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韦昭：酒量小学问大

　　韦昭，三国时东吴史学家，历经东吴四朝，人称其为“东吴第一史家”，《三国志》成书的材料，有一部分就是取自韦昭编纂的《吴书》。

　　《三国志》也记载了韦昭的生平，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三国志》里“韦昭”变成了“韦曜”， 后人分析作者陈寿是为了避司马昭的讳改了韦昭的名。但《三国志》中又有张昭、胡昭等，都不避讳，这是为何？

　　现代学者推测韦昭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韦曜，《三国志》用的正是这个别名。到底是“韦昭”还是“韦曜”，并不重要，想说的是韦昭的为人。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围棋爱好者写的，说韦昭曾经迎合上级写马屁文章，是个大马屁精。这可是大大错怪韦昭了。

　　当时，孙权的第三个儿子孙和担任太学一职，这个官职类似于今天的教育行政长官，他很反对下围棋，认为“交游博弈以妨事业”，下棋纯粹是浪费时间，对办正经事一点好处也没有。他让手下人讨论这件事，时任太子中庶子的韦昭，写了一篇《博弈论》，引经据典地说了下棋的不少坏话，如下棋非君子正道，下棋使人诡诈等等。

　　公正地说，韦昭对围棋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这只能说明他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甚深，而不能说明他是刻意迎合孙和。恰恰相反，韦昭是那种坦荡正直之人，对于趋炎附势、迎合上级那一套，他是弄不来的。

　　孙和的儿子孙皓登上帝位之后，起初很器重学识渊博的韦昭，再加上韦昭曾随侍过自己的父亲，所以他封韦昭为“高陵亭侯，中书仆射”，让他主修国史。

　　孙皓有个怪毛病，他觉得自己当了皇帝，大臣们并不是真心臣服，他想了个法子来考验部下，方法也很“特别”，那就是“酒精考验”，用喝酒来试探人心。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里记载，孙皓常常宴请群臣，强迫他们喝得烂醉，喝不了的，就强行灌下去。在酒宴上，他还专门指派了十位黄门侍郎做监查官，搜集醉臣们的“酒后真言”或者说是“胡言乱语”，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上报定罪，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孙皓强逼大臣喝酒的无赖行径，也许是从祖父孙权那里“遗传”下来的。当年孙权在武昌的钓台喝得大醉，使人将水洒在群臣身上说：“今天你们都要痛快地喝，直到喝醉了掉到池子里为止！”群臣都不敢违抗，只有张昭一声不响地走开，孙权连忙派人将他叫回来，问他原因，张昭把孙权同酒池肉林的商纣王相比，孙权惭愧不已。

　　孙皓显然没有祖父孙权那样的道德和心胸，他强迫大臣喝酒，一喝就是七升。

　　魏晋时一升相当于现在的0.2公升，七升酒相当于三斤水的重量，众所周知，当时的酒并没有多少酒精含量，七升酒最多相当于今天的三瓶啤酒。而韦昭是典型的“学问大酒量小”，他的酒量不过二升，也就是接近一瓶啤酒的量。

　　七升酒绝对喝不了，怎么办？

　　这时候的孙皓还是特别关照他的。像对待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一样，孙皓破例允许韦昭喝得少一点，有时还会让他“以茶代酒”，开了中国宴席史上“以茶代酒”的先河。

　　但孙皓后来不喜欢韦昭了，这与韦昭的耿直性格有关。

　　孙皓执政的时候，各地有很多人报告祥瑞征兆的事情，这明摆是为了讨孙晧的欢心，牵强附会弄出来的东西，孙皓拿这件事问韦曜，并想举办庆祝活动，韦曜直言：“此人家筐箧中物耳！”意思是，这只是人们的筐里放着的东西罢了。成语“筐箧中物”就是由此而来。如果换了别人，大概会说这是天降吉兆预示洪福齐天、国泰民安之类，韦昭偏不这样说，自然让孙皓十分扫兴。

　　第二件事，最影响孙皓心情，这是关键所在。

　　孙皓要韦昭写史书时，为其父孙和作“纪”，其用意很明显，就是想让自己的父亲以皇帝的身份留名青史，但韦昭坚持认为孙和没有登过帝位，只封过一个“南阳王”，不能算是皇帝，只能按“传”的规格写。

　　从此，孙皓就经常找韦昭的毛病，动不动就对韦昭发火。这韦昭也不傻，他知道得罪了领导，以后的“小鞋”够穿一辈子了，于是以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为由，请求辞去史官，但孙皓不许，后来韦昭生病了，孙皓又派人监视他的医疗和用药情况，大概是怕他死掉，同时进一步逼他为其父孙和写“纪”。

　　韦昭没有满足孙皓的“无理”要求，孙皓的怀恨之心就更甚了。他开始找各种借口报复韦昭，在酒宴上，以前给韦昭的特殊照顾取消了，“以茶代酒”的礼遇也没了，韦昭只好硬着脖子大灌苦酒，无奈酒量太小，喝得太少，令孙皓大为不快。

　　再加上在酒宴上，孙皓还喜欢玩一种类似今天“脑筋急转弯”的益智游戏，这种游戏以孙皓的侍臣考问官员为主，如果官员答不上来，或者揭露了某人的隐私、短处，孙皓就觉得非常开心。然而，如果官员在回答的时候说了不该说的话，就会被当场收押治罪。孙皓有时也让韦昭向官员提问。韦昭不愿为难那些可怜的官员，就故意选一些方便回答的问题，官员们自然轻松多了，但孙皓却不高兴了。喝酒太少，问题出得太简单，两件事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不承用诏命，意不忠尽”的罪名。韦昭被投入死牢。

　　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可怜的韦昭还不觉醒，书生气十足的他在狱中还没忘记他的学问，以为所谓的学问可以为自己减罪，他托人上书给孙皓，列举穷毕生精力写的几部书，希望呈孙皓一阅，以免死罪，好让他以毕生精力完成《吴书》。可是当权者哪里会吃“知识分子”这一套，暴君孙皓装模作样地翻了几页书后，就把书丢在一边，说：“书有污垢，脏了我的手!”

　　当时和韦昭一起著《吴书》的华核屡次上书孙皓，让孙皓像汉武帝对待司马迁一样对待韦昭，放韦昭一条活路，但孙皓不听劝谏，最后还是将韦昭杀了。那一年，韦昭七十岁。

　　韦昭之死，让人感叹，有时候坚持原则就是坚持正义，然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太大了些。庸人如我者以小我之心忖度，不想八面玲珑活于当世，委曲求全又如何？然而，转念一想，果真如此，那绝不是韦昭，历史也记不住韦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