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统的人选在让人心力交瘁的初选结束后正式敲定。总统竞选过程能把候选人剥得只剩一个核。它把候选人的优点和缺点在选民面前暴露得一览无余。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但是竞选的艰辛让候选人为应对总统工作的压力做好准备。那些紧张的日子也暴露了我周围人的秉性，为我之后在白宫组建政府班子打下了基础。
艾奥瓦党团会议的召开正式拉开了竞选大幕，那是完全的草根体验。我和劳拉在艾奥瓦访问，握了成千上万双手，喝掉了无数加仑的咖啡。尽管我们的活动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但是竞选中真情流露的一刻却发生在未经任何事先准备的情况下。
1999年12月，我参加了在艾奥瓦州德梅因举行的共和党辩论。主持人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汤姆·布罗考和地方台的主播约翰·巴克曼。在回答了一些预料之内的问题之后，巴克曼提了一个让我吃惊的问题：“你最认同的政治哲学家或思想家是谁，为什么？”
我是第三个回答的人。我想到了密尔或洛克，他们的自然法则理论影响了美国的创始人。之后我又想到了林肯，在共和党辩论中谈亚伯拉罕是不会出错的。正当我还在思索答案的时候，巴克曼转向我：“布什州长？”没时间再权衡选择了。我蹦出一句话：“耶稣，因为他改变了我的心灵。”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那是怎么回事？在开车回到酒店的路上，父母来电。他们在重要活动过后一般都会给我电话。“孩子，表现很精彩，”父亲说，“我觉得你的回答不会给你造成太大影响。”“哪个答案？”我问，“就是那个回答耶稣的啊。”他说。
起初我并没有想到这个回答会对我有不好的影响，我只是脱口而出我心所想。然而，反思之后，我才明白其中的深意。我对那些靠兜售宗教来赢取选票的政客心存疑虑，我并不相信卫理公会派教徒或犹太或穆斯林的手段能称为公共政策。推行宗教不是政府的职责。我作为得州州长并没有那样做，作为总统，我当然也不打算那样做。
当然，我的言辞还是激起了大家的不满。“这样非常不圣洁。”一名专栏作家写道。“布什在调查耶稣的票数，耶稣在艾奥瓦的民众中支持率很高。”另外一位如是说。
但并不是所有的反响都是消极的。我的回答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因为他们也在各自的生活当中有类似的经历，因此赞同我这样公开地谈论信仰。
在党团会议召开的那天晚上，我赢得了艾奥瓦40%的投票。在简短的庆祝过后，我们又踏上了前往新罕布什尔的征程。我知道领跑者经常在新罕布什尔州遭遇翻船。新罕布什尔的选民有挑落热门候选人的历史。在我的参议员朋友贾德·格雷格的领导下，我感觉我们在该州的竞选运作良好。我在新罕布什尔待了很久，参加游行，提高我翻煎饼的技巧。初选日，我和劳拉在曼彻斯特的酒店里看了结果报告。刚到下午，卡尔拿来的投票后的民意调查显示：我会输掉的，输得很惨。
劳拉发话了。“乔治，你想成为总统吗？”她问。我点了点头，“那你就别又再次让人牵着鼻子走了。”她说。
她说得对。我犯了一个领头羊会犯的典型错误。我让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另外一位总统提名的有力争夺者，在新罕布什尔占据了先机。他开展了一场活力四射的竞选造势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无党派选民，压过了我从共和党同胞那获得的稳定支持。麦凯恩自从1983年起一直在国会担任议员，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把握全国大局之人，把我划定为只懂华盛顿事务之辈。在每一个竞选站点，他都高谈改革，尽管改革学校体制、修改侵权法、重整得克萨斯福利体系的人是我，然而，我不得不承认约翰的竞选手段相当聪明有效，而我也得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我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在跑步机上，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竞选尚未过半，我便面临着最大的人事抉择。传统的游戏规则要求我解雇几个人，并宣布全新的开始。我决定反其道而行。我把高级工作人员聚集到一起，告诉他们我拒绝让任何人走开，以迎合喧嚣的媒体。有一个人应该受到责备，那就是我。无论输赢，我们都将作为一个完整的团队完成这场选战。接着我给每个人分派了任务。卡尔给马上要举行初选的州的政策主任打电话，乔负责稳定军心，卡伦去接触主要媒体人士，唐·埃文斯负责让筹款人打起精神来。
我致电政策主任乔希·博尔滕，他和大部分工作人员一起在奥斯汀的竞选总部工作。我问：“大家的状态如何？”
他坦言“大部分人都惊呆了”。
我知道团队盼望我给大家一个信号。“把他们聚集起来，告诉他们应该抬起头来，因为我们要赢得这场胜利。”我告诉乔希。
回头来看，新罕布什尔的落败创造了一种机遇。选民倾向于考察候选人如何应对不利局面。里根和父亲分别在1980年和1988年输掉艾奥瓦州后都展示了各自的坚韧。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新罕布什尔败北后重整旗鼓，反败为胜。2008年，奥巴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2000年，我把这次失败视为一次机会，用于证明自己能够接受打击，重新站起来。我的经验是，有时候最佳的人事变动就是不作变动。
在南卡罗来纳州，我们选择了一个新的主题，突出我在得州两党中的成就：取得实际成果的改革家。我们开展市民集会活动，我回答了在场群众的所有问题，直至他们没有问题为止。我给该州领导人致电，以期获得他们的支持。然而麦凯恩在一个竞选广告中把我与克林顿相提并论，质疑我的人品。这太过分了。我在电视上予以还击。这种反击，加之成功组织的草根竞选，最终让我获得了回报。我以53%的支持率赢得了南卡罗来纳州，在超级星期二的13场初选中斩获了9场胜利，势头强劲地冲向提名。
5月上旬，我和约翰在匹兹堡见面了一个半小时。我的一些支持者在南卡罗来纳州对他使用了一些侮辱性的语言，毫无疑问，他感到非常愤怒。我理解他的气愤，并表明自己尊重他的人格。在我们会晤之后，他告诉记者我可以“游刃有余地”恢复白宫的尊严。
