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中，康熙王朝走完了它的旅程，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人对康熙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正所谓“古今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后世对康熙有褒有贬，但以褒为主，几乎没有什么负面评价，特别是康熙以后的清朝皇帝，更把康熙奉为圣人，甚至将他与唐太宗、汉文帝相提并论。
千古一帝的功绩与得失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中，康乾盛世是最后一个盛世。同时，由于在近代以来和西方的碰撞中，泱泱古国立现滞后，这个盛世更是提供了一个最后令人缅怀的全盛局面！我们常说的所谓的盛世，简化起来说，大概离不开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达、边疆稳固等几个指标。在康乾盛世时期，如果仅按照这几个指标对照，中国王朝这最后一个盛世，说是空前是毫不过分。当然，每每提及这个盛世，必然要带出的就是开创这个盛世的康熙皇帝，大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二位君王。
在康熙六十一年的统治下，清朝的疆域也从原来的“弹丸之地”扩展为东起大海、西到葱岭，南自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有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经济方面，农业发展，表现为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粮食产量的明显提高、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
好学勤政的帝王
康熙是清初有名的帝王之一，他在位期间，社会发展，国泰民安。清初之所以出现和谐繁荣的局面，与康熙的“三勤”密不可分。
所谓“三勤”，就是勤学、勤劳和勤俭。《周易》云：“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一国之君，康熙异常勤政。他日夜为国操劳，亲自批阅处理重大事件，的确做到了日理万机。
康熙的学习精神、学习态度，在中国封建帝王当中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虽然出生在帝王之家，康熙却经历了不幸的童年，两年之间父母双亡，一个孤儿形影相吊实在是可怜，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德才兼备的孝庄太皇太后，由她负责抚养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康熙幼年的忧患生活，不幸的遭遇，砥砺着他更加勤奋地学习。
康熙身上有满洲人、蒙古人、汉族人的三种血统，父亲是满族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人，所以同时也意味着他要受三种文化的影响：蒙古族祖母的言传身教，满族师傅的传授满语、满文，指导骑射，汉族师傅教给他四书五经，耳濡目染儒家文化。所以，在康熙的思想体系中，既有满洲骑射文化的影响，又有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有汉族儒家文化的浸染。因此，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喜欢钻研科学的无疑是清朝的康熙。他认为，作为一个皇帝，不懂天文、历法、数学，又怎么来判断是非曲直呢？所以他下定决心学习，学天文、数学、历法、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医学、药学，甚至于学人体解剖学，曾经在皇宫里面的制药实验室里，亲自动手解剖过冬眠的熊。从这一点很清楚地看出：康熙是一个学习型的皇帝。他之所以做出很大的贡献，之所以深知为君之道，其中的一个秘诀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为自己注入新的动力，推动王朝继续向前发展。
作为一代帝王，只是拥有渊博的知识，懂得治国的道理，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具备理论知识，随便指挥一下，也只是如纸上谈兵的赵括一般，康熙早已深知此理。所以才有了康熙帝的六次南巡，康熙的亲历亲为，让百姓看到了希望，同时也为百官做了表率。他的巡视主要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出于政务的考虑，从这个角度看，康熙巡幸也是勤政的一种表现，尽管结果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康熙走出禁卫森严的紫禁城，确实有助于皇帝了解民间疾苦和社会状况。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六次南巡。南巡是为了解决“黄、淮冲决为患”的问题。皇帝本人亲临河道，与水务大臣共同商议治理水患的办法，身体力行地考察治河工程，还要详细调查各地官吏的治理情况，了解当地的民风民情。本来是臣子做的事情康熙反而亲历亲为，虽说展现的是高高在上的帝王的敬业精神，但也不得不让人反思：监管职能赋予了何人？难道皇帝是履行监管的唯一之人？答案不言而喻。
从康熙巡幸的整个过程，以及处理事情的时间来计算，康熙的南巡过程完全是没有时间去游山玩水的。而且康熙皇帝巡视地方也不耽误工作。如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规定奏章俱三日一送行在，有时内阁送来的时间晚了，他要批阅到深夜。康熙勤政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大事的处理上，还有许多是康熙的一言一行表现出的一代帝王的勤奋，如亲自勘测永定河水务等；就连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勤勤恳恳，可见康熙的勤政程度是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作为皇帝，巨大的工作量以及工作压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所以，康熙以凡人的身躯完成了非凡人所能承受的工作，辛苦程度可见一斑，连读书都可以累得吐血，于古于今都是很少见的。
