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74 神棍现世 政教合一

　　韩非打造了一台精密高效的强国利器，由他的同窗李斯挥舞着辅佐秦始皇气吞八荒，包举宇内，然秦不逾二世即亡，何也？贾谊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仁义？这不是韩非笔下最虚伪，最没用的东西吗？

　　最没用的才是最有用的。血缘的纽带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斩断的，氏族宗法社会的根本也不是轻易就能动摇的。文革猛不猛？十年就歇菜。千百年来，我们习惯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情再淡薄也不能没有亲情。

　　事实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建立在法家那种极端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更何况这个有着悠久氏族社会传统的文明古国。

　　不管你喜不喜欢，你不得不承认，神州大地的土壤从一开始就是为儒家这颗种子所准备的。

　　这也是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一味帝王心术，无视社会现实。

　　暴秦的对立面是奉行黄（黄帝）老无为之术的汉朝。

　　多年的与民休息使泱泱大汉积攒了强盛的国力，有为青年汉武帝开始对他外婆窦太后推崇无比的黄老之术逐渐不满——是时候调整调整意识形态了。

　　调整的结果就是神学院院长董仲舒的横空出世。

　　对于这个人，我实在不想多说。一部中国哲学史摊开，再晦涩的地方也有其可读性，只有这个神棍的文字，我不忍卒读，原因无他，满纸荒唐言。

　　董仲舒目不窥园啃了三年书，这一点我很佩服。他的知识体系几乎囊括了先秦诸子中的每家每派，这一点他超越了时代。

　　他又是幸运的，很多超越了时代的人一生默默无闻，死后哀荣无限，而他却赢得生前身后名。

　　其实，董仲舒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建立儒教。

　　任继愈认为儒教是宗教，我深以为然。对于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叫嚣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我很愤怒——把董仲舒置于何地？

　　作为中国第一任神学院院长，董仲舒融合了儒、墨、道、法、阴阳家的思想，构建了一套宏大到让你瞠目结舌的世界观。人世间的一切，上到皇帝驾崩，下到你女朋友微妙的情绪变化都可以纳入到他描绘的宇宙图式当中。

　　这套系统叫“天人感应”，就是用自然现象来牵强附会人事行为。

　　很显然，这是跟《周易》学的。问题是《周易》远比它深得人心，至今仍有人请我帮他算上一卦（虽然很费时）。而且，《周易》可以叫“天人合一”而它只能叫“天人感应”，为什么？

　　合一者，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人具有积极乐观的主动性。而感应则只体现了董院长用泛神秘主义的方式将人与自然现象强词夺理地联系在一起（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其试图将人改造为对天意无条件的服从，对等级秩序机械顺应的目的昭然若揭。

　　董仲舒的天是A天（人格上帝）+b天（自然运行），后者之所以小写，是因为它不占主要因素，只是用来呈现前者的。

　　天在董院长那就是主宰人类命运的神。

　　董院长复兴了春秋以来失宠已久的天命论，为其“君权神授”的理论做好了准备。而他的人性论又是从荀子那改头换面得来的。荀子认为人要想弃恶从善就得学礼，董院长认为学礼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向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天子学。

　　要是天子不学无术乱搞一气呢？没关系，有天在嘛！天子干得好，天就会降祥瑞。干得不好，就会降天灾。所以，虽然董院长构筑了一套等级森严的政治体制，尊君卑民，不过人还是给屁民们留了一个巨大的念想——天不变道亦不变，有冤情，找老天。这个自欺欺人的念想直接造就了中国人“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心理：即使对地方官恨得牙痒痒，也相信中南海里住着的都是好人。

　　有了这些保障，董院长又开始摇唇鼓舌，说服大家接受他的三纲五常论。

　　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

　　如何维护这三纲呢？靠五常：仁义礼智信。

　　这是儒家思想吗？不是。

　　孔子虽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其目的是为了“正名”，而不是叫你无条件地去以谁为纲，孟子更是直言民贵君轻。

　　而在董院长，则是君贵民轻，站在君主的立场上为君主谋，这是法家不是儒家。

　　事实上董院长吸收了很多法家的思想，仁义礼智信作为维稳工具只是第一套方案，实在不行了还有刑。汉武以后的政治归根结底八个字：阳儒阴法，阳德阴刑。始作俑者就是我们的董院长。

