俄战场返回日本后，东条英机重又回到陆军第3师团。在那里，他度过了一段平庸而又闲散的生活，娶妻、生子……不甘寂寞的东条英机只得在平平淡淡中打发着庸常的日子，这对于像他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来讲简直是一种“煎熬”。1915年，东条英机从陆军大学第27期毕业时，已经31岁，距离他走出陆军士官学校整整10年。

　　欧洲之行

　　毕业后，作为精英分子的一部分，东条进入了陆军省实习，接着外放任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正好碰上裕仁皇太子游历欧洲，接见驻欧洲各地日本武官，在闲院宫载仁亲王等皇族前辈名将的引见下，以永田铁山为首的青年军官向皇太子宣誓效忠，发誓铲除军内长州阀元老势力，清除政党势力对皇权的干涉。随后巴登巴登三羽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和冈村宁次）拟定了计划大纲。作为在巴登巴登的第四个人，东条英机当时负责在门外放哨。

　　踏入侵华之路

　　回国后东条又先后当过陆军大学的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参谋等职，在军队中秘密发展横向联络。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1931年8月任参谋本部整备局动员课大佐课长，“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各政党对军部所持放任态度不满，东条英机马上对政党发表的不利于军部的言行进行了“调查”，指控这是“挑拨军民关系”。

　　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同年11月任军事调查部部长。而当时的军务局长正是永田铁山。作为东条英机的学长，他以其对日本社会的洞察力，曾说过的一句影响东条一生的话：“东条是将来肩负日本陆军的人物。”当时，在日本陆军，永田铁山以其聪慧被誉为军中第一大脑，而且政治能力很强，是统治派公认的老大，是众所周知的“肩负着日本陆军未来的重头人物”，能对东条这个报名三次才考上陆大的平凡人物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足以使东条英机感激终生。然而，永田铁山却并没有成为对东条英机后来的平步青云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对于东条英机其人，日本陆军内部对其的看法可谓毁誉参半。以永田铁山为代表的一类人对其行动能力极为看重，但同时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其思想能力提出过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被誉为日本第一军事家的石原莞尔。在石原莞尔的眼中，东条英机不仅无德无能，甚至连相貌都令他不能忍受。在背地里，石原说东条的坏话可谓司空见惯，什么东条只能保管十挺机枪，超过十挺就无能为力了。石原莞尔曾当面称已经晋升为陆军中将的东条英机为“东条上等兵”，引得听到此话的人无不忍俊不禁。日本陆军的元老级人物宇垣一成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曾经回忆说：“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总理大臣。”看来，石原莞尔的“东条上等兵”并非没有知音。1934年3月，东条英机在军事调查部长的位置只坐了四个月，便被调到陆军士官学校，随后又先后任职于步兵第24旅团和第12师团司令部。几经异动后，东条英机最终只落了个闲职，特别是到了第12师团司令部后，他已经到了无人关心其上不上班的地步，甚至连办公桌都未给他安排。1935年9月，陆军部人事局长后宫淳，东条英机在陆军幼年学校时代的校友力荐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而东条英机正是以此为跳板开始了他向日本法西斯最高权力中心的冲击。

　　剃刀将军

　　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尽管并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对于东条英机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不鸣则已，一鸣必惊人！”51岁的年龄，对东条英机也对自己发出了警告，他必须让陆军高层注意到他的存在，让天皇知道陆军还有一个名叫东条英机的“实干家”。

　　宪兵统治

　　日本以武力强占我东北后，为了实现对伪满洲国的所谓一元化统治，于1932年便出台了所谓的《八八》决议，随后又于1934年将日本驻伪满洲国的机构进行重新整顿。自此时起，关东军实际上掌控了伪满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大权，关东军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东条英机所任宪兵司令官一职，按照规定同时兼任日本驻满行政事务局长的要职。东条英机到任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党羽。在此之前，关东军宪兵队仅仅是一个编制仅200人左右的队伍。这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当然无法满足东条英机的需要。于是他迅速从日本本土、中国台湾以及朝鲜等地调集了一批得力干将，并为他们在宪兵队里安排要职，在短时间内培植了对其忠心耿耿的亲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关东军宪兵队便猛增到1000多人，并在东北各地下设了宪兵队、分队和派出所，编织了一张由他所控制的势力网。

