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先生，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金融危机。”
这令人担心的话语出自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之口，他是美联储主席，性格平和，正面对着我坐在罗斯福厅中。在过去的两周里，政府已经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大型房产机构。雷曼兄弟提交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破产申请。美林证券被迫出售。美联储借款850亿美元试图拯救美国国际集团（AIG）。现在美联银行和华盛顿互惠银行也濒临倒闭。
金融机构如此动荡，使得信贷市场紧缩。消费者无法为房屋和汽车得到贷款。小企业无法贷款维持运作。股票市场也经历了“9·11”开市第一天以来的最大跌幅。
我们所坐的位置上方的油画上画着在马背上驯马的西奥多·罗斯福，我们都知道美国正在面对几十年来最严峻的经济挑战。
我转向我金融团队的驯马人--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他是一个在国际金融方面有几十年经验的天生的领袖。
“情况非常的严重。”汉克说。他和金融团队向我汇报了控制危机的三个措施。第一，财政部要为货币市场的共同基金提供3·5万亿美元的担保，这些基金面临着挤兑的危险。第二，美联储要开展项目，为商业票据解冻市场，商业票据是全国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第三，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出台规定暂时禁止金融股票卖空。“这些举措都很夸张，”汉克说，“但是美国的金融系统现在岌岌可危。”
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提议。“我们需要更大的权力来购买抵押贷款证券。”他说。这些复杂的金融资产在房市泡沫破灭时已经失去了价值，影响到全世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汉克建议我们要求国会拿出几万亿，购买问题资产，恢复人们对于银行系统的信心。
“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吗？”我问道。
“是的。”本回答。“就金融系统而言，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后再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而且这个情况可能变得更糟。”
他的回答使我所面临的抉择变得很清晰：我作为总统，要眼看着让这场可能比大萧条还要糟糕的经济灾难发生吗？
局面到了这般田地，让我非常愤怒。一小部分人（多数在华尔街工作，部分不是）打赌房市会永久繁荣。房市并没能这样。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自由市场会做出选择，这群人会失败。他们失败我会很高兴。
但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环境。市场已经停止运作。就像本解释的那样，如果不作为，后果不堪设想。用美国人民的钱财来阻止这场并不是他们导致的灾难是不公平的，而更不公平的是无所作为，让美国人民承受后果。
“行动起来。”我说道，完全赞同保尔森的计划。“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结束了会议，穿过走廊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乔希·博尔滕，高级顾问埃德·吉莱斯皮以及才华横溢、工作高效的新闻秘书达娜·佩里诺（Dana Perino）跟着我走进办公室。本做的那个历史性的对比还在我的耳边回荡。
“如果我们真的面临着又一次大萧条，”我说，“你看着吧，我将成为罗斯福，而不是胡佛。”
几乎是25年前的同一时间，1983年10月，我和我哈佛商学院的好友汤姆·克纳布（Tom Kaneb）在米德兰喝着咖啡。我们听说在米德兰第一国家银行外排起了队。第一国家银行是得州最大的独立银行。它已经在米德兰有93年的历史了。
最近，有很多谣言说第一国家银行的金融状况堪忧。在油价上涨的时候，第一国家银行提供了很多贷款。在1980年初，原油的价格从每桶40美金跌至每桶30美金以下。钻井的速度减慢了。很多人无法还清贷款。人们纷纷取出自己在银行的现金。我也将勘探公司的账户转到了一家纽约的大银行。我可不想赌第一国家银行有没有清偿能力。
汤姆和我很快跑到了银行。在二楼的阳台上，我们看到队伍从银行的窗口一直排到大厅。有些人还拿着大纸袋。队伍当中有一位知名的老农场主，弗兰克·考登（Frank Cowden）。和其他得州西部的农场主一样，考登先生非常幸运，因为他的土地下蕴藏了很多石油。他是第一国家银行的大股东。他当时正在队伍里说服大家，说联邦政府给每一笔存款都上了10万美元的保险。人们只是看看他。他们都想要拿回自己的钱。
1983年10月14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没收了第一国家银行并将其出售给了达拉斯的第一共和银行。储户得到了保护，但是股东都消失了，而且米德兰的一个金融机构消失了。市长塞恩·阿特金斯（Thane Atkins）的这句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觉得好像家门口放了一个黑色的花圈。”
我读过1893年到1929年的金融危机。现在我亲眼目睹了投机泡沫的破灭。第一国家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一样，依赖顾客对它的信心。当人们丧失信心时，银行是没有可能生存下来的。
16年后，我竞选总统。基本上不管用哪一种衡量方法，经济都在蓬勃发展。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自从上一次经济衰退后增长了2.5万亿多美元。上一次经济衰退使父亲选举失败，但是衰退在父亲卸任之前就结束了。因为新的网络股的推动，纳斯达克指数从500点一路飙升到4000点。一些经济学家称网络时代已经重新定义了经济周期。
对此我并不是很确定。“有些经济学家错了，”我在1999年12月概述经济政策的演讲中说道，“我记得有很多经济复苏本应该停止，却没有；一些衰退本不应该发生，却发生了。我希望经济增长能够继续，但是这是无法保证的。一个总统必须向最好的努力，但是做最坏的准备。”
我计划的核心部分就是全面进行减税。我认为政府拿了人们太多的钱。1999年底，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高值。政府应该有大量盈余。我知道这些钱会流向何处：政府会寻找方法花了这些钱。无论如何，国会和克林顿总统同意在2001财政年增加16%以上的可自由支配开支。