　　他又不辞辛劳，将阴阳家的五行学说改造一番，为汉继秦统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再从墨子的《明鬼》中翻出一些灵异事件为自己的“天人感应”说添加神秘光环。种种猥琐，不一而足。

　　唯一让人觉得还像是句人话的就是“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话虽好听，但可惜从此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观念深入人心。要知道先秦诸子并不回避谈利，墨子言利他，韩非讲利己，原儒亦只反对不当得利。而董院长提倡的义利观直接造成了中国社会商品经济长期落后的恶果（《史记》之后，再无《货殖列传》），以至于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中国没有在近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直接原因即来源于此。

　　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董院长干的事应该叫“融汇百家，独彰儒家”。这也是他的聪明之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郡县制的时代还是法家最有效。但中国社会不变的底色终究是人情，是氏族血亲传统，这也是为什么他用来断案的《春秋繁露》要“原心推罪”，其实质无非是：法不外乎人情。

　　政治选择了思想，而不是思想改造了政治。历史之所以青睐董仲舒，是因为经他改造的儒家思想最适合郡县制时代中国的统治需要。他像502胶一样强力粘合的天人图式虽然如此蹩脚而山寨，但每个中国人都在这幅巨大的拼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及彼此的联系，获得了安全感，最差也是“做稳了奴才的”，这才是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专制帝国所最需要的。

　　董仲舒之后，儒生们陷入到对一经三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的反复对比研究当中，他们戴着放大镜一天24小时对着这四本书望眼欲穿，企图从字里行间探索出圣人的微言大义。

　　这种寻章摘句相当无聊，由于一本经书三家作传（《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官方史书删改而成，三传是对它的注释），有时关于一个断句的研究就可以写厚厚的一本书（比如“春，王，正月”还是“春，王正月”），喜欢自虐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时至汉末，天下大乱。陈寅恪将魏晋之交的政治斗争简化为“以信仰儒家的豪族司马氏（司马懿）与非儒家的寒族曹氏（曹操）之间的斗争”实是一语中的。

　　袁绍、刘表、司马懿，这些曹操的敌人祖上都是汉朝的将军或者令尹，只有曹操出身阉宦，这一点被陈琳抓住，在帮袁绍写的檄文中狠狠地发挥嘲讽了一番。

　　但也正因如此，曹操才能打破常规，唯才是举，重实效而轻虚名。

　　董卓以降，华夏大地山岳崩溃，兵连祸结，统治者无暇顾及对思想界的控制，儒教和经学逐渐衰落，玄学与清谈日益流行。

　　如果说竹林七贤“越名教（礼教）而任自然”，经常搞一些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还可以理解，那作为建安七子之一，孔子后人的孔融竟然说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这样的话来，不能不说：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到来了。

　　紧接着，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北方的弓马和南朝的金粉交相辉映成一幅吊诡的华丽血时代图。

　　这张艳丽的图谱定格于“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陈叔宝用一场闹剧结束了陈朝的帝祚，隋朝用短暂的先声开启了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

　　唐朝统治者兼容并包，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尊道、礼佛、崇儒”三教并立的态度。

　　很显然儒学已经日薄西山，汉代“全民皆儒”的盛况已似昨日黄花，恍如隔世。

　　时代的宠儿是道教与佛教。

　　前者扎根于民间，追求长生，肯定享乐，连鲁迅都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其影响力岂容忽视？汉末之张角，东晋之孙恩，都是打着道教的旗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乃有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影从。

　　后者作为外来文化被本土化为禅宗后更是遍地生花。慈悲为怀、善恶报应，这些普世价值终极关怀恰到好处地击中了中国人的软肋，为劳苦大众构筑了一道转世轮回的心灵归宿。并且，禅宗不要求你念经拜佛，而是主张“凡夫即佛”“顿悟成佛”，顺应了国人实用理性的标准，不离日常生活的实际，门槛低自然信者众。

　　信者众的直接后果就是儒生们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很好理解，跟现在一些人不爽“韩剧“哈韩族”并无二致。

　　75 宋儒赶上了好时候

　　首先站出来斥佛的是韩愈。但韩愈毕竟是文学家而非哲学家，写篇《论佛骨表》打打笔战，从形式上反佛还可以，真想触及问题的核心还得有待宋朝的理学家。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说：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昌黎粗。

