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领导 (3)

　　提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优势如此微弱，这迫使我们必须保证参众两院提案的整合版本继续得到共和党人的全面支持。为了缓解他们对费用问题的担忧，我们在提案中增加一项所谓的“触发机制”。一旦医疗保险改革带来的费用增加超过了预期，这一机制就会生效，国会将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我们还隆重推出了一个名为“健康储蓄账户”的机制。这一机制是众议员医疗保险改革提案带来的创新。为了减轻小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的负担，健康储蓄账户将低保费、高保额的重症保险与支付日常医疗开销的免税储蓄账户捆绑。雇主或个人可以向这一个人账户里存钱。如果员工跳槽，这个账户的钱将跟随他转到新的工作单位。因为健康储蓄账户的所有者实际是自己支付医疗开销，所以他们有足够的动力让自己保持健康，选择性价比高的医疗服务，并且想方设法压低价格。

　　在11月中旬，在长者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宣布支持这一修订过的折中方案。该协会的首席执行官比尔·诺伟利（Bill Novelli）表示：“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但是美国人没有时间等待完美的方案了。”他的表态马上招致了民主党领导人、工会和自由主义媒体的轮番批判。但他的态度对摇摆不定的国会议员们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投票的关键日期定在了2003年的11月21日。但是根据劳拉和我早已确定的日程，这天我们将在英国度过。这次访英，将让我成为继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之后，第一个对英国展开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我们团队中有人建议我推迟访问日程，我拒绝了。“英国又不是没有电话。”我跟他们开玩笑说。

　　劳拉和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英国之行。我们的主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是一位和蔼、迷人且极具幽默感的女性。2007年，当女王陛下与菲利普亲王前来美国出席詹姆斯敦建城400周年庆典时，我在南草坪当着700多名宾客向女王夫妇致欢迎辞，以感谢她一直以来对美国的友情。“您与我们的国家一起庆祝了建国200周年的纪念日，在17……”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出了那个数字：“1776”。这对于美英关系来说是痛苦的一年，而且这一数字显然跟女王的年龄不符。这位81岁的君王看着我，给了我一个略带挖苦的微笑。我说：“她给了我一个像母亲看自己犯错的孩子那样眼神。”当晚在英国大使馆的晚宴上，女王陛下开玩笑说：“我在想是否应该这样开始我的祝酒词--当我1776年来这里的时候……”

　　2003年，当我对白金汉宫进行国事访问时，伊丽莎白女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客之情。我们接受了41响礼炮的欢迎，并且在庭院里检阅了皇家卫队。我们下榻在精心布置过的比利时套房里。这里曾经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伯父爱德华八世国王的寝宫。在1936年爱德华八世为了迎娶一位美国的离婚女子而放弃王位前，他一直居住在这里。套房里有一面拥有300年历史的镜子，还有总价值达到1000万英镑（1500万美元）的古董，以及一个能饱览皇家花园美景的窗口。当我们和女王夫妇共进下午茶的时候，我问女王陛下她的狗近况如何。几分钟后，一位皇室侍从带着女王的威尔士柯基犬们出现在我面前。它们都表现得友善而礼貌。我当时唯一的希望是巴尼如果有机会见到女王，也会像它的这些同类一样温顺，而不会为了苏格兰的独立向女王狂吠。

　　当晚，女王殿下和菲利普亲王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国宴。我们的座位上摆放着10套纯银餐具和7个水晶高脚酒杯。看来，英国皇室还不知道我已经戒酒的消息。在一身燕尾服的我准备郑重其事地发表祝酒词前，我看了一眼身着一席动人深红色礼服的劳拉，不知道此时她是否跟我想的一样：这跟我们在得州的后院吃烧烤的情形真是恍如隔世。

　　白金汉宫晚宴的盛况与我回国后即将面临的狼狈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空军一号刚刚起飞，立法主任戴维·霍布斯就给我打电话，向我报告了一串目前态度摇摆的众议员的名单，他们中多数是保守主义者。于是我开始在大西洋上空打电话拉票。有几位众议员没能接听电话。有一位年轻的议员接了电话，他对我说：“我来华盛顿的目的可不是让政府变得更加庞大。”

