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阿富汗 (4)

　　从要塞中被赶跑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成员们，逃往阿富汗崎岖的东部边境，那里和巴基斯坦接壤。2002年年初，汤米·弗兰克斯发动了一系列主要攻势，代号“水蟒行动”。我们的军队与盟友部队以及阿富汗军队合作，把剩余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武装人员挤出了阿富汗东部，中情局人员和特种部队翻山越岭排查山洞，呼叫空袭打击恐怖分子藏身处，给基地组织的军队沉重打击。

　　我特别想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奥萨马·本·拉登就在被击毙人员或者被抓捕人员之中。我们一直在寻找他，可是总会频繁得到互相矛盾的有关其下落的情报。一些情报显示他就在贾拉拉巴德，另一些却说他在白沙瓦，或者在坎大哈附近的某个湖边，还有的说在地形复杂的托拉博拉山区。我们的部队沿着所有的线索调查。有好几次，我们都认为已经能逮到他了，但是情报从没说对过。

　　几年之后，有人批评说，我们曾在托拉博拉山区让本·拉登逃过绞刑架。我认为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我经常向军方和中情局官员询问缉捕本·拉登事宜。他们日以继夜寻找着本·拉登，而且他们向我保证，军事力量和各种资源都足够用。只要我们知道他的确切位置，就算把那里翻个底朝天，也要让他接受正义的审判。

　　“水蟒行动”标志着战争的起始阶段业已结束。和所有战争一样，我们在阿富汗的行动并不完美。但是，仅仅在6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将塔利班赶下了掌权地位，摧毁了许多基地组织训练营，从难以形容的暴虐中拯救出2600万人民，让阿富汗女孩子又有了受教育的权利，进行选举以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没有发生饥荒，没有爆发内战，巴基斯坦政府没有垮台，穆斯林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暴乱，也没有发生针对美国本土的报复性袭击。

　　获得胜利的同时，代价也极其高昂。从战争开始到“水蟒行动”这段时间里，有27名英勇的美国人牺牲了。我知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他们总会出现在每天上午我读到的简报中。我脑海中浮现出，他们的家人看到军官出现在家门口时的悲痛。我祈求上帝在这痛苦之中给他们以安慰。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决定给每一位在战场上阵亡士兵的家人写信。我要赞美他们的牺牲，表达我个人的哀悼，也代表国家表达感激之情。2001年11月29日，我坐下正要写信时，想起亚伯拉罕·林肯在1864年写给莉迪娅·比克斯比（Lydia Bixby）的信，后者是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妇女，被认为在内战中失去了5个儿子。

　　“我明白我几乎苍白的安慰，并不足以舒缓您痛失爱子的无比沉痛与哀伤，”林肯写道，“但我仍要代表合众国，向您致以深切慰问，他们是为了拯救而献身。我祈求天父抚平您的丧子之痛，让您永怀爱子的美好记忆。您在自由祭坛前所献出的珍贵一切，必为您带来无上的光荣。”

　　我正要给香农·斯潘（Shannon Spann）写信，她是中情局工作人员迈克·斯潘（Mike Spann）的遗孀，后者在马扎里沙里夫的一次监狱暴乱中丧生，他是在这场战争中我方第一名战死沙场的人：

　　亲爱的香农：

　　劳拉和我，代表这个心怀感激的国家，为已经牺牲的迈克向您和您的家庭表达我们发自內心的同情。我知道您现在心如刀绞。让我们大家一起祈祷。

　　迈克在同恶魔的战斗中牺牲。他为高尚的目标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自由。您的孩子们应当知道，他为我们国家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崇高、英勇。

　　愿上帝保佑您，香农，也保佑您的孩子们，和所有为失去一位勇敢的好人而悲痛的人们。

　　真诚的，

　　乔治·沃克·布什

　　对每一位在反恐战争中献出生命的人，我都会给所在家庭写一封信。在我总统任期的末尾，我给大约5000个家庭写过这样的信件。

　　作为写信这一做法的补充，我频繁同阵亡士兵家属见面。我觉得，安慰那些痛失亲人的人们是我的义务。2002年3月，当我来到布拉格堡，我见到了在“水蟒行动”中牺牲的服役人员的家属。我很是担忧。他们会很愤怒吗？还是会很痛苦？我做好接受泪水的准备，做好倾听和述说的准备--为了缓解他们的痛苦，我愿做力所能及的一切。

