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我的“10月惊喜”来自我酒后驾驶被拘留的丑闻。2004年，带给我惊喜的是奥萨马·本·拉登。在10月29日，这名基地组织领导人公布了一段录像，威胁将给美国带来“另一个曼哈顿”，作为对我“9·11”时在佛罗里达那间教室里演讲的嘲讽。听起来，他像是在剽窃迈克尔·穆尔的台词。“美国人民绝不会被国家的敌人吓倒或影响。”我说。约翰·克里也表达了同样的决心。
我在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上迎来了我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个选举日，2004年11月2日，当时我正从达拉斯星夜赶往牧场。此前，我们刚刚在劳拉的母校南部浸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参加了一场激动人心的8000人集会。那天我在全国各地赶了7场竞选活动，行程达2500英里。
第二天拂晓，劳拉、芭芭拉、詹娜和我早早就起床了。我们迫不及待地在位于克劳福德消防站的投票点完成了投票，四张投给“布什·切尼组合”的坚定选票。“我相信美国人民的选择，”我对聚集过来的记者们说，“我的希望是，这次大选能在今晚就分出胜负。”
我问了下杰布那边的情况。“佛罗里达的情况看着不错。”这位州长说。
随后我跟卡尔沟通了一下情况。他表示对俄亥俄州的情况有些不放心，于是我们马上前往这个七叶树之州，展开我的第20场竞选活动。在表达了对志愿者的感谢并亲身参与了一个电话拉票站的工作后，我们启程返回华盛顿。
当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卡尔来到了前舱。他带来了第一轮投票站出口统计的消息。“情况很不妙。”他说。
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被他猛击了一下胃部。我在双方激烈争夺的宾夕法尼亚州落后了20多个百分点；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这些民主党的坚实阵地的选情也是难解难分。如果这些数字准确的话，我将一败涂地。
我茫然地离开飞机走上海军陆战队一号。飞往白宫的10分钟航程让我觉得过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直升机降落在南草坪。记者蜂拥而至，希望能为晚间新闻拍到一组好镜头。卡伦·休斯给大家提了个好的建议：“大家都微笑一下吧！”
我上楼走进屋里，失落地在条约厅里来回踱步。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经过4年的艰辛工作，几个月来不知疲倦的竞选拉票，我换来的结果竞然是被选民如此绝情地赶出办公室。我知道生活还将继续，就像爸爸当年那样。但是被人拋弃让我感觉刺痛。
没过多久，卡尔的电话来了。他又仔细分析了那些数据，并且断定其统计方法有误。我松了一口气，同时也觉得愤怒。我担心这些失实的数据会对那些由于时差关系还没有完成投票的选民产生不利的心理影响。我们同时在心里默念：我们又活过来了。
晚上8点，佛罗里达州的投票结束了。正如杰布在早上所预料的那样，初步结果看着不错。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站出口统计数据很快就被证实是错误的。我们在两个州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东海岸的形势跟我们之前预料的完全一样。最终大选结果将由4个州的票数决定，他们是：艾奥瓦州、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以及俄亥俄州。负责组织这次历史性竞选活动的竞选班子主管肯·梅尔曼（Ken Meh1man）对我们在这4个州全部获胜充满信心。在这4个州中，分别都有至少一家新闻媒体预测我们将获胜。但是在吸取了2000年的教训后，没有任何一家愿意抢先报道我的胜利。
最终，焦点落在在俄亥俄州的20张选票上。我以12万票的优势遥遥领先。午夜的钟声敲响了，1点，2点……凌晨2点45分的时候，我接到了托尼·布莱尔打来的电话。他说他躺在伦敦的床上，辗转反侧地睡不着，思量着如果我失败了，他将如何跟克里总统打交道。“你不仅赢了，乔治，”他告诉我，“而且你是有史以来得票最多的总统。”
“但愿克里阵营能承认这一结果，”我回答道，“自从大学毕业后，我就没有那么晚睡过。”
大约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开始陆续收到谣言，称克里和爱德华兹准备通过法律程序对俄亥俄州的计票结果提出质疑。就像2000年时那样，几位顾问开始催促我宣布获胜，即使是在媒体还没正式公布结果，对手也还没有发来贺电的情况下。4年前，杰布明智地制止了我在奥斯汀发表演讲，这次站出来的是劳拉。“乔治，你不能去，”她说，“等到你被正式宣布获胜的时候再说吧。”
与此同时，丹·巴特利特收到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我竞选班子的宣传主管尼科尔·华莱士（Nicolle Wallace）成功地安排丹与克里的助手迈克·麦柯里（Mike McCurry）通了电话。麦柯里在电话里告诉丹，只要我们耐心一点，参议员先生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丹建议我：“别给那家伙太大压力。”
又一次，失望的人们苦苦等待着一个迟迟不能揭晓的结果。我也希望给支持者们一个热烈的庆祝派对，以弥补我们在2000年的遗憾。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凌晨5点刚过，我叫来了安迪·卡德。“布什总统决定给克里参议员足够的尊重和时间，让他对这次大选的结果做出反应，”他随后宣布，“我们确信布什总统以286张选票的结果赢得了连任。”
第二天早上11点02分，我的私人助理阿什利·卡瓦诺（Ashley Kavanaugh）推开了椭圆形办公室的门。“总统先生，”她说，“克里参议员的电话。”