　　“你知道吗，我也不愿看到政府膨胀，”我回答说，“我来华盛顿的目的，是让政府能够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还要继续使用医疗保险体制，那么我们应该让它与时俱进，而不是走向死亡。”

　　“这将成为另一个不断增长、越来越臃肿的福利制度。”他说。

　　“难道你是要废止医疗保险制度吗？”我回答道，“这是一次引入竞争、降低成本的难得机会。你要知道，其他总统根本不可能向你提出这么好的解决方案。”

　　我最终没能说服他。在我抵达华盛顿后，我又打了一圈电话。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结果还不明朗。当众议员在凌晨3点投票的时候，初期统计结果对我们不利。众议长丹尼斯·哈斯泰特紧急延长了投票程序，希望他能劝说一些国会议员回心转意。快到凌晨5点的时候，戴维·霍布斯从国会大厦打来的电话将我从梦中唤醒。“我们还需要两票”，他说，“您能再找几位议员做做工作吗？”

　　他把电话转给了几位有可能回心转意的共和党议员。我顶着时差造成的不适，尽全力在电话里争取他们。过了一会儿，戴维的电话又打来了。我们创造了奇迹中的奇迹：众议院以220∶215的票数通过了提案。几天后，提案在参议院也得以通过。2003年12月8日，我在宪法大厅正式签署了《医疗保险现代化改革法案》。当时，跟我一起站在台上的是一群即将因为新法而受益的老者。其中就有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玛丽·简·琼斯。这位老人家曾经为了省钱买胰岛素而不得不反复使用针头，而处方药的福利将为她每年节省2700美元。

　　新法规定处方药的福利从2006年1月1日起生效。有人担心老年人没有能力从互相竞争的私营保险项目中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我并不同意他们的这种看法。我相信老年人有足够的智慧为关系到自己生命的问题作出正确选择，而政府也应该相信他们的能力。

　　我那位能力出众的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迈克·莱维特（Mike Leavitt）和医保机构负责人马克·麦克莱伦带领他们的团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宣传活动。活动效果立竿见影，在处方药福利接受登记的前五个月，就有2200万老年人前来报名。2008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90%的处方药福利受惠者，以及95%的低保人员对这一新政表示满意。

　　最终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是一个折中方案。我们给人们创造了他们需要的新福利，但是我们投入的资金超出了我的计划。我们成功地为医疗领域引入了市场竞争，但是却没能利用新的福利吸引更多享受国家医保福利的老年人转投“医疗保险增强”项目。我们创造了健康储蓄账户机制，但是却没能说服国会允许私营的医保项目与国营项目平等竞争。

　　在我卸任的时候，超过90%的医疗保险制度受益人已经享受到了处方药的报销福利。1000万的资金流入到了“医疗保险增强”计划的私营医保项目里。将近700万美国人拥有了健康储蓄账户，其中超过1\/3的人过去并没有购买医疗保险。

　　由于私营项目带来的市场竞争，处方药报销福利的月保费在第一年就由我们预计的35美元下降到23美元。截至2008年，我们最初估计的6340亿美元的开销下降到了不到4000亿美元。医疗保险体制下的处方药福利新政，成为为数不多的低于预算完成的政府项目之一。市场的力量发挥了作用。我们将美国的医疗保险体制向正确的方向推进一大步：减少政府干预，增加私营业务带来的良性竞争和选择余地。从长远来说，这是控制医疗开销的最佳方法。

　　“我对局势很乐观，”2004年元旦我陪父亲在南得克萨斯打猎的时候，我对他说，“这场选举的关键是要看谁懂得领导民众，谁能够勇挑重担，还有谁能保护美国的安全。”

　　父亲则不那么乐观。几个月来，他目睹了民主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们对我日复一日的攻击。他们的攻击取得了一定战果。我的支持率在“9·11”事件刚发生时是90%，在出兵伊拉克后是75%，但是在2003年底的一些民意调查中，这一数字下降到了60%以下。父亲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他的支持率在1991年飞涨，但是在1992年大选前却一泻千里。

