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不是博客的博客：2006年7月22日

　　我是为数不多的还没有写博客也不准备写博客的人。

　　新浪的一个女孩子老早就打电话找我。那会儿知道博客的人还不多，我又一向是个电脑白痴，助手向我转述电话内容的时候也说不大清楚，最后干脆愣愣地告诉我，“这就相当于把您的日记放到网上，别人看过后可以写评论，要是有人骂您，您可以把骂您的内容删掉。”

　　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说：“我有病啊？”

　　于是，写博客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今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把以后几天的生活点滴记录下来，就算我的不是博客的博客吧。

　　2006年7月22日 北京—香港

　　今天本来是挺轻松的。

　　9点起床，洗漱，喝咖啡，吃十年一成不变的牛奶＋酸奶＋香蕉＋葡萄干＋麦片的早餐。I swear to God，我发誓，这真是人间美味，我极力向大家推荐，做法简单，连我都会：晚饭后，拿一只美丽的不大不小的瓷碗，倒入牛奶——我的最爱是三元；酸奶——我目前的最爱是伊利的玉米酸奶，里面有整颗的玉米粒，吃起来很过瘾，就是数量太少，我试过把煮熟的甜玉米粒加进去，效果很好。牛奶酸奶的多少自己定，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最佳比例是牛三酸一，搅拌均匀，加入muesli什锦麦片，数量随意，我只加一勺，然后再放葡萄干十颗——我推荐绿色密封袋包装的加州产提子干，深色，油亮亮的，比绿色的葡萄干好吃。要是不嫌麻烦，就再加些苹果蜜瓜梨之类的时令水果。最后用保鲜膜把碗盖好，放入冰箱过夜，早上起床后享用。

　　11点整，司机来接我去《鲁豫有约》的录制现场。从我在北京的住处到位于香山附近的演播室，开车走五环大概要40分钟，我在车上总是戴着墨镜看窗外、发呆，偶尔也小睡一会儿，车上的音响这一阵总是调到905兆赫的一个音乐台。我很享受这一段宁静的路程。

　　我的车在11：40开进录制现场的小院子，年轻的保安看到我的车总是从传达室里跑出来，挪开竖在地上的塑料障碍物。我一定在这一刻从沉思或发呆或睡梦中醒来，然后拎着我的手袋快步走上二楼。我的化装间在黑黑的走廊的尽头，我穿着高跟鞋小心翼翼地要走上三十步。化装间的锁已经打开，空调嗡嗡地响着，雪亮的日光灯即便大白天也要开着。我进门的一刻总会微微地皱皱眉头，屋里永远有一种浑浊的味道，而彩色大花的窗帘老是那么脏兮兮地挂在那里。我的化装间很大，大约有二十多平米。靠墙一排白色的化妆台，墙上钉着镜子和一个个又大又烫的灯泡。两扇玻璃窗的中间有一个洗手池，旁边是一个古老笨重的立式空调，一套深色条纹的沙发整整占了一面墙。沙发我很少坐，只把带来的服装鞋包什么的放在上面。

　　今天走进化装间，那股熟悉沉闷的气味又让我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空调开得太足了，冷风呼啸而出，吹得我无法靠前，于是只能侧身低头躲开出风口，伸手关掉轰鸣的机器，心里知道，五分钟后屋里又会闷热难挡，我还得起身打开空调，然后再关再开，对我而言倒也不失为一种锻炼。然后，我坐在化妆台前，打开电脑，看我今天的录制文案和流程。

　　12点整，我可爱的制片主任准时提着一大包饭盒给我送饭。我是个奇怪的人，不管多么难吃的饭菜，只要装进那些环保不环保的纸盒里作成盒饭的造型，我就爱吃。我爸说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毛病，自己家无论做什么山珍海味也比不过邻居送来的一小碗红烧鱼。今天我仍是满怀期待地打开那一个个油腻腻的纸盒，其实只是闻闻味我就猜到了，今天吃青椒肉丝、豆豉鲮鱼油麦菜和鸡蛋炒饭。吃起东西来，我是个极其挑剔的人，我爸总结他一生抚养我的血泪史，说我是个好养活难伺候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吃起工作餐来我就很随和，剧组买来什么我就吃什么，碰到好吃的多吃两口，不爱吃的我也不说，大不了少吃或不吃，还能保持纤瘦的体型呢。

　　12：15，我已经结束了午餐。沙发前的茶几上摊了一堆纸盒子。炒饭没有动，油麦菜少了一根，可装了整整两大盒的青椒肉丝里此时一丁点绿色都没了——我就有这样的能耐和耐心，居然能不厌其烦地把埋在肉丝里的青椒一根根都找出来。

　　12：30，我的助手准时拎着大包小包冲进门来。最近，有珠宝品牌开始提供我在节目中所佩带的饰物，每次录像前，他们就把项链戒指的款式颜色搭配好交给我的助手。一两次合作下来，珠宝商已经了解了我的口味。我虽然瘦，却偏偏喜欢戴重而大的首饰。在我看来，戴在身上放在家里的东西，只要不太出格，硕大一定就是美。今天，赞助商给我准备了六条项链五枚戒指，最贵重的是一枚镶钻的珍珠戒指，价值十几万元。我倒没什么，但我的助手紧张坏了，生怕摊在桌上的几十万珠宝有个闪失。