　　宋朝崇文抑武，赵匡胤曾在太庙立下祖训，明令继任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因此，有宋一朝，文人是很滋润的，武将是很悲哀的。滋润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程颐同学曾放言要与皇帝“同治天下”，这在别的朝代是不敢想象的，比如清朝也有个“同治”，但人同治的主体是两宫太后，不是皇帝跟你。

　　有了这么滋润的土壤，宋儒们开始萌发改造世界的冲动。用余英时的话说就是“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迟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

　　这帮人的第一志愿是“得君行道”，亲自参加“平治天下”的事业。第一志愿实现不了，才退而求其次，“成就人才，著书立说”。

　　但具体实施的顺序还是和《大学》一样，先修身再治国，先明体再达用，先内圣再外王，两者缺一不可，前后不能颠倒。

　　比如司马光作为史学大家学识渊博，却因不曾在个人的身心修养方面下功夫，竟被程颐讥笑为“未尝学”，只是“资禀过人耳”。

　　虽然这俩人都很迂，但程颐不喜欢司马光太正常了。《资治通鉴》开篇就是三家分晋，从战国写起，但在理学家看来，中国的历史只有夏商周（西周）三代可以看，以后的都是“无道之治”。在三代，人君用正统儒学治理天下（宋儒的意淫），道统和治统结合得很好。三代以下，道治分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薪火相传了道统，一直将火炬传到了他们理学家的手中。

　　所以，朱熹告诫皇帝，如果你想将“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我们理学家关于“内圣外王”的基本规定。

　　综上所述，理学家一心一意想造就的是能够“治天下”的人才，包括将平庸的皇帝也改造成如斯之才。

　　此才有何特点？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因为要致广大，经世致用平天下，所以先要尽精微，对儒家学说的义理进行深入的探索；同时，极高明的境界要与现实的态度统一，不要搞的自己高处不胜寒。

　　由此可见，理学家认为的君子之道是有济物之用的实学，而非纸上谈兵的空言，内圣的最终归宿还是外王。

　　但事实却是它成了不折不扣的空言，为什么？

　　因为《大学》的一个Bug。

　　《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对宋儒的胃口，被程朱奉为圭臬。

　　从平天下往前推，到正心、诚意那是由外向内；继续反推，从正心、诚意到致知、格物则又成了由内向外，最后落实到外界的“格物”上。

　　一进一出，这不折腾吗？

　　其实，到正心诚意那就可以停止了，王阳明版注释的《大学》就是这么做的，他创造性地将原版《大学》的“致知”解为“致良知”，格物解为“格事”。如此一来，《大学》反而成了阳明心学从本体到功夫最好的注解。

　　参看本书第42章，宋儒从周敦颐起，继承《周易》的世界观（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阴阳二气），援佛入儒，狂飙突进。

　　接着，二程贡献了“理”，张载贡献了“气”，直至朱熹盖棺定论，尘埃落定。

　　朱熹把芸芸众生从董院长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又把他们扔进了另一只魔掌——理。

　　在朱熹，天指义理之天，天人合一，这些都没问题。

　　问题在于他扬理抑气，肯定道心否定人心（理——性——道心；气——情——人心）。

　　朱熹认为理是先于一切而存在的，比如没有舟车之前，舟车之理或舟车的概念已经存在。

　　而阴阳二气作为造物的材料，一动一静，有清有浊，必须依靠理的指导才能聚合为世间万物。

　　这就好比盖房子，理是图纸，气是砖瓦。

　　而且这图纸是贝聿铭设计的，有着质量和艺术的双重保证，出了任何问题，都只能是砖瓦被偷工减料了，与设计无关。

　　比如“圆”的概念是标准的360度，但由一个癫痫症患者画出来则可能是四不像。

　　理之全体即是太极，分散于万物，形成万物的性（秉性），而万物又能分别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太极（回忆“月印万川”）。

　　这叫“理一分殊”。

　　人作为万物的一员，性秉天理，生性生性，天生如此，天赋与你，因此人之初性本善，仁义礼智都好办，这是道心。

　　但气就不好说了，气分清浊，情有好坏，浊气侵染人心就成为私欲，它蒙蔽天理本性，让人昏聩，朱熹认为大部分人的构造材料都是浊气多于清气，只有去浊气之蔽，存清气之淳（好的情感），使太极之全体（性、天理）完全显露，方为圣人。