约翰表现得很有风度。我告诉他，他是一个赢得了我尊重的对手，他领导了一场出色的竞选活动。我给劳拉打了个电话，然后挨个拥抱聚集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几位资深顾问。我穿过走廊来到迪克的办公室，给了他一个发自内心的握手。迪克实在不是那种适合拥抱的人。
随后，我给母亲和父亲打了电话。他们一整晚几乎都没睡着，一早就离开白宫回到了休斯敦，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结果。“祝贺你，儿子。”父亲说。他说他此刻感到更多的是宽慰而不是喜悦。我们之前没有聊过这个话题，但是让我们刻骨铭心的大选并不仅仅是2000年的那次。我们都清楚记得1992年的痛苦，我能感觉到他为我不用再次经历同样的失败而感到高兴。
2004年的投票之夜以沮丧开场，但是却以一场大胜收场。我成为了1988年以来，第一个获得过半大众选票的总统，1988年取得这一成绩的正是父亲。此外，在2002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了多数席位。
在克里承认失败的第二天上午，我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一位记者问我现在是否觉得“更加自由”了。
我想到了我在竞选中承诺的雄心勃勃的工作目标。“让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回答道，“我在大选中赢得了足够的资本，政治资本，现在是我消费它们的时候了。”
在我的印象里，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美国政治的第三大主线。谁把握好它，就能赢得民心。我在2005年发起的改革，绝不仅仅是轻轻触及了这个问题，而是跟它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我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让年青一代付钱给一个濒临破产的体制是不公平的。
社会保障体制是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5年创立的，实行按费用发生拨款制。退休者的账单，由在职劳动者交纳的工薪税（payroll taxes）支付。在1935年这种制度是非常合理的，当时每40个在职员工承担1位退休者的费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率下降，人口比例逐渐变化，生活成本则不断攀升。结果，到2005年的时候，社会保障体制要求每3个在职员工承担1位退休者的生活费用。对于在21世纪头10年里步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这一比例将会变成2∶1。
此外，国会关于养老保险金增长速度必须高于通货膨胀率的规定，给这一局面火上浇油。按照这一趋势，从2018年开始，社保基金的开支将超过收入。这种入不敷出的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2042年整个体制破产。2042年听起来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我稍微计算了一下，发现那正是我1981年出生的女儿将要退休的时候。
对于一个想要在大事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比改革社保制度更好了。我认为，我应该在成功连任后趁热打铁，马上着手推动这项改革。
我首先，给改革定了三个原则。第一，对于那些即将退休的老者，他们的待遇维持不变；第二，我将努力在改革社保体制的过程中维持工薪税不上涨，因为这一税率已经从最初的2%攀升到12%；第三，年轻的劳动者可以选择将他们需要上缴的部分社保金存入个人养老账户，以换取更高的回报。
个人养老账户对于社保制度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一概念并不陌生。跟401（K）账户一样，个人养老账户的资金会被稳健地投资到股票和债券市场，然后逐年复利增长。账户将由拥有良好声誉且只收取低廉费用的金融机构托管。员工在退休前不得从账户中支取资金。即使按照3%保守年利率来计算，账户持有者的资金也可以在24年的时间里翻一番，而按照普通社保基金1.2%的年利率则需要60年。与社保基金不同，个人养老账户属于员工的个人财产，不归政府所有，并且可以传给后代。
2005年年初，我跟共和党的国会领袖们一起商讨我们的立法战略。我告诉他们改革社保体制，是我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们的反应也许算不上反对，但至少可以用冷淡来形容。
“总统先生，”一位领袖说，“这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话题。触碰社保体制会导致我们在国会的席位减少。”
“不，”我反对道，“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才会导致我们的席位减少。”
很明显，他们在为国会大厦两年一轮的选举作考虑。而我所考虑的，则是作为一个总统，如何在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的问题上领导大家。我提醒他们我在两次竞选中都提出了这个主张，而现在这一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糟。如果我们能解决它，将是对国家的一大贡献。最终，好的政策会反过头来促进我们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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