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早上，我一直在试图联系劳拉。她上午计划要在一个参议院委员会上作证，以支持我们的教育倡议，而这次听证会的举行与双子塔被撞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我给劳拉打过几个电话，但电话一直掉线。我无法相信，美国总统竞然无法联系上他身在国会大厦中的妻子。我对安迪·卡德厉声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终，在空军一号即将到达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时，我联系上了劳拉。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感觉舒服，但那一刻听到她的声音，我感到尤为舒心。她告诉我她已经被特工带往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她也和芭芭拉和詹娜通过电话了，两人现在都很安全，我感到如释重负。劳拉问我何时能返回华盛顿。我说，现在所有人都建议我不要返回华盛顿，但我会尽快回去的。我不知道是否能尽快回去，但我确实希望如此。
降落在巴克斯代尔就像来到一处电影布景地一样。一架来自于休斯敦埃灵顿空军基地的F-16战斗机护送我们进入了基地。埃灵顿空军基地也是我之前服役的地方。机场滑行道两旁停满了轰炸机，场面非常壮观，显示了我空军强大的实力。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轰炸机就会派上用场，去歼灭组织这次袭击的人。
巴克斯代尔没有总统车队，所以空军基地总司令汤姆·凯克将军不得不随机应变。特工们护送我走下悬梯，进入车内，之后我感觉汽车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沿跑道飞驰。当司机开始以同样的速度转弯时，我喊道：“慢点，小伙子，空军基地里没有恐怖分子。”这可能是那天我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了。
在凯克将军的办公室内，我通过机密电话，联系上了唐·拉姆斯菲尔德。想找到他并不容易，因为他是五角大楼第一个对袭击做出反应的人。在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跑出去，帮助救援人员将伤亡人员抬上担架。
我和拉姆斯菲尔德说，我认为此次袭击是一次战争行为，并批准他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这也是自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第一次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全球的美国军事设施均加强了安全防范，随时待命。我还告诉他，现在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渡过眼前的这次危机。之后，我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我说道：“你和迪克·迈尔斯来决定之后如何反击。”
路易斯安那州时间11点30分，距离我做全国讲话已经有快3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担心人们可能会觉得政府已经支离破碎了，劳拉也有此担忧。于是我录了一小段讲话，说明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我的情绪被点燃起来了，但周围的环境--路易斯安那州军事基地中的一个简陋会议室--却并未给予我很大的信心。美国人民也需要看到他们的总统出现在华盛顿。
我不断询问安迪何时可以返回华盛顿。特勤人员们觉得局势仍然不明朗。切尼和康迪也这样认为。他们建议我改去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夫特空军基地战略司令部，那里较为安全，且有可靠的通讯设施。我无奈地接受了，这也再次推迟了我返回华盛顿的日期。我们在巴克斯代尔登机的时候，空军一号里装满了食物和水，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对一切可能。
我们到达奥夫特空军基地之后，我被送到指挥中心，很多军官因参加预定的演习也都在那里。突然，一个声音从广播系统中传出：“总统先生，有一架无响应飞机正从马德里飞来，我们是否有权将其击落？”
当时，我头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事情何时才能结束啊？之后，我简单说明了之前批准的击落条件。我脑子里迅速地想象了一下各种最坏的情况：比如，击落一架外国飞机会在外交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如果我们行动过于缓慢，恐怖分子已经击中目标该怎么办？
那个声音再次从喇叭里传来。他欣喜地说道：“从马德里飞来的航班已经在葡萄牙里斯本着陆了。”
感谢上帝啊，我心想。这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息。
我们转移到了通讯中心，在那里，我通过视频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对于在会议上的发言，我已经深思熟虑。所以，会议开始时，我就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反恐战争。从今天起，这将成为本届政府的一个新的工作重点。”之后，我收到一条最新的紧急情报，于是我转向乔治·特内特，问道：“谁干的？”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
在“9·11”事件前，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当我还是总统候选人时，在简报中第一次了解到恐怖主义网络。基地组织这一名称的阿拉伯语意思为“基地”，它是一个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恐怖网络，得到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护和支持。基地组织首领是奥萨马·本·拉登，他是一名激进主义者，出身于沙特阿拉伯一个富人家庭。在海湾战争时，因反对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而被驱逐出境。基地组织持有极端主义观点，把除掉一切阻碍他们的力量作为己任。
基地组织非常喜欢高调地进行袭击。在“9·11”发生3年以前，恐怖主义者在两个美国驻东非使馆同时实施了爆炸案，造成20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伤。2000年10月，“科尔”号军舰爆炸案也是由他们指使的，17名美国海军官兵在也门附近海岸丧生。截至9月11日下午，情报部门在被劫飞机的乘客名单中发现了已知的基地组织成员。
在“9·11”之前，中情局担心过基地组织可能会进行袭击，但所有情报均显示袭击会发生在海外。2001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加强了海外使馆的安全措施，增加了与国外情报机构的合作，并且通过联邦航空管理局，对有可能遭劫持的国际航班发出警告。在我上任的最初9个月，我们成功协助阻挠了恐怖分子对巴黎、罗马、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其他地方的袭击。
在夏天时，我要求中情局重新审视一下基地组织的威胁，评估其在美国内部进行袭击的可能性。8月初，在一份《总统每日简报》中，中情局重申了本·拉登一直以来要袭击美国的意图，但并未确认有具体计划。简报中这样写道：“我们没有证实一些耸人听闻的威胁……比如有消息称，本·拉登想要劫持一架美国客机。”
“9·11”那一天，很明显情报部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对于这样的失误，我感到很惊讶，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我知道，在这场危机还未渡过之前，不应该公开指责或责怪谁。那时，我最担心的是在美国还有更多的基地组织成员。
我在奥夫特基地里仔细观察着显示屏，并告诉乔治·特内特要“把耳朵竖起来”--就是让他注意所有情报信息，并追踪每一条线索。