　　与此同时，东条英机还通过实施警宪统一，既扩大了宪兵队的实力范围，又解决了多年的棘手问题。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实际上存在着三个系统的警察组织，即伪满民政部的警察、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和关东厅的警察。围绕着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持反对观点的关东厅警察和持促进观点的领事馆警察之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面对这一局面，东条英机不容分说，断然决定将两部分警察统一置于宪兵司令部的指挥之下。东条英机的这一“剃刀”作风，使得关东军内部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受到强烈的震动，他也通过此举大大提高了在关东军中的“威望”。为进一步树立威信，加强对宪兵队的控制，东条英机还向全体宪兵队员发出“要忠于职守”的训示，同时还特意将自己的肖像贴在印刷的训示上。一时间，东条英机的肖像贴遍了伪满宪兵各分驻所的墙壁。

　　剿义勇军

　　头三脚踢过后，东条英机对自己感到还算满意，但要想实现他更大的野心，他还必须进一步实施第四步计划：抓实权。在东条英机上任前的一个月，即1935年8月，关东军为了讨伐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曾制定了一份《治安肃正计划》，以伪奉天、安东、吉林、间岛和滨江五省区为重点，企图将我抗日力量一举扼杀。东条英机走马上任时，正值关东军实施这一计划的关键时刻。看准了时机，东条英机决定以讨伐我抗日武装力量为突破口，为宪兵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于是，他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施政纲领：1.在日满警务机关中建立“思想对策”专门机构，借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镇压。这一专门机构应由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指挥，赋予其监督“满洲国”警务机关的权力，改变以往由特高课和司法课分头负责管肃和拘捕的“两张皮”现象，以堵塞在这方面的漏洞，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2.以滨江、三江、吉林、间岛、安东和奉天六省及哈尔滨、齐齐哈尔、新京、奉天和大连五大城市为重点，将配置在各地的临时宪兵机构建制化，充分发挥宪兵的作用，打击反满抗日力量。3.日满各机关从事“思想对策”所需经费由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统一管理和支配。这一“施政纲领”充分暴露了东条英机急欲独揽关东军“治安肃正”大权的野心。借此机会，他轻而易举地将监督、执行和财务三权统统把持于一手之间。大权在握后，东条英机更加踌躇满志。他找来时任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开始秘密筹划“剿匪”事宜。1936年10月1日，佐佐木到一亲率日本军事顾问团数十人，总计出动伪满11个旅，约25000人。对东边道实施大讨伐，1937年3月26日，在通化、辑安、临江交界处的老虎顶子上，王凤阁率领抗日救国军与敌人展开了15个小时的激战，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军俘虏。东边道的“独立大讨伐”使东条英机一夜成名。踩着成千上万抗日将士和无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走上关东军参谋长位置的东条英机，已经再也抑制不住其勃勃野心了。

　　二二六事变

　　1936年2月26日清晨，“皇道派”近1500名少壮派军人在东京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占领了首相府、陆军省、内务省和参谋本部等重要机构，还控制了《朝日新闻》社。内务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相高桥是清等人被政变军人杀死。政变者以“尊皇讨奸”、“昭和维新”为口号，支持荒木贞夫等“皇道派”首领掌权组阁，建立法西斯体制，立即“北进”，讨伐苏联。政变使东京陷入一片混乱。政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满洲”，作为“统制派”骨干的东条英机不禁暗暗吃惊，因为关东军内部也有不少“皇道派”的同情者，他自己可能也成为“皇道派”分子刺杀的目标之一。不久，情势更加危急——驻哈尔滨的第十一特混旅团真川少将发出通电，声称支持国内的“兵谏”；驻“东满”的一六师团已自行出动，赶往“新京”；佳木斯守备营发生暴动，已占领东站、拦截火车……东条英机面对危机情势，拿出一贯作风，根据关东军镇压命令的指示展开大搜捕，指示手下宪兵搜捕中可不与所属部队长官商量而直接行事。他向各师、旅团及分散于各地的宪警长官发出密电和密令，命令立即处决叛国乱军者。根据“黑名单”，长春的宪兵迅速行动，逮捕毙杀了长春的全部“皇道派”高级军官。另一方面，东条英机不失时机地向天皇和军部发出通电，表明立场，宣称关东军反对“兵谏”，坚决支持天皇。通电中说：“‘皇道派’逆徒戮帝国重臣，以武力逼宫，辱我皇威乱我政纲，致举世骇怒。今全体关东军声明矢忠于万世一系之皇统，不惜以武力歼灭任何反叛，以靖神国。今至誓师讨逆。敦请军部立即通令拘捕败类并整肃全国。‘皇道派’叛军如尽早举械以降，可免重刑。如顽抗不冥，关东军必振武奋击，代行天惩！”东条英机的果断强力行动，稳定了关东军的局势，使“统制派”牢牢控制住这个“皇军之花”，遥呼东京的“平叛”行动。28日，东京戒严司令部发布“奉敕命令”，出动军队，镇压“叛军”。次日，叛军纷纷投降。后来，为首的17名“皇道派”军官和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等被处决，其他主要“皇道派”军官被解职、降职，“皇道派”势力在军部遭到大清洗。随着“二二六”兵变的失败结局，“统制派”获得了压倒“皇道派”的优势地位。东条英机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恢复“满洲治安”的“战果”，以及在“二二六”事变中支持天皇的忠心表现，为他赢得了军部中央的支持和赏识。1936年12月1日，东条英机被晋升为陆军中将。1937年3月，东条英机接替板垣征四郎登上关东军参谋长的宝座。