　　如何存天理去人欲？面向自然，即物穷理，也叫“性”（名词活用做动词）其“情”（名词）。

　　于是你要问了，为什么我要当圣人呢？有什么好处？

　　朱熹告诉你说，小朋友，因为我们这个人情社会的游戏规则就这吊样，理不仅存在于你，还存在于他人，存在于万事万物，只有明天理的人才可能知己知彼，游刃有余，为行为实践提供指导。

　　但问题是，朱熹“理散为物，物本于理”的逻辑使理成为一种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空疏概念，强迫大家去格物致知也没有与主体的内在意愿结合起来，最终的结局便是人人都必须绝对地服从天理，而人人又对这种异己而外在的主宰反感甚至憎恶。

　　憎恶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投入了陆九渊的怀抱。

　　76 雷霆启寐 烈耀破迷

　　陆九渊在批判朱熹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捡现成的。

　　陆九渊以本心为认识的终极目标，我心就是绝对的真理。自作主宰、乾纲独断，直指本心，一了百了。

　　这就脱离实际，陷入自我主义了。

　　对比之下，虽然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也着重肯定主体意识（在程朱，由于心统性、情，而情分好坏，因此心不能等同于理，只能说性即理），但心即理的三项构成要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此心在物（阳明笔下的“物”皆指“事”）则为理”缺一不可，最后一项强调了我心之理与外在之事的联系，这就使它有了现实的意义。

　　于是一个问题来了，万能公式（心=性=理=良知）说心=良知，而“心即理”已经具有主体与外界联系的涵义，还要“致良知”作甚？

　　这个问题其实等同于：已经有了《传习录》还要《千古一圣王阳明》作甚？

　　很简单，“心”“性”“理”这些命题即使搁到明朝也是很不平易近人的，读者一看到这些字眼立马会索然无味扔书的，而王阳明在经历了那么多恶心的政治风波后，早就对“君德成就”（改造皇帝）不抱奢望，从宋儒的“得君行道”彻底转变为“得民行道”——搞心学不是为了给皇帝开经筵日讲，而是针对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那是一个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以阳明之敏锐，不难察觉到这异于以往任何朝代的微妙变化。于是，他放弃了原儒们孜孜以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幻想，将目光投向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从而开辟出一条前无古人，通往现代的康庄大道。

　　在“心即理”，将普遍之理与主体意识人为粘合的痕迹还很重，而在致良知，由主体意识发挥出来的理性力量和承担精神被放到了首位——人人作独立自主的判断，人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其实，说心=良知并不是那么恰当，更准确的说法是：心是体，良知是用。

　　这么说吧，心之本体便是性（心=性=理），而阳明又认为性囊括了情，因此天理不外乎人情（性=理），心也兼具道德与情感的双重涵义，情感是基础，道德是表现。

　　恻隐之心是情，表现出来就是仁；羞恶之心是情，表现出来就是义；辞让之心是情，表现出来就是礼。

　　孔子认为，孝是动物都有的东西，不敬何以别乎？在这，孝是情感，敬是“礼”，礼就是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懂不懂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准。

　　说白了就是：动物是纯感性的，而人能从感性中升华总结出理性，是感性与理性的结晶。

　　但王阳明认为这还不够，万一感性与理性发生冲突了呢？

　　设想如果你是《射雕英雄传》里的杨康，你怎么面对杨铁心和完颜洪烈？

　　一个从天而降的生父，一个视如己出的养父；一个是朝廷命犯，一个能睥睨天下。

　　人事行为是极其复杂多变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有赖“智”。

　　智就是良知，就是：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还是心，所以有心=良知。

　　说到底，仁就是区分爱谁不爱谁，义无非是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礼不过是定义孰尊孰卑。因此，一个是非之心便涵盖了前三者，涵盖了一切选择。

　　良知就是是非之心，就是建立在真实情感之上的价值判断，它的感情基础是好恶。

　　世间之事千变万化，无非是非二字，好恶二字。你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这是一事当前你的价值判断。至于为了实现这一判断采取什么手段，是直来直往还是曲线救国，那就是术的层面，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了。