这并非我获得的最耀眼的支持，但是这却是约翰与我和解的开始。8月份，约翰和他的妻子辛迪在他们美丽的亚利桑那农场招待了我们。看着麦凯恩大厨站在烤炉边悠闲地烤肋骨非常有趣。2000年和2004年我们都携手开展竞选。我尊重约翰，也非常高兴能有他在我身边支持我。
艾尔·戈尔是一个有才华、成就突出的政治家。和我一样，他也毕业于常春藤盟校，有一位从政的父亲。但是我们的性格迥异。他看上去拘禁、严肃、清高，好像他的一生都在为争得总统宝座而奋斗。他云集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联盟，包括大政府自由派人士，文化精英和劳工工会。他相当善于开展关于阶级福利的平民主义活动，在经济繁荣期担任副总统。他是一个很难打败的对手。
回顾2000年的竞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昏天黑地中度过：握手、筹款和争夺早晨头条新闻。有两个时刻，政治的旋转木马停滯了。第一刻是在费城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那场大会是父亲的办公厅副主任兼运输部长安迪·卡德成功组织的。
我参加了1976年以来的每一场代表大会，但是没有哪一次能够与自己站在台中央的感觉媲美。我在黑暗的后台等待，听着倒计时：“5，4，3，2，1。”然后走向座无虚席的场地。起初，整个场面让我难辨方向。灯光和声音在我四周开炸。我可以感到身体的热度，闻到人群的味道，然后人们的面孔开始聚焦。我看到了劳拉和女儿们，父亲和母亲。我的一生都在观看乔治·布什讲话。这次角色的转变让我感到震撼。
“我们的机遇如此巨大，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我们不能让这一时刻溜走，”我说，“所以今晚，我们向全国发誓，我们将抓住美国做出承诺的这一时刻。我们将利用良好的时机，实现伟大的目标。这届政府有过这样的时刻，他们有过机会，但却没有成功领导这个国家，我们会来领导。”
两个月之后，竞选又一次暂停，这一次是为了辩论。卡伦·休斯领导我们的备战团队，乔希·博尔滕主管政策话题。乔希拥有聪慧的大脑和令人解除心防的谦虚性格和快乐的心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999年的8月，在艾奥瓦艾姆斯民意测验投票处，看到几百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驶进城里。其中两位驾车人是威斯康星州州长汤米·汤姆逊，以及科罗拉多州议员本·奈特霍斯·坎贝尔。当领队从他炫目的艾奥瓦制造的蓝黄色胜利牌摩托车上跳下来，摘下头盔时，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是乔希，他戴着印有我们的竞选标志的头巾。他说：“州长，来见见拥戴布什的车手。”
第一场辩论在波士顿举行。在后台的休息室里，我给可毕扬·考德威尔打电话，我们通过电话做祷告。可毕扬请万能的主赐予我力量与智慧。他的声音给我很大的安慰，让我镇静下来。此后的竞选和我任职总统期间只要有大型活动，我都会和考德威尔通过电话祷告。
接下来我听到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主持人吉姆·莱赫介绍候选人。我们从各自的角落出场，在舞台中间见面。戈尔给我一个力度超大的握手。我猜他是企图给我释放烟雾弹，就像1994年安·理查兹那样。
我集中注意力回答问题，尽管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处于自动驾驶状态。我把手表摘下来放在讲台上，避免重复父亲以前犯过的辩论错误。我瞥了一眼手表，发现辩论差不多快结束了。我们分别进行总结陈词，再一次握手--这次力度正常，然后回到簇拥过来的家人、朋友和助手身边。
辩论结束后卡伦立即告诉我戈尔犯了一个大错误。当我发言的时候，他不断地叹气，表情轻蔑。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闻。我在场上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表现，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举动。
第二场和第三场辩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是结果相似。我们都没有发生严重的失态状况。但是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举行的第三场辩论中，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时刻。市政会议的形式（即选民提问）让我们自由地在讲台上走动。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患者权利法案的。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发现戈尔朝我走来。他身材高大，马上占据了我的空间。副总统打算跟我撞个满怀还是来个前臂冲撞。有那么一瞬，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萨姆·休斯敦小学的操场上。我看着他轻蔑地笑了笑，然后接着回答问题。
几场辩论下来，我感觉良好。我认为自己的表现超过了预期，并以为竞选中的那些戏剧性时刻都离我远去。但我错了。
大选前5天，我们在威斯康星州进行常规的竞选活动，卡伦·休斯把我拉到一边。我们走进一间安静的屋子，她说：“新罕布什尔的一名记者刚才打电话询问酒后醉驾受罚的事情。”我的心猛地向下一沉。在竞选尾声爆出这种负面新闻将会带来摧毁性的打击。
4年前，在我被召履行陪审团义务的时候，我曾认真考虑过公开酒后醉驾处罚记录。那次案件刚好与酒后开车有关。但是我最终没有参加陪审，因为作为州长，我可能以后需要就被告的案子进行裁决，这是赦免过程的一部分。当我走出奥斯汀法院，一个记者冲我叫道：“你有没有因为酒后醉驾被逮捕过？”我回答说：“我年轻时候的记录并不是没有瑕疵。当时，我做了很多傻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希望人们不要饮酒后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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