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们也发现他们能够利用该问题获益。民主党在2004年总结认为，干细胞研究是一个有用的政治工具。利用干细胞研究的争论，他们在堕胎问题上开辟了新的回旋余地，同时还维护了其知晓民生疾苦的一贯形象。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主党候选人在电视广告上连篇累牍地强调胚胎干细胞能带来的好处，而对这项科技面临的问题，如其尚未经科学检验，可能引发道德问题，人们还有其他合乎伦理的选择等，却只字不提。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约翰·克里在这个问题上十分活跃。克里经常批评这项政策，在他的口中，将其描述成了对干细胞研究的“禁令”。我曾指出所谓“禁令”是子虚乌有的。相反，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资助的总统。再者，对来自私人部门的研究资助，我并没有做出任何限制。
然而，克里在竞选活动中利用干细胞研究，对我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抨击，给我的立场贴上了“反科学”的标签。这样的指控是错误的。我支持资助干细胞替代研究，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加大对科技研究的投资力度，并发起针对艾滋病的全球倡议。所有这些都是我支持科学的明证。然而这样煽动民众的行为一直持续到大选期间。10月份，最出格的事发生了。克里的竞选伙伴参议员爱德华兹在艾奥瓦州一次政治集会上表示，如果克里当选总统，“像克里斯托弗·里夫这样的病患就有了摆脱轮椅重新站起来的希望”。
通过这场关于干细胞研究的辩论，我对什么是激烈的人身攻击有了初步概念。我在整个总统任期内都见证了这一现象的延续。偏袒民主党的反对分子和评论员不仅对我执政的合理性、我的智商和我的诚意提出质疑，他们甚至嘲笑我的长相、口音和我的宗教信仰。他们给我贴上了各种各样的骂名：纳粹分子，战争犯，甚至是大魔王撒旦，给我贴上这个标签的人是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一位立法者还将我称为一个失败者、一个骗子。他后来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在某种程度上，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在得克萨斯州时，我就曾经领教过政治的残酷。我也曾目睹父亲和克林顿总统被对手和媒体奚落嘲笑。林肯甚至曾被比做一只狒狒。而乔治·华盛顿本人也曾经十分不受欢迎。那时政治漫画甚至将这位美国的革命英雄送上了断头台。
然而在我的任期内，人们措辞变得越来越难听。随着24小时有线新闻的出现，再加上许多完全倒向民主党一方的政治博客，使这一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令人非常沮丧。美国政界这种不良氛围阻碍了优秀的人才来竞选总统。
时间一久，原先那些无足轻重的谩骂和污蔑固化成了人们的普遍看法。有人提议，我对那些讽刺漫画的反击应当力度更大。然而我认为，若要堕落到批评者的水平，将是对总统这个职位的侮辱。我在竞选中曾做出承诺，要改变美国政治的氛围。我以对自己的承诺认真负责的态度，尽了自己的努力，却难以获得成功。
这场激烈的论战并没有动摇我的立场。我翻阅了许多史料，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许多总统都经历过这般严厉的批评。而他们应对这些批判言论的方式，不仅是他们人格的标尺，也反映了其成就的大小。那些以自己的原则为基准，而不是跟着公众意见随波逐流的总统，最终获得了人们的承认。
乔治·华盛顿作为一位领袖，坚持自己的信仰赋予了他一种内心的慰藉，世间任谁都无法夺走。他还曾说过：“恶毒的利剑不论如何尖利带刺，永远无法伤及我的弱点。”
以上这些我读到的文字来自史学家迈克尔·比齐罗斯（Michael Beschloss）2007年的著作《总统的勇气》（Presidential Courage）。正如我向劳拉说过的，在乔治·华盛顿离任两百多年后，人们仍然在评估他给后世留下的遗产，那么我这个乔治·W（与乔治·华盛顿英文首字母相同）又何必为今天这些报纸头条而烦恼。
任凭电视上的争论和竞选历程中的吵闹，我的干细胞研究政策在实验室中得到了平稳的推行。科学家们历史上头一次在胚胎干细胞研究上获得了联邦资助。
科研人员同时也利用这笔资金进行干细胞替代研究，探索其他非胚胎干细胞来源的发展潜力，包括成年人的骨髓、胎盘，以及羊水。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许多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同时也没有导致道德争议。例如医生们找到了从脐带血液中抽取干细胞的方法，不仅不会对细胞来源造成危害，也为白血病和镰状细胞性贫血症患者提供了治疗手段。
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在伊莱亚斯·泽豪尼博士的监督下完成的。阿尔及利亚裔美国人泽豪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我将他任命为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职位。他同意辅佐总统，而同时他也是科学家中的一员。这个双重身份让他左右为难。他对我的干细胞研究政策持反对态度。然而同政治相比，他对于发现新的疗法更感兴趣。他在资金上对干细胞替代性来源进行了大力支持，并且，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许多突破性进展都应归功于他，以及他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带领的专业团队。