　　对华一击

　　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军部中央形成了强硬派与谨慎派两大派别，前者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及参谋本部第3课课长武藤章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参谋本部第１部部长石原莞尔、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为代表。两派对时局的分析迥异。强硬派认为，中国已是不堪一击，只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征服，目前正是最好的时机。而谨慎派则坚持认为，目前时机尚不成熟，由于日本须全力准备对苏作战，如贸然发起对中国的大举进攻，有可能泥足深陷，这样不仅不会取得良好的作战效果，同时也有可能使对苏作战处于被动地位。

　　在两派的论战中，一开始是谨慎派略占上风。但是，由于当时的近卫文麿内阁在大政方针上摇摆不定，因此军部很难达成协调一致。在近卫看来，两派的说法都有道理，他既想接受陆军内部的强硬论，趁势向华北增派兵力，又不想扩大事态，希望通过和平交涉解决问题。就近卫的本意来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想伺机进攻中国，又不想使事态过分扩大，更不愿因此而影响到对苏作战，最好是鱼和熊掌能够兼得。武藤章及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中坚军官正是看透了近卫的这一心理，遂反复向其灌输主战理由，声称进攻中国不仅不会使事态扩大，相反还会有利于日本巩固在满蒙的权益，从而使日本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苏作战当中去。

　　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态度鲜明地支持强硬派的立场，他们以中国军队进入察哈尔将对满洲国构成威胁为借口，强烈要求参谋本部准予其向华北发动攻势。关东军的这一态度，对强硬派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摸清了强硬派底数的东条英机，再次发挥其“剃刀”风格，来了个先斩后奏——他在未经参谋本部许可的情况下，就预先派出了一支部队向察哈尔方向挺进，并不断制造虚假事件。到了8月中旬，中苏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使得东条英机更加找到了强硬论的根据。于是，在关东军连日召开的会议上，东条英机公然为进攻察哈尔寻找理论依据，声称：“此次进攻的主要目的，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可以改变中国的排日政策；第二，防止共产势力的进一步壮大；第三，有助于开发华北的经济。如不能达到此三点目的，帝国安全即无保障。”

　　与此同时，关东军独自拟定了《对时局处理纲要》，提出全面发动武力进攻以膺惩南京政府，歼灭北上的中央军等五条方针，并写明：“建立地方政权，以谋求与满洲接壤地区的明朗化，为了准备对苏作战，确保正前方的安全至关重要，为此，“至少要使察哈尔、河北、山东各省彻底独立。”其用心十分明确，即利用此次中日冲突，一举在华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借以分割中国，防止风起云涌的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对日本构成威胁，从而影响其对苏作战的准备。在此情况之下，日本参谋本部同意了关东军提出的对察哈尔作战的请求。不过，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在内阁会议上，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不扩大事态的主张，藏相贺屋兴宣则从财政方面陈述了扩大事态后日本将可能面临的财政上的种种困难。但实际情况是，关东军已如脱缰野马，除顺从时局的发展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