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伊拉克 (5)

　　2003年冬天，我从多方面有关伊拉克的意见中寻找立场。我向学者、伊拉克不同政见的流亡人士和其他政府之外的人寻求建议。我所见到最有吸引力的人是作家、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埃利是一个冷静、文雅的人。但是当他把萨达姆·侯赛因的残忍程度和纳粹大屠杀相比时，他74岁的眼中充满了激动。“总统先生，”他说，“从道义上讲，你有责任采取行动对抗邪恶。”他的坚定信念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一位一生致力于和平事业的可敬者，他正在要求我介入伊拉克事务。他后来在专栏中写道：“尽管我反对战争，但是现在萨达姆模棱两可、拖拖拉拉，因此我支持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下没有其他选择。”

　　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许多批评这场战争的人，不承认像埃利·威塞尔这样的人所做的道德层面上的论证。反对在伊拉克进行军事行动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致力于人权事业的。现在他们却来谴责我不该使用武力，不该对一个用毒气杀死库尔德人，用武装直升机扫射什叶派教徒，屠杀沼泽阿拉伯人，把几万人埋进万人坑的家伙使用武力。有些人可能不同意萨达姆威胁到了美国，对此我表示理解；但是我觉得没有人能否认，解放伊拉克将是人权事业的一大成就。

　　外交路线走得步履蹒跚，我们的军事计划会议越来越集中讨论推翻萨达姆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在之后的几年里，有些批评者会指摘我们没有好好为战后时期做准备。根据我的记忆，这种指摘并不准确。

　　2002年秋季开始，在副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带领下，我们进行了对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的深度规划。我们最担心的是饥荒和难民问题。60%的伊拉克人依赖政府的食物供给生活。据估算，大约200万伊拉克人将不得不在战争期间背井离乡。

　　1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埃利奥特·埃布拉姆斯对我们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介绍。我们计划准备出食物、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救灾物资。我们也制作了可以收容难民地区的地图。我们部署了经验丰富的人道主义救援专家随军进入伊拉克。我们查明了伊拉克55000个食品配送点中绝大部分的位置，同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粮食计划署--签署协议以保证有充足的食物供应。

　　我们也制订了重建的长期计划。我们将重点考虑10个领域：教育、医疗、清洁供水、电力、住房、交通、政府和法律、农业、通信以及经济政策。对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都收集资料，确定战略，设定具体目标。比如说，美国国际开发署判断，伊拉克有250所非军事综合性医院，20所军事医院，5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995个公共医疗中心。我们计划给这个国家提供大量的医疗供给，努力争取在国外的伊拉克医生和护士回国工作，培训新的医疗人员，最终把全部工作移交给一个新的伊拉克卫生部门。

　　最困难的部分是如何设立一个后萨达姆时代的政治体制。政府中有些人建议，我们应该立即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伊拉克流亡者的组织。我不喜欢这个主意。虽然流亡者们和华盛顿一直有密切联系，但是我强烈感觉到，伊拉克的第一个领导人应该由伊拉克人自己选举出来。我很介意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教训。英国自己安排了一个非伊拉克裔的国王费萨尔，他的统治被视为非法，对他的任命引发了公众不满和社会动荡。我们不会重复这种错误。

　　其余主要挑战是如何在后萨达姆时代保证公共安全。一些情报表明，一旦政权更替，萨达姆的大部分军队和警察会主动投诚。但因为最高指挥官们的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他们将不会被邀请归队。不过我们还是会利用其余萨达姆时代的军事力量构成新伊拉克的军警机构基础。

　　2003年1月，我发表了一份总统指令，即第24号国家安全总统指令（NSPD），以建立一个新的部门--重建与人道救援办公室。这个机构负责把我们的纸面概念变成具体行动，其地点设在五角大楼，这样我们在伊拉克的非军事性努力和军事行动将融入相同的指挥体系之中。唐·拉姆斯菲尔德推荐退役将军杰伊·加纳领导这一机构，后者曾参与协调1991年美国军方在伊拉克北部的救济工作。加纳起用了来自整个政府的民事专家的骨干，这些专家将随时准备被派往巴格达。

　　战前的计划和人员准备好之后，我感到我们已经万事俱备。然而，我们很清楚自己的局限性。我们的国家建设能力有限，没人知道还会出现哪些需求。军队里有一句俗话：“没有任何作战计划在与敌人遭遇后还有效。”就像我们即将在伊拉克学到的那样，这句话用在战后规划上有双倍效力。

　　2003年3月，整个作战计划准备就绪。经过一年多的探讨和质疑，汤米·弗兰克斯和他的团队所完成的计划，让我有信心迅速而果断地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同时将美国人和伊拉克人的伤亡减少到最小程度。剩下的不确定因素是土耳其所扮演的角色。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催促土耳其人允许我们进入其领土，以便将第四步兵师的15000名士兵从北部送往阿富汗。我们承诺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土耳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键项目，继续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申请。

　　又一次，看上去我们即将得到许可。阿卜杜拉·居尔总统的内阁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可是当土耳其议会在3月1日进行最后表决时，赞成票数远远不够。我很是沮丧和失落。在面临这个我们从未做出过的重要请求时，土耳其，我们的北约盟国，让美国失望了。

　　唐和汤米将第四步兵师部署到地中海东部，只要土耳其政府改变主意，或者加入从科威特发起的进攻，步兵师就可以横穿土耳其。我们还计划部署1000名第173空降师伞兵到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这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但至少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北部立足点。