　　瓦莱丽·查普曼是我见到的遗孀之一。她的丈夫，空军技术士官约翰·查普曼，在偏远的山区遭遇敌人伏击。在牺牲之前，他勇敢地进攻两个基地组织掩体，从而帮助他的战友们逃离死亡。瓦莱丽对我说，约翰告诉她，他深爱着空军。他19岁入伍，服役了整整17年。

　　我蹲下来，这样我就跟约翰和瓦莱丽的两个女儿--5岁的麦迪逊和3岁的布莉安娜--视线平行。我回想起自己的女儿还像这么大的时候。想到她们的成长中将没有父亲陪伴，我的心都碎了。我告诉孩子们，她们的父亲是个好人，在军中勇敢地作战。我遏制着自己流泪的冲动。如果两个小女孩能记住这次会面，我希望她们能回想起的是，我有多么尊敬她们的父亲，而不会仅仅记住一个泪流满面的总司令。

　　会面即将结束，瓦莱丽给我一本她丈夫的纪念册。“要是有任何人告诉你开战是错误的，”她一字一句地说，“你可以看看这个。”她在纪念册上写了一句话：

　　“约翰完成了他的工作，现在，你要做好你的。”

　　每次我在做战争决策的时候，我都会记着她和所有像她一样的人所说的话。

　　久而久之，解放阿富汗带来的兴奋被一项望而生畏的工作冲淡，就是帮助阿富汗人民重建家园--确切地说，从废墟中重建家园。2001年，阿富汗是全世界第三贫困的国家，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够得到医疗保健服务，多于4\/5的妇女是文盲。阿富汗的陆地面积和人口同得克萨斯差不多，可是其经济年产值仅与蒙大拿州比灵斯市的数值持平。人民的预期寿命仅有短短46岁。

　　后来几年，人们经常将阿富汗和伊拉克做对比，但是两个国家的起点有天壤之别。阿富汗解放之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少于伊拉克的1\/3。阿富汗的婴儿死亡率是伊拉克的两倍还多。帮助阿富汗人民融入现代社会，将是漫长艰难的事业。

　　竞选总统时，我从未想过要接手这种任务。2000年秋天，阿尔·戈尔和我曾就美国当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进行辩论。“阿富汗”、“本·拉登”、“基地组织”，这些字眼从来没出现过。我们讨论过国家建设。“副总统和我对于使用军队有不同意见，”我在第一次辩论中说，“我会谨慎地将军队当做国家建设的参与者来使用。”

　　那时，我更担心我们的军事力量会因为执行波斯尼亚和索马里的维和任务而不堪重负。但是“9·11”事件之后，我改变了想法。重建阿富汗也是建设我们自己国家的重要任务。我们已把这个国家从原始简单的独裁政权中拯救出来，现在我们有道德上的义务给这个国家留下更好的东西。我们也对帮助阿富汗人民建立一个自由社会有战略上的兴趣。恐怖分子只在混乱、绝望和压抑的环境中寻找栖身之处，可是一个民主的阿富汗却是一个有希望的选择，与极端分子的设想截然不同。

　　第一步，我们要授权给一个合法的领导者。科林·鲍威尔同联合国官员合作，推进阿富汗人民选举临时政府的进程。他们决定要举行一次阿富汗的传统集会--支尔格大会（Loya Jirga），也叫大国民会议。阿富汗还没有安全到能够举行这种集会的水平，所以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慷慨地将波恩作为举办城市。

　　9天的深思熟虑之后，代表团选择了哈米德·卡尔扎伊作为临时权力机构主席。当卡尔扎伊到达喀布尔参加12月22日的就职典礼（那天是“9·11”事件102天后）时，许多北方联盟的领导者带着保镖在机场迎接他。卡尔扎伊独自走过停机坪，这让一位塔吉克族军事领袖大惊失色地问道，他的人都在哪里。卡尔扎伊回答：“嗯，将军，您就是我的人，所有跟您一样的阿富汗人都是我的人。”

　　5周后我才第一次亲眼见到哈米德·卡尔扎伊。外表特征鲜明，胡子斑白，44岁的卡尔扎伊给人的印象与众不同。他在灰色外衣上披了一件绿色斗篷，戴着一顶山羊皮制的尖顶帽子，这也是他的家乡阿富汗南部部落的传统装束。

