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接到朋友吉米·阿莉森的电话，他是米德兰的一个从事政治竞选的人，1966年曾帮助父亲竞选美国众议员并获得成功。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亚拉巴马州的布朗特将代表共和党竞选国会参议员，他的竞选阵营里有一个工作机会。这份工作听起来挺有意思，于是我就整装待发了。
我的指挥军官杰里·基利安中校批准我把服役关系转移至亚拉巴马州，我可以在那里履行规定的服役时间。我告诉亚拉巴马警卫队的指挥官们，在竞选期间有几次例行会议我无法到场。他们告诉我可以在选举后弥补漏掉的服役天数，于是我照做了。之后的几十年，我都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不幸的是，我的服役记录出现问题，记事表内存在服役空白期。当我跨入政坛的时候，反对者利用服役记录的漏洞抨击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在90年代末期，我请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助手丹·巴特利特去调查一下我的记录。记录表明我的确是履行了自己的服役责任。2004年，丹发现了一些牙医诊断记录，证明当时我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接受过牙齿检查，但是这段空隙期被一些批评人士说成是我缺勤了。丹对着媒体打趣地说道，如果我的牙齿在基地，那我的牙齿也应该非常肯定我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应该在基地。
我以为这个问题就这么过去了。然而2004年9月的一个深夜，当我乘坐海军一号直升机在白宫南草坪落地后，我看到外交接待室里有丹的身影。按照惯例，当一名高级顾问等待迎接总统的直升机，绝不是有什么好消息。丹把一张纸递给我。那是一份用国民警卫队专用信纸打印的备忘录，备忘录声称我在1972年时服役时间不达标。而且这份备忘录上还有我以前的指挥官杰里·基利安的签名。丹告诉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主持人丹·拉瑟将以这份文件为证据，在他的新闻杂志节目《60分》上报道这条爆炸性新闻。
巴特利特问我是否还对这份备忘录有印象。我告诉他我不记得了，并请他去核实一下。第二天早上，丹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看上去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证据表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文件字体用的是现代电脑里的字体，在70年代还不存在呢。过了几天，调查得出了正式结论：备忘录是假的。
我既感到惊愕也觉得恶心。丹·拉瑟居然拿一份假文件去报道一篇能够影响总统选举结果的新闻。没过多久，他和他的节目制片人均引咎辞职。在遭受了这么多年的虚假指控后，关于我在警卫队服役期间的疑问终于开始消散。
我将永远为我在警卫队的服役时光感到自豪。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交到了一些终生的朋友，并光荣地穿上了祖国的制服。我敬佩且尊重那些被派遣至越南的军人。他们中有近6万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家。我的服役和他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1970年，父亲决定再次竞选参议员。在与拉尔夫·亚伯勒的第二次交锋中，我们感觉父亲这次的胜算很大。但是因为参议员亚伯勒的支持率实在太低，以至于他在初选阶段就输给了保守派民主党人劳埃德·本特森。父亲的整个竞选过程都非常顺利，但最终却再一次惜败。我们得到的经验就是，作为一个共和党人，在得克萨斯赢得选举仍然困难重重。
不久之后我们又获得了另外一条经验。失败，虽然痛苦，但却不见得是终点。1970年竞选失利后不久，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命父亲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之后在1973年，尼克松总统任命父亲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水门事件”爆发后，父亲引导共和党渡过了难关，这是一次宝贵的危机管理经验。
尼克松总统辞职，杰拉尔德·福特接替他宣誓就职新任总统，当天，我的父母就在白宫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不久之后，福特总统给父亲两个职位供他挑选，美国驻英国大使，或美国驻法国大使。一直以来，这是最让外交官们垂涎的两个美差。然而父亲却告诉总统他更想去中国，于是他和母亲就在北京度过了14个月的奇妙生活。轮值期满后，他们回到美国，福特总统让父亲掌管中央情报局。对于一个遭受了两次竞选失败的参议员候选人来说，父亲的待遇可不赖。当然，父亲的从政之路还没有到达顶峰。