我同样也说得很清楚：我计划在合适的时机，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使用武力。我们不会仅仅使用一个无关痛痒的巡航导弹轰炸一下而已。就像我之后所说的，我们的军事回应绝不会是“用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导弹去炸一个价值5美元的帐篷”。当美国对这些袭击做出反应的时候，那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强大有力且行之有效。
在视频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讨论：我何时返回华盛顿？特勤局局长布赖恩·斯塔福德说华盛顿现在仍不安全。这一次，我没有再听从他们的建议。我决定要向全国发表讲话。很显然，我是不可能在内布拉斯加的一个地下堡垒中向全美人民讲话的。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安迪和中情局负责向我做简报的迈克·莫雷尔一起到会议室和我见面。迈克告诉我，法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其他在美基地组织成员--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细胞”（sleeper cells）--的报告，称他们在策划实施第二波恐怖袭击。“第二波”，多么可怕的字眼，如果没有进一步袭击的话，我相信美国能够克服“9·11”袭击带来的困难。但是如果再有一波袭击的话，我们将很难承受。这是那一天最为黑暗的一刻。
当我正在飞机上观看电视报道的时候，我看到了芭芭拉·奥尔森的照片。芭芭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电视评论员，也是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特德·奥尔森的妻子。特德·奥尔森曾对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案在最高法院为我辩护。芭芭拉乘坐了美国航空的77号航班，也就是撞向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她是这场悲剧中我发现的第一个认识的人。我拨通了特德的电话，他听起来似乎很镇定。但从他的声音中，我能感受到这场悲剧给他带来的打击和绝望。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悲痛。他向我描述了芭芭拉如何从被劫航班上给他打电话，并冷静地传达了相关信息，她为了国家一直战斗到最后。我向特德发誓，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些杀人凶手。
在返程途中，我还找机会了解了一下我父母的状况。他们两人9月10日晚在白宫过夜，11日上午很早就离开了。在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正在空中。当接线员接通我父亲的电话时，我能感觉出他很焦虑。他并不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因为他相信特工们有能力保护好我--但他很担心我所承受的压力过大。我为了安抚他的情绪，说道：“我没事。”
父亲把电话交给了母亲。我问道：“您现在哪里？”
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布鲁克菲尔德的一家汽车旅馆。”
“你们怎么会在那里啊？”
“儿子，”母亲冲我说道，“你让我们的飞机迫降的。”
在这样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运输部长诺曼·峰田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负责使4000架飞机安全着陆。我希望此举能够使来自空中的恐怖威胁告一段落。
我开始思考当晚在椭圆形办公室该对全国人民说些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但在看到电视上的一幕幕惨剧后，我意识到整个国家都已经陷入恐慌，宣战无疑会加剧人们的担忧，所以我决定再等一天。
但我确实想要宣布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美国将会让那些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为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径负责。这一新的声明推翻了过去的模式。在过去，我们将恐怖主义团体与其支持者分开对待。现在，我们不得不让各国做出选择，要么打击恐怖分子，要么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在他们再次袭击美国之前，在海外将其消灭。
在我的讲话中，我还想传达出对这种行径的义愤之情。蓄意谋杀无辜者是纯罪恶的行径。除此之外，我还希望抚慰人民的情绪，并表达我们的决心--抚慰是指我们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决心是指我们会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下午6点半刚过，空军一号降落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我迅速转乘海军陆战队一号，飞往距离此地10分钟路程的白宫南草坪。直升机一直在以躲闪模式忽左忽右地飞行，但我并不害怕，我知道HMX-1的飞行员会把我安全送至白宫。
我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一个废弃的、封的华盛顿。在远处，我看到黑烟从五角大楼处冒起，象征美国军事实力的五角大楼在冒烟。基地组织的飞行员飞行技巧如此娴熟，手段如此残忍，驾驶着飞机径直冲向了这座高度并不高的建筑，我对此感到震惊。我的思绪再一次回到过去，我仿佛见到了现代版的珍珠港事件。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捍卫自由；现在，我也有责任带领新一代的美国人共同保卫祖国。我转过头，对安迪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在南草坪降落后，我的第一站就是椭圆形办公室。我读了一下讲话的草稿，并做了几处修改。之后，我进入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这是冷战初期为应对重大袭击而修建的加固地下堡垒的一部分。中心24小时有军事人员保护，且备有充足的食物、水和电力，以保障总统及其家人长期使用。在紧急行动中心的中央，有一间带有一个大木桌的会议室--地下战情室。劳拉就在那里等我。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说话，而且在这个时刻，我们无须言语，她的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我回到楼上，练习了一下我的讲话，然后进入了椭圆形办公室。
“各位同胞，今天，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行径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自由。”我开始说道，之后我描述了袭击者的凶残和反抗者的英勇。我继续说道：“我已经动用了我们所有的情报和执法资源，以确保找到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对于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和庇护恐怖分子的人，我们将一并惩处。”
讲话最后，我引用了《诗篇》中的第23篇中的话：“即使我走过死亡之幽谷，我也无所畏惧，因为你们与我同在。”我觉得这篇讲话比我在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做的声明要好得多。但我也知道，仅仅团结全国人民是不够的，未来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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