可惜的是，同科学进展相比，大部分国会议员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政治上。随着200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民主党明确表示他们将再一次把这个问题当做政治武器。一位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候选人成功说服帕金森症患者迈克尔·福克斯，让他在全国电视广告上为其攻击竞选对手。原先支持我政策的共和党人担心自己的席位不保，纷纷改变主张。2006年7月，参众两院开始考虑一项推翻我干细胞政策的议案，允许对毁灭人类胚胎的研究提供联邦资助。
担任总统5年半以来，我从未对任何法案行使过否决权。我坚持与国会大部分议员密切合作，争取我支持的议案获得通过。然而当这项干细胞研究的提议在国会投票中获得通过时，我就明确表示我将否决该议案。并且在拿到该议案后，我付诸了实际行动。
我由此又招致了各种骂名。其中“顽固”要算是最最客气的。然而我的立场不会动摇。如果在干细胞研究问题上背弃自己的原则，那我又如何在其他问题上维持诚信呢？
对于如何引导人们正确理解我做出的否决，我思考再三。我希望能找到一种生动有力的方式，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立场的基础是对生命的尊重，而不是对科学的反感。因此当我的国内政策顾问卡尔·晋斯迈斯特提议，邀请一批“雪花”幼童来到白宫的时候，我当即认为这是个绝妙的主意。每一个“雪花”婴儿最初都是一个冷冻胚胎，他们没有在研究中被摧毁，而是植入了养母的体内。
我在白宫东厅发表了针对我动用否决权的演讲，与我同台的还有24个兴奋的婴儿和他们的父母。其中就有14个月大的特里·琼斯。小琼斯的胚胎是由密歇根迈孔市的戴夫和希瑟·怀特（Dave and Heather Wright）夫妇完成受精的。通过体外受精疗程，这对夫妇得以生下三个漂亮的宝宝。在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他们余下的冷冻胚胎也将获得领养，避免了因为研究而遭到毁灭。
来自得州塞布勒斯的J·J·和特蕾西·琼斯（Tracy Jones）一直祈祷上天能赐予他们一个孩子。通过夜光基督教领养中心的协助，他们得以领养怀特夫妇的胚胎。由此便诞生了我怀中这个爱笑的金发男孩特里。他能够有一个爱他的家庭和光明的未来，要多亏科学的奇迹和两个家庭的仁心。
这次演讲的几周后，我收到了来自J·J·琼斯一封感人至深的来信。他在信中描述了“不育的痛苦”，以及“能够领养特里--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注定要摧毁或用于研究的剩余胚胎，他和特蕾西是多么幸运”。他还告诉我，特里很快就要有兄弟姐妹了--琼斯夫妇领养了另外一个冷冻胚胎。
而国会对于我行使否决权就没这么高兴了。民主党一位该议案的支持者指责我的否决是基于“政治上的一己私利”。说我为了获得利益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几乎所有的调查都显示我的干细胞政策不受欢迎。民主党为进行报复，拒绝通过支持干细胞来源替代研究的法案。按他们的意思，如果不能资助摧毁胚胎的干细胞研究，那么他们宁愿什么研究都不资助。看来他们口口声声要找寻新疗法的热情也不过如此。
当民主党赢得两院多数席位后，他们再一次发动了推翻我的政策的尝试。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还宣布将其作为她的首要任务之一。2007年6月他们又给我来了一份议案，我又一次对其进行了否决。多亏国会大厦共和党人的勇气，否决票没有被推翻。
5个月之后，《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大标题“科学家找到不需胚胎的干细胞获取方式”。文章中描述了威斯康星州和日本的两组研究人员如何对成人皮肤细胞进行再造，赋予其胚胎干细胞的特性。仅通过向成人皮肤细胞中加入四组基因，科学家们便能够重现胚胎干细胞的医疗作用，免于引起道德争议。
该发现对科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热心支持者对这个突破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称其为“一次非凡的进步”、“合乎伦理标准”。克隆羊多莉之父，苏格兰科学家伊恩·威尔莫特（Ian Wilmut）也宣布，他将停止克隆人类胚胎，转而使用这一新技术。
这则消息给我带来了惊喜。从2001年上任以来，我就一直期望看到这样的科学突破。查尔斯·克劳特哈默是美国最有深刻洞见的专栏作家之一，他在批评我2001年干细胞政策时颇有分寸，显示出对人的尊重。他这样写道：“裁决很明确，很少有这样一位总统，在其道德立场受到如此的诋毁之后，其观点又得到如此彻底的澄清。”
在未来的若干年中，无论是克隆，还是基因工程，我们的国家还将面临更多生物伦理上的难题。我们民族的品行在历史上将得到何种评价，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对人类尊严的挑战。从2001年我宣布我的干细胞研究政策以来，我一直抱着科学和伦理能够共存的信念。有了考虑周密的政策，我们便能迎来南希·里根曾经渴望的先进医疗技术，同时避免滑向阿道斯·赫胥黎所预言的社会。
我在2001年8月针对干细胞研究的全国讲话，事后有评论家将其称为我总统任期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决定。在当时此言不虚，然而却没有持续多久。
克里斯托弗·里夫，扮演超人的著名演员。因一次骑马中的意外，里夫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可悲的是，他死于2004年10月，爱德华兹发表声明的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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