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斯提和理查德加入了我们的投资人集团之后，我们获批购买球队。埃迪·奇利斯建议，他在1989年的开赛日把我们这些新股东介绍给球迷。我们走出选手休息处，穿过绿油油的草地，踏上投手土墩，和埃迪以及达拉斯牛仔队传奇教练汤姆·兰德里（Tom Landry）站在一起，汤姆为比赛开球。我对罗斯提说：“这简直是酷毙了。”
在之后的5个赛季里，我和劳拉每年都会亲临现场，观看50到60场比赛。我们与球队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分担失败的痛苦，尽情享受我俩并肩观战的时光。我们把女儿送去参加棒球春训，尽可能多地把她们带到公园看比赛。我造访了游骑士队的各大市场，发表演讲，鼓励大家购买球票，与地方媒体阔谈球队俱乐部。渐渐地，我在演讲台上变得越来越游刃有余。我学会了如何吸引众人注意力，如何清晰地说明要旨。同时，我也掌握了应付记者各种刁钻提问的技巧，他们最刁钻的问题一般都是与我们糟糕的投手轮换有关。
运营球队提高了我的管理水平。我和罗斯提主要负责重大的财务和战略问题，而把比赛方面的决策留给了棒球专业人士。当有人拿不出成绩时，我们就要做出变动。有时候，让一些有头有脸的同事另谋高就让我难以开口，例如鲍比·瓦伦丁（Bobby Valentine），他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经理人，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宣布这一消息时尽量照顾到他的感受，鲍比也以非常专业的方式对待这一消息。多年后，他说：“我把票投给乔治·沃克·布什，尽管他以前解雇过我。”听到这番话让我很感激。
我和罗斯提接管球队后，游骑士队结束了过去9年里7年失败的记录。俱乐部也在我们管理的头5个赛季中打赢了4个赛季。球队场上成绩的提高吸引了更多球迷到场观战。对于一个市场空间狭小的球队来说，棒球队的盈利举步维艰。我们从来没向股东们要过更多的资本，也没有给他们分红。
我和罗斯提意识到提升俱乐部长期价值的最好办法就是改造升级体育场。游骑士队是一支职业棒球联盟球队，但是却使用小联盟的棒球场作为自己的主场。我们设计了一个公私融资机制，为新场馆的建设注入资金。我不反对通过临时提高销售税为体育馆的改建买单，但前提是本地公民有投票表决权。最终我们以2∶1的微弱优势通过了这一计划。
漂亮的新球场已万事俱备，只等在1994赛季的开幕赛当天呈现在广大球迷面前。这都归功于汤姆·希弗（Tom Schieffer），这位前民主党州代表出色地完成了场馆项目的施工监督工作。我成为总统后，曾请他担任驻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大使。在之后的几年里，上百万的得州人来到新球场观看比赛。俱乐部一步步走向成功，作为管理团队的一员，我极有成就感。尽管那时，我脑子里面考虑的不仅仅是争夺联盟冠军。
我们在1989年购买了游骑士队，紧接着，1990年得州州长竞选拉开序幕。政界的几个朋友建议我参加竞选。我觉得他们的提议是对我的恭维，我从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参与政治主要是为父亲助选。他执政几个月，世界就发生了政治地震。1989年11月，在几乎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柏林墙倒塌。父亲处理突变的方式让我赞叹不已。他清楚不必要的炫耀会激怒苏联，而苏联需要时间和空间，实现和平演变。
由于父亲在“冷战”末期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外交政策，对巴拿马和伊拉克的侵犯则强势应对，全国上下对乔治·布什的外交政策和判断极其信任。但是我对经济的走势感到担忧。美国经济从1989年开始出现疲软。到1990年时，我担心萧条即将来临。我卖掉为数不多的股票，并清还购买游骑士队股份的贷款。我期待美国经济能早日走出阴霾，为了这个国家，也为了父亲。
同时，父亲必须决定是否连任。“儿子，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应该竞选连任。”1991年夏天，我们在缅因州钓鱼的时候，他这么对我说。
“真的？”我问道，“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对尼尔的遭遇负有责任。”他说。
我的弟弟尼尔出任董事的西尔维拉多储蓄贷款公司倒闭，尼尔因此遭到了媒体的猛烈抨击，父亲认为这是因为他是总统的儿子。我对于尼尔的境遇也感到难过，我也能够理解父亲的痛楚。但是国家需要乔治·布什的领导。当父亲告诉全家人，他人生还有最后一场竞选的时候，我才感到释然。