虽说康熙要求巡幸尽量避免骚扰百姓，他要求凡巡幸一切需用之物，皆从节俭，但是皇帝毕竟是皇帝，所以康熙的出巡也为当地增加了一些负担，康熙注意到了这些，把损失也降低了很多，总体说来，出巡的利大于弊。相比之下，乾隆皇帝就逊色得多。乾隆皇帝一心想“法祖省风”，但结果却造成了铺排和浪费人力和物力。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康熙南巡将治理黄河作为头等大事，“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解决了黄河的人海口问题；修筑钱塘江海塘，保护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在这个过程中，笼络了江南的士子、官商，可谓一石二鸟。而乾隆江南之行的最主要目的除了游山玩水，还是游山玩水。
康熙的语录中有这么一句话，曰：“朕所居殿现铺毡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更换者有之，朕生性廉洁，不欲奢于用度也。”一位皇帝能做到如此，对我们现代人颇有些讽刺的味道。而康熙的衣物上经常会出现补丁，作为一国之君能做到这一点，也足以让我们尊敬。
康熙以勤政爱民让世人称赞。清朝是历史上没有修建长城的几个朝代之一，为何康熙没有修建长城呢？其一是康熙饱读史书，对修建长城劳民伤财有所不齿。康熙对大臣建议修复长城是这样答复的：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其二是康熙对自己的武装实力很自负。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修德安民”云云说得过于堂皇而蹈空，实际上他有硬的一手，也有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木兰围场”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慑作用。而软的一手，就是对自己勤政的表现具有足够的信心，也就是对自己的政策实施有信心。
康熙留给后人的“功绩”
康熙留给后人的不只是这些传说，更主要的是，他给中华这个大国，带来了一个多世纪的相对繁荣，也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一时的稳定生活。康熙作为封建的君王，是可以称为大帝的。
谈及功绩，首推撤藩。
康熙准备着手进行撤藩时，这个消息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全国都处在这个战事之中，京城里有杨起隆谋反，在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而且，先后发生京师大地震、太和殿火灾，康熙帝的皇后赫舍里氏也崩逝。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雷火与地震，天灾与人祸，连连击到年轻的康熙皇帝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江南乡里。
君王临大事，应有静气。少年天子康熙在危急时刻，持心坚定，气静不慌。面对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学士索额图、户部侍郎魏象枢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帝义正词严：撤藩出自朕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主张平叛的大臣的决心，也遏止了那些主张不撤藩大臣们的异议，使得上下同心共谋大业。他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师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世霖等逮捕处死。消息传到吴军，吴三桂正在吃饭，闻讯大惊。后西藏五世达赖喇嘛为吴三桂说情，请求朝廷“裂土罢兵”，遭到康熙帝的坚决驳斥。他为了安定惊恐的军心，慌乱的民心，每天游景山，观骑射，以示胸有成竹。有人进行讽谏，康熙置若罔闻。事后他说：“当时我要是表现出一丝惊恐来，就会人心动摇，说不定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他的坚定决心和平静心态，对于稳定大局和安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吧！
经过八年平叛战争，终于取得削平“三藩”的胜利。群臣请上尊号，康熙帝严辞拒绝。他认为，八年战火，生民涂炭，应该务实，切戒虚名。随后，他开始着手统一台湾。可见康熙是一位不图虚名的皇帝，为大清的百姓牟取了不少的利益，同时给后代的子孙开创了一个稳定的疆土。
再者，收复台湾，抵御外侵，平定内乱。
康熙统一台湾后，在台湾开府设县。自古至今台湾就隶属中国，但台湾也是一个多事的小岛，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中国的南大门。自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入侵并占领台湾，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才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奉南明继承郑成功的职位（同时也就承认南明是当时的统治王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抓住郑经死后，其子郑克塽年幼、部属内讧、台湾政局不稳的时机，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率军统一了台湾。命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台湾府下设三县——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派总兵官一员，率官兵八千，驻防台湾。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对台湾的稳定和百姓的安居具有积极意义。