　　“主席先生，欢迎来到美国，”我对他说，“欢迎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总统任期这些年，我在这间办公室经历了不少迷人的瞬间。“9·11”事件发生4个月后，在这里为来自自由阿富汗的领导人开门--这一刻也是那些瞬间之一。

　　“总统先生，我谨代表我自己和我的人民谢谢您，”卡尔扎伊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从苏联手中解救了阿富汗。现在你们又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手中拯救了我们。”

　　“我们现在能够独立自主，要靠自己的双脚站在大地上，”他说，“但是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他对我说，“目前我从我的部长和其他阿富汗人民那里听到最多的问题，就是美国还会不会继续同我们合作。”

　　我向卡尔扎伊保证，美国会成为可靠的伙伴，我们不会再次拋弃他的国家。我们谈论了继续追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残余分子的行动，训练阿富汗军队和警察部队的现实需要和修建公路、医疗机构以及学校的必要性。

　　第二天晚上，我在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时再次见到卡尔扎伊，劳拉坐在他旁边，后面一排则坐着他的副手，也是阿富汗新的妇女部长西玛·萨马尔医生。

　　卡尔扎伊最紧要的工作，是证明塔利班垮台之后生活可以变得更好。为了帮助他，我指派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阿富汗裔美国人扎勒米·哈利勒扎德作为我的阿富汗特使，后来他也成为了美国驻阿富汗大使。扎勒米和卡尔扎伊利用美国援助中的几百万美元建造基础设施，培训教师队伍，印刷教材，向阿富汗的农村人口提供电力和清洁水源。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起的一项计划，帮助超过300万阿富汗儿童重返校园。这个数字是塔利班统治时期的3倍，而且这些儿童中有大约100万是女孩。

　　从一开始，我们就力图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到重建工作中来。多边合作能够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也能让世界各国协同抵御极端主义意识形态。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日本举行了一次国际捐助者大会。这次东京会议共得到了45亿美元的承诺捐助。美国和一些重要盟国决定一起承担在阿富汗建立公民社会的义务。我们负责训练阿富汗国民军，德国将训练国家警察部队，英国自愿承担了缉毒任务，意大利帮助重建司法体制，日本主动提出帮助解除军阀武装和遣散地方性民兵组织。

　　社会安全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因此波恩大国民会议的议程之一就是成立国际安全救援部队，即ISAF（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这个组织将由联合国主导。2002年秋天，北约同意接受救援部队指挥权，这个组织有将近5000名来自22个国家的士兵。此时，我们还有在汤米·弗兰克斯指挥下的8000名美军士兵，用以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同时继续进行清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参与人员的行动。

　　30000名军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足够。我们已经消灭了很多塔利班分子，看上去敌人都在仓皇逃窜。我同意军方高官的意见，即我们不需要部署更多士兵。我们都小心避免重复苏联和英国的历史：因为它们看上去像个征服者而遭到失败。

　　一开始，这种战略比较成功。不过现在回头想想，我们迅捷的胜利带来了不真实的成就感，后来少量的军事覆盖明显不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些遗留问题需要很多年来慢慢解决。

　　2002年6月，阿富汗举行了第二次支尔格大会，选举过渡政府。这次，安全程度足够让大会在喀布尔举行。代表团选举卡尔扎伊带领新政府，他从具有多民族和多宗教背景的人员中任命了自己的内阁。我很重视和卡尔扎伊进行经常性交流。我知道他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所以想让他的心情轻松些，不用担心我们之间的承诺。我有时给出建议或者做出请求，但极力注意避免给他下命令。让他成长为领导者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当做领导者来对待。

　　稚嫩的政府收效很明显。2003年9月，卡尔扎伊总统告诉我，阿富汗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从每天1美元增加到每天3美元，这是个显著的进步，不过依然证明这个国家多么落后。新政府最主要的成就是制订了新宪法，它是在2004年1月第三次支尔格大会上通过的。这个国家三年前还强迫女人们把自家窗户漆成黑色，现在则开始保护诸如演讲自由和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宪法确定了独立的司法体系和两院制立法机构，并规定妇女必须在国民议会中占25%的席位。

　　接下来，阿富汗要举行历史上第一次自由的总统选举，这被定在2004年10月9日。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声称要杀掉投票者、候选人和负责选举事务的官员。美国、北约和联合国官员帮助培训选举工作人员和修建安全投票站。我希望阿富汗人民能用选票证明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实际上，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