　　如此一来由内而外的顺序就清楚了：是非之心，也就是良知，发动而为意，意识必有指向，落实处便是物（事）。由此，意（意识）将心与物（事）连成一体，知（良知）与行（致良知）一气贯通。

　　这是理想状态，我们看看实际情况。

　　常人的意识包含两个方面：思维与情感。由于思维和情感都不能脱离既往的经验孤立存在，因此意识是主观的，体现出来就是有善有恶（有善有恶意之动）。

　　这没什么大不了，善恶都是人为定义的概念，虽然为道德评价提供了一般的准则，但它们无法穷尽一切具体行为。

　　比如中国的女人对好男人的概括：70年代工农兵是好男人，80年代会诌两句诗是好男人，90年代有钱是好男人，至于现在的90后非主流估计认为游戏打得好能带她们飙车嗑药就是好男人。

　　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价值观的变迁直接造成善恶评判标准的变化甚至颠倒，因此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你认为是善的别人可能觉得是恶，你觉得是恶的别人可能认为是善。

　　而在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善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快餐时代的男女所言所行几乎出于下意识的行为。在男人，下半身思维；在女人，不懂得克制情绪，这就导致很多人浑噩半生碌碌无为——盖因事事受情感、欲念的驱使。

　　人作为社会动物（还是如此复杂的中国社会）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就不能随心所欲任意妄为，而要遵循基本的游戏规则（何为善何为恶），这就需要良知的监督，因为良知是一台明辨是非的精密仪器，它像一面一尘不染的镜子，任何善恶美丑都逃不过它的法眼，一照之下，妍媸自别。

　　良知囊括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又不滞于七情。知是知非，这是它的理性选择，而这种选择又建立在好善恶恶的情感基础之上，因此，良知是一种合感性与理性为一体的价值评判标准。

　　一句话，良知监督指导意，意将良知与行联系起来。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由知善知恶的良知发动而来的意会有善有恶？

　　因为意之动。

　　孟子讲人皆有恻隐之心时举的例子是路人见童子坠井会上前去救，深入分析路人此时的心态会不难发现有“乍见”和“转念”之分。

　　乍见之下，不作他想，只以救人为要。但在去往井边的路上，他可能会转念一想：“搞不好是个非主流，凭什么救他——算了，都跑了一半了，去救吧——万一是个富二代，他爸一高兴就送我一笔钱也说不定。”

　　从乍见变为转念就是意之动。

　　这是意的思维层面，还有情感层面。

　　喜怒哀乐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当喜则喜，当怒则怒。你爸死了你放声大笑，朋友结婚你嚎啕大哭都是脑残行为，会遭人唾弃。

　　但是，情感的表达需要适度，过与不及都是问题。过说明你在放纵，不及说明你在克制，比如酒席之上，有人夸夸其谈不给别人说话的机会，有人畏畏缩缩一言不发，都不招人喜欢。

　　过与不及就是意之动。

　　但凡下意识的行为，比如“人见可畏之物即奔避”，都是合于良知的，心（良知）—意（意识）—物（事）贯穿一气。

　　77 千圣皆过影 良知乃我师

　　好了，我知道你又要质疑了：“丫的把良知吹得那么神，什么不分古今无间圣愚人人都有，既如此，那恶人谷里那帮恶人哪来的？”

　　事实上本然状态的良知你有我有大家有，四大恶人也有，只是很多人的意识长期混乱（原因只有两种：主动的自我放逐和被动的外界信息干扰、思想控制），似脱缰之野马，不受良知指引，从而无法体认良知，激活良知，让它变成明觉状态的良知，反而甚嚣尘上，扬私意之灰，蔽良知之明。

　　这就好比一款极好的杀毒软件，你不去添加注册码，不能更新，反倒大大咧咧上黄网，搞出一堆病毒木马，有个鸟用？

　　综上所述，用一个例子来概括心、良知、意、物（事）的关系。

　　心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它有很多用途，比如电影《有话好好说》里的姜文就拿它当板砖来砸人，再比如你去旅行没带枕头用它枕着睡觉，但笔记本电脑的正途，生产它的目的是拿来开机使用的。同理，心的社会意义，之于你的终极价值是用来明辨是非，作出取舍的，这项正儿八经的功能就是良知（是非之心）。