康熙在抵御外族入侵，平等缔结边境和约也有卓越贡献。黑龙江流域在皇太极时已经归属清朝。清军人关后，由“于柳条边”的设定，导致东北地区人烟稀少，沙俄趁机东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占领雅克萨（今阿尔巴津）、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呼玛尔（今呼玛）等城。康熙统一台湾后，调派军队进行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划定了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整个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也体现了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康熙也为我们今天的版图定下了一个模型。
康熙亲征朔漠，善治蒙古，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贡献。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只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康熙则进一步解决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的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的民族难题，到康熙时才算得以解决。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蒙古成为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同时也为各个民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
再次，恢复、发展生产。
康熙重视农业，整治河流，兴修水利，为民造福。清军人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使广大的农民失去了土地。顺治帝就曾下令禁止圈地，但禁而不止。康熙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曾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康熙的六次南巡中，有三次主要针对的是水务方面的工作，而且还带领皇子们在永定河上，亲自使用仪器对治理水患进行验证。康熙朝在治理水患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最后，加强文化、艺术建设。
康熙移天缩地，留给后代众多的艺术园林。康熙先后兴建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官家园林，乾隆又兴建了“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并且遗留下来了现今最大的皇室园林——避暑山庄。
康熙兴文重教，编纂典籍加强文化传播。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60余种，2万余卷。康熙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康熙的功与过，是与非不是几句话能概括得了的。从历史的进步来看，他有局限的一面，但从作为帝王的角度来看，他可以称得上一代明君。从百姓的角度来看，康熙也是一个体恤百姓的好皇帝。
说不尽的身后事
作为一个能够在位六十一年的皇帝，他的精力也难免有些不足。六十一年的单一政策，让中国走到了耻辱的开始，康熙时期的中国社会在走向表面繁荣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隐忧。如康熙没有完成对贪污腐败的彻底整治，在康熙晚期，贪官污吏们活动得更加频繁；康熙没有对自己皇权的继承归属问题有个清楚的交代；同时他也为乾隆留下了许多的战乱问题。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尽管康熙帝都深有觉察，并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然而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国家的命运和领导人的个人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个人的局限往往会变成时代的局限。到康熙帝晚年，大清帝国实际上已陷入政治腐败和权力争斗的严重困境。所幸的是，他的继承者雍正帝和乾隆帝都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最终引导清朝摆脱腐败的危机，走向新的繁荣。
弥留的腐败
康熙对贪污腐败的惩罚是决不手软的，可在遏制腐败上不能光只是树立典型的劳模就可以的，要有明确的制度来制约腐败的发生。而康熙帝继承着老祖宗留下的滋生腐败的温床——捐纳制和耗羡制，使卖官和贪污成了清代的顽疾，其实也是金口玉言的“永不加赋”造成的。
捐纳制是封建时代政府准许百姓捐资纳粟取得爵位的方法，也是清朝通过卖官以增加国家收入，是当时为解决财政赤字实行的一种集资办法。这种方法创始于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1年），在西汉形成了明文制度，但只规定最高可买到相当县令的职务。更有荒唐的，东汉灵帝卖爵位是明码标价的，张榜公布，现金交易者优惠。此后各朝皇帝，都有卖官的举动。到了清代，捐纳的风气更盛，康熙时期出白银4000两可捐一知县，以至使全国捐纳知县达500余人，道光时期捐一知县已经跌到999两。