连任竞选开局不顺。政治选举的要领就是巩固你的基础。但是在1992年，父亲的根基遭到削弱。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违背了自己当初竞选时作出的不增税的承诺（1988年在全国代表大会演讲中著名的“听好了，我绝不加税”）。父亲接受了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提出的增税方案，以减少财政赤字。虽然他的决定有利于控制政府预算，但是他却犯了一个政治错误。
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极右评论员，在新罕布什尔的预选中给父亲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他最后得到了37%的支持率。对父亲来说，这是严重的抗议性投票。更糟的是，得克萨斯的亿万富翁罗斯·佩罗决定以第三党参加竞选。他用反赤字反贸易的言论吸引幻想破灭的保守派。佩罗有一间竞选办公室刚好位于我在达拉斯办公室的街对面。看着窗外犹如观看一场每日民意追踪调查。凯迪拉克和四轮驱动越野车排成一列，排队获取带有支持佩罗标语的车身贴签和院内标牌。我发现父亲将要在连任竞选中两线作战，一面是对佩罗，一面是对民主党候选人。
1992年春，谁将成为总统候选人，结局已经明朗，这就是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克林顿比父亲年轻22岁，比我小6个星期。这场竞选标志着美国政界世代交替的开始。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的每一任总统都曾在“二战”中服役，要么是部队军人，要么是三军统帅。但是到1992年，“婴儿潮”出生的人和那些更年轻的一代人占据了选民年龄结构中的主要部分。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一位与他们同时代的领导人。克林顿非常聪明地避开父亲在外交政策上的强项。他看到国民对经济的焦虑，于是推出的竞选口号是：“笨蛋，问题在于经济。”（It’s the economy，stupid.）
在竞选的一整年中，我都与父亲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到1992年初夏，竞选还没有任何起色。我告诉父亲他应该考虑采取大胆的措施，激活竞选的动力。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替换副总统丹·奎尔--一位我喜爱并尊敬的人，选用新的竞选搭档。我建议父亲考虑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迪克智慧超群，严肃认真，经验丰富，且手段强硬。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军队成功解放了巴拿马，并赢得了海湾战争。父亲却不同意。他认为这种做法将使得丹非常难堪。如果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就算父亲更换了他的竞选搭档，他也不会扭转被动的局势。但是我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过布什|切尼组合的想法。
父亲作出的一个变动就是让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回归白宫，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有了贝克掌舵，竞选之路走得更加顺畅了。选民开始关注布什与克林顿的对决。民意调查显示两人差距缩小，支持率不相上下。大选开始前四天，在里根政府内负责调查伊朗军售丑闻的检察官劳伦斯·威尔士（Lawrence Walsh）对前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提出了指控。这一事件立即占据了新闻的各大头条，盖过了竞选的势头。代理此案的民主党律师罗伯特·贝内特（Robert Bennett）事后称这次指控是“最严重的检查权力滥用，我平生头一次遇到”。独立检察官的政治立场显然并不独立。
在大选开始前的最后几天里，我的弟弟马文建议我陪伴父亲参与竞选，帮助他振作精神。我同意了，但是我当时的心情非常低落。我对媒体报道团相当恼火，我觉得他们就是为比尔·克林顿加油助威的拉拉队。