　　心（良知）之所发便是意，发动就是开机，意就是操作系统。

　　本来你在操作系统里上网打游戏都没有问题，但有一天你突发奇想，要试一试工信部出品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手贱的你点开了下载页面。

　　下载的行为就是“意之动”。

　　软件下下来了，你的操作系统也快崩溃了。打开Word想写篇文章，敲出来的都是XXX的过滤词；打开浏览器，稍有些露骨图片的网页都打不开，还经常弹出“绿坝系统提醒您，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的对话框。你的电脑废掉了。

　　打文章、上网的行为就是物（事）。

　　于是，深感好奇害死猫的你不得不发问：如何卸载绿坝？

　　当然，你可以重装系统，你可以格式化硬盘，但最重要的是拿出电脑说明书，怀着严肃而认真的态度阅读一遍，搞清楚电脑的正途，好好体认体认良知，不要再因为好奇贪玩去下载流氓软件，要让本然状态的良知变为明觉状态的良知。

　　良知如何明觉？

　　答：致良知。

　　致良知有两层涵义。其一，向内体认良知；其二，良知明觉后向外扩充良知。

　　这两者是齐头并进，且认且扩，且知（良知）且行（致良知）的，因此知行合一，不容间断。

　　但“体认”和“扩充”毕竟是字面上的空谈，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功夫。

　　王阳明认为心上无法用功（太抽象），但由其发动而来的意和物（事）是可以切实把握的。因此，体认的功夫就是“诚意”，扩充的功夫就是“格物（事）”。

　　诚意是《中庸》的思想核心，格物（事）是阳明注释版《大学》的思想核心。

　　人置身于社会，意识的发动有两种情况，由外向内的“应物（事）起念（意）”（触景生情）和由内而外的“心之所发”（相由心生）。

　　前者由物（事）到意，后者由心（良知）到意【心（良知）—意（意识）—物（事）】。

　　由此可见，意是连接知与行的纽带，是关键，所以要诚意。

　　诚者，真实无妄不自欺；诚意者，“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就是要像好色和恶臭一样发自肺腑地明辨善恶，同时，情感要真实流露，情之过（矫情）与不及（薄情）都要适当调节。良知真诚恻怛（同情心），原是知是知非（理性），好善恶恶（感性）的，只要你能做到意之诚，不要欺骗或违背你的良知，就能将本然良知激活为明觉良知。

　　诚意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但诚意的功夫主要是“静坐体悟、慎独思诚”，强调在不接外物、无所见闻的时候警觉辨察内心所发之私意，这就导致了当时很多王阳明的粉丝觉得有事没事跟偶像一样打打坐很帅，纷纷效仿，最终买椟还珠，流于形式。

　　如果一个人的静坐不能促进或改善他应付复杂现实的心理力量，徒好标新立异，陷入虚无空寂，反而减弱了面对外部事物时的心理承受能力，这就与阳明的愿望背道而驰了——毕竟心学不是自我麻醉的安眠药，而是以培养刚健强毅的实践家为目的。

　　因此，诚意要和格物（事）结合，格物（事）就是在事上磨练，在具体复杂的行为实践中不断地“应物（事）起念（意）”，从而锻炼你的应变能力，塑造稳定充实的心力。

　　格是正，物是事，具体方法就是为善去恶，正其不正以归于正。

　　由此观之，心（良知）—意（意识）—物（事）贯通一气，体用一源。在行为实践中应物（事）起念（意），又在静坐体悟时诚此念（意），从而体认良知，激活良知。

　　良知明觉后又发动而为意，监督引导意，落实到物（事）上而为行，由此知行并进，循环往复，不断上升。

　　致良知一边向内体认，一边向外发散，从而良知全体得以充塞流行、毫无滞碍，如此便能时时精明，不蔽于欲，临事不动，应变无言。

　　良知之运，无一息之停；致良知的功夫，也未有止境。

　　充拓良知会使自己的内心实现持久的快乐与满足，即使身处险恶环境，面对复杂局面，也能超越利害得失的纠缠而保持心境之平静，作出正确之判断，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切恰到好处。

　　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知行之间无非隔着一个意，意诚了知和行只是一件事。因此，王阳明认为：六经皆史。