我对父亲的成就崇拜有加。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我就一直紧紧跟随着他的足迹--在安多弗读高中，在耶鲁读大学，参军当飞行员服兵役。当我渐渐长大，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没人拿我的成绩去与父亲的记录一比高低，我也不需要去尝试。我们所处的情况截然不同。父亲到30岁的时候，他已经参加过“二战”，退役后结了婚，并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孩子因为癌症夭折。而当我二十八九岁在警卫队履行完成服役责任时，我没有任何重担在身。我非常随性，充满好奇，热爱冒险。我的目标是打造属于自己的身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从我父母的角度来说，他们看到了我活泼不羁的性格，并不去压制它，只是在我做过头的时候才会给我警告。在我20岁那年，我与父亲进行了一次气氛最为严肃的谈话。当时，大学放暑假，我回家后来到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市的一个海上钻井平台打杂工。我在那里工作一周，休息一周。那里天气炎热，工作艰苦，因此我决定给自己减压，最后一周不干了，去休斯敦和女朋友待在一起。
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满不在乎地告诉他我已经决定提前一周辞掉工作。他告诉我公司雇用我是出于对我的信任，我之前也同意了在这里工作的期限。我签了合同，但是现在却违反了合同规定。我坐在那里，感觉越来越糟糕。最后他说：“儿子，我对你感到失望。”他的这番话让我无地自容。
过了几个小时，家里的电话响了。是父亲打来的。我担心我可能又要被教训一顿了。但是出乎意外的是，父亲问我：“乔治，你今晚有什么安排？”他说他有几张休斯敦太空人队的比赛门票，想邀请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去看比赛。我马上答应了。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懂得恪守诺言的重要性，同时让我感受到父爱如山。
有些场合，父亲需要表现得很严肃，但是我们家里却充满了欢声笑语。父亲喜欢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讲笑话：“你们听过关于飞机的笑话吗？没听过没关系，它就在你头顶（it’s over your head）。”他也喜欢给家人和朋友起外号。有段时间他叫我朱尼（Juney），是Junior的简称。我的弟弟尼尔被称为惠特（Whitey，白人的意思），由惠特尼（Whitney，人名，白色的岛屿的意思）形变而来，这是因为他有一头浅色的头发。父亲的好朋友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成了巴克（Bake）。在他成为总统的时候，父亲给母亲起了一个绰号叫银狐（Silver Fox）。
父亲的幽默感跟随了他一生。当他成为美国总统时，他创造了斯考克罗夫特奖--这是一个以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的名字命名的奖项，专门颁给在会议上打瞌睡的幕僚们。现在，他已经年过八旬，但依旧在邮件里面给我们发笑话，并按一到十级给每个笑话打分。几年前，父亲接受了髋关节手术，并在梅奥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当护士给他检查身体的时候，他问道：“我的睾丸是黑色的吗？”（“Are my testicles b1ack？”）护士大吃一惊。“您能再说一遍吗，总统先生？”他又重复了自己的问题：“我的睾丸是黑色的吗？”正当她伸手碰到床单时，父亲说：“我说的是，我的检测结果出来了吗？”（“Are my test results back？”，两句话发音相近。）他的医疗团队爆发出一阵狂笑。
一直以来，关于我与父亲相处关系的臆测颇多。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们是近172年以来唯一的父子总统。其实，我们的关系非常简单，我敬重我的父亲。在我的一生中，我都非常尊敬他，崇拜他，并感激他给予我的爱。有一天半夜，我喝得醉醺醺地开车回家，结果撞翻了邻居家的垃圾箱，父亲出来指责了我几句，我却大不敬地向他叫板。有些人会想象当时的场景应该是两个总统爆发了一场史诗般的决战。而事实上，我当时是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孩子，而父亲为此大为光火，他这么生气再正常不过。我们都没把此事放在心上，直到这件不光彩的事在20多年后登上了报纸。