　　今天只录一期节目，两点准时开始，大约3：15结束，本来非常轻松的，只是我临时有事要乘当天最后一班飞机去香港，这让我着实有些忙乱。

　　赶到北京机场是傍晚6点左右，离7点起飞的航班还有1小时，时间很富余，我于是踏下心来。下车司机帮我搬行李时怎么也找不着机场小红帽，这让我有些郁闷。其实我今天只带了个小小的拉杆行李箱，并不费事，可我在北京机场国际航班的遭遇却让我害怕一个人旅行。因为海关的工作人员对我的行李格外好奇，每次只要我一个人出现，总要被请到一旁检查。一开始我还诚惶诚恐地配合，后来我发现他们只是好奇地想看看我带了什么东西或者干脆就是要让我感觉到强力机关的威严。于是我火了，每次都不太合作。今天又是这样。

　　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子盯住我，头向脏得要死的传送带一指：“把你的行李放上去。”连个请字也没有。

　　我二话不说，把我的小箱子砰一下扔到正在转动的皮带上。

　　那人愣了一下，很快回过神来，不再看我，只是用手指了指我挎在肩上的雪白的fendi spy皮包：“包也过一下。”

　　我平日是一个非常注意公众形象的人，可碰到不友善的人不讲道理的事，我也决不会懦弱得任人宰割。我把双手一插，绷着脸大声地说：“这么脏的机器，我的包不放在上面。你要查可以，拿个干净的筐过来。”

　　那人又愣了一下，回身冲负责翻看行李的同事说：“她嫌咱们的机器脏。”

　　“您到这来吧。”我身后传来个挺友好的您字。

　　我转过身，也不理我的小箱子，仍然插着手。

　　“看看证件。”说话的是个年轻些也整洁些的工作人员。

　　我阴沉着脸把我的护照机票登机牌港龙休息厅的进门证一股脑都递给了他，他只瞟了一眼，就冲我一摆手：“您可以走了。”

　　果然，我刚走出几步，身后几个人就凑在一起嘀咕上了：“是她，陈鲁豫。”

　　我苦笑了一下，心里突然委屈起来。

　　写到这里，我一定要做些解释。北京机场是我常来常往的地方，1999年夏天，新候机大厅启动前我在机场各个部门跑了好几天，跑道指挥塔我去了个遍，完成了一部专题片。平心而论，机场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和蔼友善，工作努力，我描写的我在海关的经历只代表个别人的个别表现，并不能涵盖首都机场这个集体。

　　我的心情很容易被一点屁大的小事所影响，加上我又特别善于抚今追昔引经据典东拉西扯，所以类似和海关人员不太愉快之类的小事件，总会引起我的新愁旧恨，进而陷入自怨自艾的伤感情绪中，好像自己承受了全世界的不幸和压力。真够夸张的。

　　反正登机前我就一个人缩在港龙休息室最里面的沙发上，戴着墨镜，神色颇为凄凉。我这种悲剧女主角的状态一直保持到飞机上开始提供晚餐才宣告结束。吃，总能带给我极大的愉悦，即便是难吃的飞机餐也不例外。更何况港龙航班提供的刀叉餐具有相当的品质，淡蓝色的餐巾更是让我爱不释手，几次动过据为己有的邪念。我的一个朋友更夸张，她专门收藏各个航空公司班机上提供的毛毯，尤其喜欢港龙灰色加暗红条纹的毯子，竟然“丧心病狂”地拿了好几条回家包了个沙发。

　　港龙的菜单我背都背得出了，好吃不好吃难说，反正颜色调和甚是赏心悦目。今天的选择有牛排、鱼和回锅肉，我选了鱼，然后拿着刀叉把面前的龙俐鱼切成一块块的，再把面包撕开胡乱摊在鱼肉上面，省得收托盘的时候，空中小姐总要歉疚地问我：“饭菜不好吃吗？”我只是一心一意地等着饭后的咖啡和哈根达斯冰淇凌而已。

　　北京飞香港大约2小时45分钟，下飞机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突然想起公司的司机正在休假，我要自己打车去酒店，于是心里又有些烦躁。

　　虽然已经是深夜了，香港居民入境的通道仍是开了好几个，旁边还装了四个好像地铁站里自动检票的机器。我好奇心大发，排在几个香港人身后，一定要试试自动过关的滋味。可惜，我怕机器，机器也怕我。第一关还好，我把身份证插入机器，机器搜索一番又乖乖地把证件吐了出来，于是我站在了第二道门前，这次要查的是大拇指的指纹。我按照屏幕上的指示把拇指在机器上按了又按，那两片薄薄的金属小门就是不打开。眼看身边的人一个个都走了，我还是被卡在两道门中间不敢乱动。再看看其他选择自动入境的人们，也大都低头皱眉在和眼前的机器较劲，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倒霉蛋也被关着动弹不得。这一来我心理平衡了不少，好在有人陪着我。

　　被关了10分钟后，我才被一个满头大汗的香港海关工作人员解救出来。

　　当我在酒店的房间里打开行李，把简单的两件衣服挂好，再洗澡刷牙上床躺下，看看手表，已是23日凌晨1点钟了。

　　今天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