　　这是从宏观上看知行合一。经是言论，是思想，是知；史是人事，是实践，是行。

　　人生天地之间，五谷杂粮，吞风饮露，如能致其良知，复见心之全体，尽己之性，则亦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知往察来，由此及彼，无所不悉。最终既无内外之分，也无人我之间，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能够“参天地，赞化育”。

　　是谓天人合一。

　　78 有无之境

　　最后一个问题，有无之境。

　　试问：良知只是是非之心，那心是全体是个什么面目？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跟你用笔记本电脑上网办公打游戏已经习以为常，突然你把屏幕扣上，开始观察起电脑本身来了。

　　大音希声大爱无言，电脑任凭你使用，它只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天泉证道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后三句就是我上文所讲之总结，如果你读懂了，去做了，良知明觉了，就能达到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境界。

　　心即理，理就是天理，心与天通。

　　回忆《中庸》，天的本质是什么？

　　是诚。因为诚，所以能造化万物；因为诚，所以有四季轮回。

　　因此，无善无恶的境界就是诚的境界：真实无妄，明莹无滞。

　　于是你要问了：王阳明说心=性=理，而性又包含了情，既有七情六欲之干扰，如何保证心之诚？

　　很简单，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当喜则喜，当怒则怒，一过而化，不滞不留。

　　正如风雨雷电在天空中运转不息。卖伞的希望下雨，因此认为雨是善的；卖露天烧烤的害怕下雨，因此认为雨是恶的。这些都是外界的评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雨不会一直下，也不会永远不下。心也应当如此，喜怒哀乐往来胸中，但不滞留于心，成为烦扰和障碍。阳明举的例子是：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着不得尘沙。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亦着不得，如眼中放些金屑，眼亦开不得了。

　　心如诚，则能不着意思，不累于心，不动于气（有害的情绪），动静合一。

　　动静合一就是定，安定的定。心无动静之分，关机它是电脑，开机是它还是电脑，只是开机时给它取个名字叫“良知”罢了（其静也者以言其体也，其动也者以言其用也）。

　　心的定是指内在的安宁与稳定，它的反义词是“动”。此动不是与“静”相对，应接事物的动，而是指动心的意思，即心不平和。

　　动心便会心虚气馁，便会理亏，同时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气场弱和紧张感，这是意不合于良知，知与行一分为二的后果。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致良知（诚意与格物），阻止私意反噬心体。

　　致良知不仅能满足你提高自身修养的需求，同时，持续的自我肯定让你时刻感受到体内充满了推动行为的力量和勇气，这种内在的充实展现出来就是“积极向上，理直气壮”。从而，心也诚了，静（静坐）亦定，动（接物）亦定（比如严嵩考上进士后辞官回家读书八载，这是静；后来专政二十年，这是动。其能用行舍藏，稳如泰山，有赖动静皆定之心力），情顺万事而无情，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愤懑，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怍。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

　　于是你要问了：“有无之境呢，在哪？”

　　还不明白吗？天泉证道四句教，第一句是无，后三句是有。“无”需要靠“有”来呈现，“有”需要靠“无”来指引。无是体，有是用。

　　心体之无正如这茫茫太虚，宇宙万物和自然现象作为“有”无不蕴含发生在这太虚之中；与此同时，万物并不能反过来成为太虚之障碍。

　　你说太虚仅仅是无吧，它又能生发出万物之有。因此，太虚本质上是无，但其发动作用时便是有。

　　无善无恶心之体是你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但其本身不是你人生的终极目标。通过对“无”的深刻体验，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生“有”的价值，达到“终日有为而心常无为”的圣人气象。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自致良知始。絮絮叨叨了这么多，我且代王阳明问你一句：你愿意信此良知忍耐去做，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从而毫无馁歉，纵横自在，轻重厚薄，随感随应，我只变动不居。

　　你愿意吗？

　　如果你愿意，这本书就有它的价值；你不愿意，那就当机立断，把你手捧的这堆废纸扔了吧。

　　阳明心学，在此终结，中国哲学也在这走到了尽头，阳明之后，无出其右者。

　　无需讳言，这个集儒释道之大成者归根结底还是脱胎于儒家，他毕竟恢复了自秦汉唐宋以来被无数人歪曲篡改的孔孟之道。但我要问的是，仅仅是如此而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