我支持减税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我担心我们会经历另一次泡沫，这次泡沫会出现在科技板块。我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林赛认为美国现已步入衰退。如果他是正确的，减税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刺激。
确定的是，2001年3月开始经济进入了衰退期。《纽约时报》认为经济衰退对我是一件好事。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对于总统而言，经济衰退来得正是时候”。当然我并没有这么觉得。我不由自主地发现了历史中一个奇怪的讽刺。1993年，父亲卸任时经济的状况比大家认为的都要好。而现在我接手时的经济状况却糟得多。
经济的下滑使得减税更加紧迫。我催促国会加快进程。2001年6月，我签署了1.35万亿美元的减税法案，这是罗纳德·里根在第一个任期内签署减税后数额最大的减税。这个法案为包括上百万的小企业主在内的每个所得税纳税人减少了边际税；把儿童税收减免从500美元提高到了1000美元；降低了夫妻联名保税的数额；废除了最低的税级，免除了500万低收入家庭的税。这项法案同时慢慢废除了遗产税，这对于小企业主、农民和农场主都是不公平的负担。我觉得美国人在活着的时候已经付了足够多的税了，他们死后不该继续缴税。
我乐观地认为消费者和小企业会拿减税的钱进行消费，帮助经济走出衰退期。但是我们当时面临了另一个大家始料未及的巨大经济冲击。
2973条生命被夺走，更多人悲痛欲绝，始终是我们衡量“9·11”事件影响的依据。但是经济上的损失同样也是巨大的。纽约证交所关闭4天，这是自大萧条以来证交所停业天数最多的一次。一开市，道琼斯就猛跌了684个点，是当时历史上单日最大的跌幅。
恐怖袭击的影响在整个经济中都有所体现。旅游业受到重创。多个航空公司申请破产。很多餐馆空空荡荡。一些酒店报告称营业额下降了90%。受到惊吓的买家取消订单，制造商和小企业解雇了很多员工。年末时，超过100万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美国和其他国家现在可能会经历一场全面的经济衰退。”一位经济学家预测道。
这也是恐怖分子想要达到的目标。“基地组织花费了50万美元用于这次袭击，”本·拉登后来炫耀道，“而美国……根据最保守的估计，损失了5000亿美元。”他描述了他所谓的“流血流到破产”策略，并说道：“集中力量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打击美国经济是十分重要的。”
我认为我有责任鼓励美国人民通过恢复经济来抵抗基地组织。2001年9月底，我飞往芝加哥奥黑尔机场，推动民航工业的振兴。我走到美国航空公司和美联航波音737飞机前的讲台上。面对这6000名航空公司员工，我说道：“美国打仗的伟大目标之一是重塑公众对于民航业的信心。是为了告诉广大民众：上飞机吧，乘着飞机在全国经营你的业务。”
之后，我如果让美国民众在“9·11”之后去“购物”，肯定会受到嘲笑或批评。我其实从来也没有用过这样的字眼，但是这并不是关键。“9·11”之后的几个月中危机重重，乘坐飞机，到景点旅游，还有，对，购物，都是反抗和爱国的表现。这可以帮助商业恢复，为辛勤劳动的美国人民保住工作。
一些批评家建议我应该让大家做出更大的牺牲，这让我大为吃惊。我猜想，可能有些人比较健忘，但是人民的确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很多的志愿者都站出来，帮助自己的邻居。甚至最年轻的公民也参与了进来。美国各地的学生募捐1000万美元（这都是1美元1美元积攒起来的）创建了帮助阿富汗儿童的基金。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我提出了一项国家服务倡议--美国自由军，号召美国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贡献出4000小时为他人服务。
最勇敢的志愿者莫过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新加入或再次加入军队、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们。成千上万的人在经历了“9·11”之后做出了这个令人钦佩的决定。很多人多次背井离乡服役。上千名最出色的美国国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认为美国在“9·11”之后人们没有做出牺牲，是一种侮辱，也是错误的。
除了没有军事征兵--这是一个我强烈反对的做法--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鼓励大家奉献。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战争。我们不需要像“二战”那样有铆钉枪和胜利菜园。我们需要人们消除敌人企图造成的恐惧。
我一直认为那些说我没有要求人们做出牺牲的评论家们其实是在抱怨我没有提高税收。“税收不仅是一个提高收入的工具，”《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写道，“税收是人们对国家目标达成一致的声明。”我反对提高税收能使得我们国家目标更明确的说法。我认为“9·11”之后提高税收会伤害美国经济并起到反作用。
2001年9月11日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它同样改变了联邦预算。2001年初的盈余的预测是基于强劲的经济增长。科技泡沫的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使得我们对盈余的预期降低了许多。恐怖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使得预期继续下降。2001年11月，米奇·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鹰派财政专家，也是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出色领导，交给我的官方报告称：10个月内，所谓的盈余消失得无影无踪。
很多年来，我都听闻各党派的政客说我把接手来的盈余挥霍一空。这种说法我一直觉得毫无道理。盈余本身就是一个假象，原因是大家错误地以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还会继续。经济衰退和“9·11”的打击，让盈余所剩无几。
2002年底，经济衰退理论上结束了，但是经济增长仍然疲软。2003年1月初，我号召国会加速2001年开始却还没有完全生效的减税计划，并通过进一步减税的法案，鼓励企业投资并创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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