那些时刻都提醒我，我不仅仅是父亲的儿子。我也有着芭芭拉·布什的火暴脾气。有时候，我用自己的方式证明我的独立，但我对家人的爱从不止息。我认为他们也明白这一点，即使有时候我惹得他们怒气冲天。
当我也为人父的时候，我终于开始从父母的视角去看待问题了。我的女儿詹娜有时候非常无礼、暴躁，跟我一样。1994年当我竞选州长的时候，我打猎时不小心地击中了一只小水鸟，那是狩猎季的第一天。这件傻事立刻登上了头条新闻，但也马上被人淡忘了。在选举开始的前几周，劳拉和我带着两个女儿在达拉斯的得克萨斯州博览会上拉选票。当时12岁的詹娜在一次嘉年华比赛中赢了一只小鸟毛绒填充玩具。她对着电视摄像机，举着毛绒玩具咯咯地笑道：“看啊，爸爸，这是一只小水鸟哦！”
1972年秋天，我去佛罗里达看望奶奶。我的大学朋友迈克·布鲁克斯也住在附近，我们就相约去打高尔夫球。迈克当时刚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他跟我说我应该考虑去哈佛读书。为了确保我不把这事给忘记了，他特地给我寄了一份申请表格。填写申请时我就对哈佛充满了期待。几个月后，我被录取了。
但是我当时却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是否想重返校园还是去东海岸。我就把自己的疑虑跟弟弟杰布谈了。我对长大了的杰布了解不多，因为他8岁时，我就去上寄宿学校了--但是我们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密切。
杰布向来比我认真。他非常聪明、专注，充满动力。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主修拉美事务，以优异的成绩从得克萨斯大学毕业。他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去墨西哥生活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名叫科伦巴·加尼卡的漂亮女孩。他们当时还都很年轻，但是杰布显然是已经坠入爱河。当我们一起去休斯敦巨蛋体育馆的时候，我看球赛，他就给科伦巴写信。在他度过21岁生日之后的第二周，他们俩就结婚了。
一天晚上，杰布和我一起与父亲在休斯敦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那时，我在休斯敦的贫民区第三区的收容所从事辅导顾问工作。父亲和我在晚餐上谈论我未来的计划，突然杰布不假思索地说出：“乔治被哈佛录取啦。”
父亲想了想说：“儿子，你要认真考虑，去哈佛念书能拓宽你的视野。”他就说了这么多，但是他让我自己思考。拓宽视野正是我那些年来一直努力去做的。换句话说就是“激励自己，发挥上天赋予你的聪明才智”。
于是，我人生第二次从休斯敦搬到马萨诸塞州。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哈佛校园，并欢迎我来到“资本主义的西点军校”--哈佛商学院。在父母的期待下，我去了安多弗；遵循着家庭的传统，我进了耶鲁；如今，按照自己的选择，我来到了哈佛。在那里，我学习了金融理论、会计和经济学。通过学习，我对管理有了更深的理解，特别理解了为组织设立明确的目标，下分任务，各尽其责的重要性。我也获得了信心，期待着追求创业的梦想。
哈佛商学院的书本学习通过一个意外的实践渠道得到了强化：毕业之后，我踏上中国的土地，看望父母。两个世界的反差巨大。我从资本主义的西点军校来到了社会主义的东方前哨，从一个拥有个人选择自由的合众国来到一个满街人身穿灰色服装的国度。有时，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偶尔会看到一辆带有滤光车窗的黑色轿车驶过，这是政府用车。除此之外，街上很少有汽车通过，那里毫无自由市场的影子。我惊讶地看到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居然能够变得如此暗淡无光。
1975年，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政府决心整顿社会，实现国家复兴。“文革”期间，一系列教条灌输系统出现，通过无处不在的大喇叭进行宣传，试图摧毁所有中国古代历史留下的遗产。年轻人猛烈抨击年长人士，攻击知识分子。整个社会分裂成两个阵营，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我想起了法国和俄国革命。革命的轨迹一样：人民掌权，承诺实现某些理想。一旦他们巩固了权力，有些人就开始滥用权力，拋弃曾经的信念，摧残同胞。似乎人类患有某种痼疾，这种病不断地使人类遭受痛苦。这种冷静的思考加深了我的信念：经济、政治和宗教的自由是管理社会的唯一公平和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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