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涛、许戈辉和我是凤凰最早一批主持人。1996年刚从内地到香港的时候，我们每天一起工作一起玩，成了感情深厚的朋友。可是，几年的朝夕相处，我们之间竟然没擦出一丁点罗曼蒂克的火花。用文涛的话说：
“和你们俩在一起，就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也没有。”
慢慢地，大家工作越来越忙，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偶尔在公司看到行色匆匆的文涛，我和许戈辉总是做哀怨状：“你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
文涛老是嘿嘿地坏笑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三个人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吃顿饭，文涛的电话总是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
一天，我们相约在公司附近的大排档吃饭。正是午休时间，几十张圆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角落，手举了半天才有服务员过来帮我们点菜。
终于饭菜上齐了，大家刚要举筷，文涛的手机叽里呱啦地响了起来，刺耳的声音在乱哄哄的大排档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文涛对着话筒一阵喃喃细语，听得我跟许戈辉两人龇牙咧嘴直喊受不了。
几分钟后，文涛挂上电话，扔下一句：“我有事，先走了!”丢下我和许戈辉对着桌上的梅菜蒸鲩鱼和咸蛋肉饼直运气。
“这家伙，重色轻友!”许戈辉笑着骂了一句，开始埋头吃饭。
我使劲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往嘴里塞了一大块鱼肉。
“不对啊!”许戈辉突然抬起头来，吓得我差点被鱼刺卡住喉咙，“咱们也是色啊!”
在凤凰，我被认为是最有语言天赋的。只是，来香港7年了，我还是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倒是文涛，因为在广州工作过几年，所以一到香港就是满口流利的粤语，让我羡慕不已。但羡慕之余，我也很困惑：为什么香港同事说话我听不太懂，文涛的广东话我全能懂呢?
一天，文涛坐在化妆间，发型师阿Ray正帮他理发，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广东话。我正趴在镜子前涂睫毛液，细细地把左眼刷好之后，转过身好奇地问阿Ray：
“文涛的粤语说得怎么样?”
阿Ray的剪刀和梳子停在半空，他大惑不解地看着我：“文涛跟我说的是粤语吗?我一直当国语在听啊!”
2000年我们一起出差去纽约，两人约好了在机场见面。
一大早，香港赤蜡角机场很是冷清，宽宽的大厅里没有几个人。我比文涛先来到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正要打电话给他，就见远处一团鲜红的颜色飘过来。那是文涛，穿着一条能把人的眼睛刺瞎的红裤子。
“你干吗?”我怕晃，不敢看他的裤子。
“你不懂，咱们这是出国，要见的都是外国鬼子，穿红的能驱邪避鬼。”文涛一脸认真。
“算了吧，到了国外，人家看咱们俩才是鬼子呢!”
上了飞机，空中小姐立刻笑容可掬地端来一托盘饮料，用英语问道：“要喝点什么吗?”
我要了杯水，再转头看文涛，他也不理我，直眉瞪眼地冲空中小姐说：“Tomato Juice”(番茄汁)
我很是惊讶地看着他：“说得可以啊!”
我知道，文涛的英语早就连本带利还给了老师。平常，他只会说一句没头没脑的话：“Can you help me hammer the nail in?”(你能帮我钉钉子吗?)也不知是哪个不负责任的老外教他的。所以，每次出国我都得做他的私人翻译，从填写入境表到向空中小姐要杯水喝，事无巨细都要由我为他老人家代劳。而眼下，他竟然能说出字正腔圆的“Tomato Juice”，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文涛很是不愤：“你瞧不起我。最近我的英文好多了!”然后又嘿嘿一笑：“连你都没听出来吧!番茄汁，英文说快了就是‘他妈的就死’!多好记啊!”
从香港到纽约飞了十几个小时，文涛喝了无数杯“他妈的就死”。
这以后，文涛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2002年，他和高雁一起去墨西哥做节目。一天早晨，两人约好在酒店的咖啡厅见面边吃早餐边讨论拍摄计划。文涛磨蹭，从来都晚到，高雁于是喝着咖啡耐心地等他。一会儿听见入口处有喧哗声，转身一看，文涛正面红耳赤地对着一个墨西哥侍者比比划划，嘴里执着地讲着中文：
“我的早餐券在我的同事那!”
高雁挥手刚要叫文涛，却听见文涛情急之下蹦出了一串英文单词：
“one person， one room， one day， one breakfast”(一个人，一间房，一天，一份免费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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