在竞选的最后几站中，有一次，报道团的两位记者走近空军一号的台阶，问我飞机上的气氛如何。通常的回答是“他认为可以跨越这座山”。但是，我气得忍无可忍。我告诉记者我认为他们的文章存在偏见。我语气严厉，态度无礼。这不是我第一次在竞选中发火。我在报道团中的形象是一个脾气火暴的人。媒体不理解的是我勃然大怒是出于对父亲的爱，而没有任何政治原因。
大选之夜到来，父亲没能连任成功。比尔·克林顿赢得了43%的选票。父亲最终获得了37.4%的选票，罗斯·佩罗拿到了18.9%的选票，其中包括几百万张本来投给乔治·布什的选票。父亲以他特有的风度接受了失败。当天傍晚，他给比尔致电，恭贺他当选新任美国总统，这为美国政治历史上一段看似不大可能发展的友谊奠定了基础。
父亲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对待失败要有雅量。他没有责怪任何人；他没有记恨在心。但是我明白他深受重创，这是一段伤感的经历。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好人输掉了竞选，让我极为消沉。1992年是我人生的低谷。
大选后的第一个清晨，母亲说：“好啦，选举已经过去啦。生活还要继续。”幸运的是对我来说，棒球赛季从来不会太遥远。同时，我也在接受训练，为休斯敦的马拉松比赛做准备。比赛日为1993年1月24日--父亲离任的第四天。当我跑过父母的教堂时，我已经跑完了19英里，且一直保持着每英里8分33秒的速度。9：30的祷告刚结束，我的家人就聚在路边为我鼓掌加油。我脚下稍一加力，奔向美术馆。父亲仍用他一贯的方式鼓励我。“我的孩子，好样的！”他呼喊道。母亲的方式则不同。她大叫：“加油啊，乔治！还有一些胖子跑在你前面呢！”最后，我以3小时44分钟的成绩冲过终点。在到达终点的一刹那，我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10岁，但是第二天我又觉得自己老了10岁。
我曾经通过慢跑来驱走体内的酒精，如今我又利用马拉松来消除对1992年的极度失望。当痛苦开始减弱，一种新的感觉取而代之：对再次竞选公职的渴望。
这种渴望是渐渐产生的。1988年，当我和劳拉搬回得州后，我变得更加关注得州面临的挑战。我们的教育系统陷入困境。有些孩子基本的阅读或算数能力都不具备，但是他们还是在教育系统中被生拉硬拽。至于他们都学会了什么，甚至他们是否能学到任何东西，大家却不闻不问。
得州的法律环境在全国成为了笑柄。得州的人身伤害律师漫天要价，让被告企业不堪重负，最终导致得州的就业机会流失。得州少年犯罪率不断攀升。此外有一种不良的文化现象让我担忧：“如果感觉良好，则我行我素”，“如果遭遇问题，就指责别人”。
这种文化给社会带来了很多麻烦。非婚生婴儿的数量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父亲放弃了自己作为家长的责任。对福利的依赖取代了寻找工作的动力。
为父亲助选和经营球队的经验都强化了我的政治、管理和沟通的技能。而婚姻和家庭则拓宽了我的视野。如今，父亲已经淡出政坛。我早期对于父亲落败的失落让位于一种解脱感。我展示施政纲领的时候不需要再去维护他的政策。我不用担心自己的决策会干扰他的总统工作。我能够放开手脚走自己的路。
家里内部有这个想法的人不止我一个。1993年春，杰布告诉我，他正在认真考虑竞选佛罗里达州的州长。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父亲的失利却给我们带来了机遇。起初看上去像是一个伟大故事的悲壮落幕，如今却意外地为两份新事业拉开了序幕。倘若父亲在1992年的选举中获胜，我怀疑自己是否会在1994年竞选州长，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绝不会成为美国总统。
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参加竞选。我向一个密友，政治战略家卡尔·罗夫（Karl Rove）寻求意见。我在1973年初次遇见卡尔，当时父亲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担任主席，卡尔则主管着高校的共和党组织。我以为他跟那些令我讨厌的耶鲁校园政治家们是一类人，但是我马上发现卡尔与众不同。他不是那种自鸣得意，自视清高的人，他也肯定不是那种典型的温文尔雅的竞选运作人。卡尔像一个对政治痴狂的科学家，智慧超群，风趣幽默，干劲十足，想法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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