　　在南部，我们在伊拉克边境有超过15万名美国士兵，在海湾地区的驻扎人数超过9万名。我非常确定，一旦有必要，我们会用上这些士兵。我们的强制外交到达了最强着力点。军事和外交两条路线已然完全融合。现在，战争还是和平的选择只属于萨达姆·侯赛因自己。

　　几个月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讨论伊拉克问题。我知道自己所有顾问的立场。迪克·切尼担心外交进程过于缓慢。他警告，萨达姆·侯赛因可以利用这些时间生产武器、藏匿武器或者阴谋策划袭击。在那个冬天的一次每周午餐会上，迪克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是真要收拾这家伙呢，还是说说而已？”这是他表达我们已经在外交领域给出了足够时间的方式。我赞赏迪克的直率意见，告诉他我还没准备好行动。“好吧，总统先生，听你的。”然后他说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之一。“这就是他们发给你工钱多的原因嘛。”他一边文雅地笑着一边说。

　　唐·拉姆斯菲尔德还没有下定决心。他向我保证军队已经准备就绪，只等我一声令下。他还警告我，我们不可能把15万名军人永远留在伊拉克边境线上。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后勤方面压力极大。在某些时候，这种长时间的行动停滯会丧失自身带给对方的压迫感，因为萨达姆也许会认定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派出军队。

　　赖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谨慎地保持着中立，但是她私下里对我表达过个人意见。她曾强烈支持核查，但是在与布利克斯和其小组会晤之后，她开始认为萨达姆除了拖延什么都不会做。她不情愿地发现，保证联合国决议效力的唯一方法就是诉诸军事行动。

　　科林的自我保留最多。2003年早些时候的单独会面时，他曾告诉我，他认为我们应该从外交领域着手解决伊拉克问题。他还对我说，他对战争计划并非完全满意。这没让我感到惊讶。汤米·弗兰克斯设想中的行动，大概需要我们曾在海湾战争中的军力数量1\/3的士兵。这同所谓的鲍威尔原则--美国可以通过数量庞大、迅速果断的军事部署赢得战争--南辕北辙。

　　科林告诉我，他和汤米讨论过他对计划的意见，这让我很高兴。科林在沙漠风暴行动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确信汤米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当我还寄希望于外交手段能够奏效时，曾对科林说，我们能把战争这个选择拋在后面，然后到达河对岸。我们之中没人想要开战。但是我问过他，是否支持将作为最后手段的军事行动。“如果这是你不得已而为之，”他说，“总统先生，我支持你。”

　　3月16日周日的早上，我登上空军一号飞往亚速尔群岛，那里是葡萄牙领土，大约在华盛顿到里斯本路程的2\/3处。我去那里是为了同托尼·布莱尔、何塞·马里亚·阿斯纳尔和葡萄牙首相何塞·巴罗佐，进行最后的外交战略会谈。随着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对第二项决议投出反对票，我们都同意外交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计划周一早上在联合国撤回决议。那天晚上，我将会给萨达姆和他的儿子最后48小时以放弃对国家的控制，这是避免战争的最后机会。

　　托尼在议会的关键表决是在周二。他告诉我，如果投票结果不利他将辞职，这也意味着英国会退出军事联盟。我从未曾想过，自己会同英国议会的表决结果联系如此紧密，更不用说还要拥护工党首相了。离开亚速尔时，我和我的朋友以及他的团队成员一一握手。在走向空军一号时，赖斯说：“我希望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归途的飞行漫长而安静。经过如此长时间的筹划和等待，这一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会在3天内开战，除非萨达姆逃离这个国家。外交手段无效让我非常沮丧，但是我曾向美国人民、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保证过，我们会执行联合国决议。我不会食言。

　　几个月来，我征询意见，听取各种观点并思考相对立的意见。一些人认为只要把核查人员留在伊拉克，我们就能牵制住萨达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办法有合理性。要是我们对萨达姆说，他现在有另一个机会--在我们曾宣布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机会之后--我们会损害自己的可信度，同时让他更肆无忌惮。

　　有些人认为，危机远远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严重。这种话让他们说出来倒是容易，他们又不用为保护整个国家负责。我还记得“9·11”事件带来的震痛，那是一次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事先警告的偷袭。这次我们已经听到了如汽笛声音一样高亢的警报声。多年的情报工作准确无误地显示萨达姆一定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曾使用过它们；他没有承担起证明它们已经被销毁的义务；即使面临在家门口的进攻威胁，他仍然拒绝同核查人员合作。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他藏起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此坚持恐怖主义行为和他曾赌咒发誓过的对美国的仇恨。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武器会被谁使用。

　　还有些人宣称，美国的真正目的在于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资源，或者让以色列满意。这些说法全都是虚假的。我部署军队加入战斗，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

　　我知道代价会很高昂，但是无所作为同样要付出代价。根据我们掌握的一切，让萨达姆继续执政会是筹码极高的孤注一掷。我当时必须下注，是所有的主要情报机构全部出错，还是萨达姆个人已经从心底改变。见识了“9·11”事件的恐怖之后，这不是我想要的选择方式。军事行动是我的最后手段，但当时我也确信是必要的手段。

　　隔天，2003年3月17日，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内格罗蓬特撤回了决议提案。当晚，我在白宫十字大厅向全国发表演说。“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履行其职责，所以我们将接过责任，”我说，“……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拉克。如果他们拒绝这一要求，将引起在我们所选择时间开始的军事冲突。”

　　接下来的两天漫长得像一整个星期。周二，我们得到一些好消息：托尼·布莱尔在议会投票中以可靠优势获胜。英国将留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