　　我宽慰他说，我们共同的朋友卡尔·罗夫已经精心制定了一份周密的选战策略。“只要我们不犯错误，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说，“如果他们提名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我们就更放心了。”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认识了这位佛蒙特州的前任州长，目前在民主党内部提名选举中领先的候选人。迪恩喜欢高谈阔论，语出惊人，性格放任不羁。我真希望他能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遗憾的是，迪恩的领先优势很快就荡然无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艾奥瓦州的党团会议中全盘获胜，并且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初选的胜利。随后，克里势如破竹地拿下了各州的初选，夺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作为一位曾经四度担任参议员的越战老兵，克里是一位工作勤奋、多才善辩的强硬对手。与他竞争总统职位，让我觉得压力很大。

　　克里也有弱点。多年的立法者生涯让他养成了“面向过程”（process-oriented）的思维习惯。他在参议院的过往表现也让他被冠上了“极端自由主义”的帽子。2003年秋天，他曾经投票反对一项向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提供870亿美元军费的提案。在克里取得竞选提名后不久，我的竞选班子就开始拿此事向他发难。克里回应说：“我在否决870亿军费之前，曾经也是支持过它的。”

　　我在新闻里听到克里说这段话后，马上对卡尔说：“这是我们取得的第一场胜利。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总统有明确的主见，并且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尤其是事关用兵打仗的事。”我们抓住了克里这种摇摆不定的弱点，并且在之后的选战中充分加以利用。

　　2004年3月10日，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詹娜的信，她当时还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得州大学学生。在2000年的那次竞选中，詹娜和芭芭拉都没有参与过任何一场竞选活动。她们当时明确表示不想跟政治有任何瓜葛。所以当我读到詹娜这封信时，感到非常吃惊：

　　亲爱的爸爸：

　　我昨晚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梦，它是那么真实，以至于让我从梦中哭醒。尽管我还没有像您那样对宗教的虔诚，但我依然愿意把这个梦当成一个征兆。您一辈子都在努力为芭芭拉和我提供我们想要或是需要的东西。您给了我们爱与支持。我知道您每次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我们。

　　您和妈妈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我亲眼目睹过妈妈在爸爸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如何无私地、温柔地奉献她自己。我也亲眼目睹过您是如何付出一年的时间来照顾爷爷。我也亲眼目睹了选举给你们所带来的共同痛苦。现在我已经22岁，我终于体会到了那种自身无法控制的痛苦。我讨厌听到关于您的谣言，我讨厌听到人们对您横加指责。一个我所敬爱的人，一个被我奉为楷模的人，却不能为人们所了解，这让我觉得非常难受。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我已经下定决心：只要您需要我，我将很乐意在整个秋天全职为您工作。请您认真考虑我的请求，并跟妈妈讨论一下，然后给我答复。在此之前，我将暂停在纽约寻找工作。我知道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但是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我能让世人更加了解我所热爱的父亲。

　　我的这个决定也许看起来有些贸然，但是我其实已经认真考虑过。我希望能为您做些什么，来报答这21年来您为我所做的一切。

　　在我昨晚的梦里，因为我没有帮助您，我眼睁睁地看着另外一个并不应该当选的人击败了您。我流泪了，为您而流泪，也是为了我们国家而流泪，为了我的过错而流泪。我不希望我的噩梦成为现实，所以如果我能够为您做些什么，请一定给我这个机会。我们在复活节假期的时候可以好好商量一下这件事。

　　顺致我的爱，

　　詹娜

　　直到现在，每次当我读到她这些甜美的语言，都会感动得哽噎起来。芭芭拉的态度也和詹娜一样。我对她们参与我的竞选活动感到非常激动。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大选，也是她们的第一次。

　　芭芭拉和我共同参加的第一场竞选活动，是在密歇根上部半岛小镇马凯特（Marquette）举行的一场11000人大集会。自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之后，我是第一个到访此地的在任总统。在我准备发表演讲时，芭芭拉坐到了我讲台后的第一排座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