捐纳制不仅使百姓可以捐官，而且还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等待遇。但出钱捐官者都是“逐本求利”，一旦到了职任上，很少有不鱼肉百姓的，他们中饱私囊，残民害政，为的就是收回成本，因而造成官场严重腐败。而康熙帝连年征战，国库亏空，把这种制度运用得更加熟练。而“永不加赋”是康熙开国订的制度，金口玉言是不能改的，为此也只能利用“捐纳”这种方式来税收了。
所谓耗羡，是指补偿实际损耗后多出的盈余。官府征收赋税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损耗，征粮的过程中有鸟雀老鼠等损耗，征盐有盐耗，把碎银铸成50两重元宝有火耗。为弥补损耗，征收正赋税时要多收一部分损耗费。这没有固定数额，多余的耗羡并不上交国库，使用也无章程。各级官吏于是从中中饱私囊，上下默认，把这个看成不成文的规定。清朝名义上实行薄俸制度，一品官员每年俸银180两，七品官员年俸银45两，有的官员甚至只有27两4钱。这些俸银薪水，养家之外还要用于种种官场的应酬，官员的开销远远超过俸银，于是各级官员纷纷增加耗羡，并且任意占有耗羡，从中渔利。如在康熙时期加收的火耗（铸造钱币时的消耗），“重者每两至四五钱”，甚至有的地方出现“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
捐纳制和耗羡制使官员们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买官以后快速的利用耗羡制度进行贪污，然后再进行买官。这样来来回回，就会有一群老鼠在大清这座粮仓里生活。更有悲哀者，在买了官以后，没有空缺，直至终老也没有做过半天的官。而“明智”的康熙帝，为了自己的政权的统一，放任了这种现象的出现，这也是“饮鸩止渴”的办法。
尴尬的继承
捐纳制和耗羡制中的问题在康熙以后的几代帝王中一直没有解决，也使清朝的官场与贪污腐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作为一个逝世于任上的皇帝，康熙在自己接班人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一直是被大家所谈论的一个谜。
康熙帝生有35位皇子，在康熙的孜孜教诲下，每个皇子都是文武双全。人的本事大了，野心也就大了，每个皇子都惦记着他的龙椅，扑朔迷离的太子争夺战开始了。经历了皇太子的二重奏，康熙对皇子们寒了心，为了保住家族的颜面，至死也没有说出谁是将来的皇帝。于是给雍正帝，留下了一个名不正的委屈，也给野史家们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可这对于皇权的稳定不是件好事情，结果就是出现了康熙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手足相残。不过由于康熙对子孙的教育比较得当，也使他没有感觉到李渊的痛苦，没有因为雍正的继位失去了所有的后世子孙。而唐太宗初登大宝便铲除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所有的后代。比之李渊，康熙皇帝泉下应该欣慰了。
盛世王朝发展的悖论
作为现代人，我们一方面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康熙对历史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不必讳言康熙的不足之处，要知道康熙到底是皇帝，是封建王朝的代言人。这个身份决定了他的行为必然是以维护清朝统治为大前提，有时甚至对百姓大开杀戒也在所不惜，为了阶级利益阻碍历史变革也是正常的事情，何况保护家族利益是他的责任。
另外，清朝初年，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有的与康熙相交甚厚，遣些与康熙同时代的外国人对康熙的看法，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康熙和康熙时代的中国历史。
在世界的舞台上，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的古国之一，从它的发展史上来看，清朝末期的历史有一段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从康乾盛世到《南京条约》，不过相隔四十五年，由独立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国家，这个转变未免太大了。历史的必然性与逻辑性何在？后人在总结时大都将罪过归咎于嘉庆、道光两朝。可是，被殖民的过程要有个起始，也就是要有个开始吧，只从嘉庆、道光两朝很难找到滑坡的真正原因，可以说他们只是在紧紧跟随在先皇们给他们指定的道路上，他们只是衰败的一个过程。
大家也不要忘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话，现代人大多对康熙好评不断，忽略了康熙时期世界的进步的脚步了。在西方科技日益发展的时候，康熙却禁止科技实验，甚至连武器的研制也被禁止。英国大使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因为惧怕科学与技术以及宗教的普遍流行给老百姓的信仰带来无法估计的改变，康熙不仅对西学采取压制政策，而且对科技也采取排斥态度。
孤立地看待当时中国的盛事，无意中沿袭了历史课本上对康熙的颂扬。实际上，中国的衰败恰恰始自康熙帝。因为康熙正处在世界发展的关键，由于康熙是一位封建帝王，使中国减慢了进步的过程。康熙的功绩只是给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中国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给近代的中国留下了足够让人侵略的时间。
隐于盛世的衰亡之相
康熙把清朝带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但望眼世界，相比世界的发展，康熙的进步，小了很多。也就是康熙把整个民族的落后史的开局演化得富丽堂皇。在美丽的盛世光环下，有许多让人值得思考的事情，让你知道，看到的并非是全部，把康熙王朝放到全球的发展策略中去你会发现，这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落后的史迹。在康熙开创康乾盛世的时候，同时也开始了中华民族闭关锁国的发展过程，而乾隆皇帝把这种封闭进行了延续。如果清朝末年的中国是一个熟睡的东方巨人的话，那康乾盛世，就是它熟睡的催眠曲。
其一，康熙对经济的控制
由于康熙朝拒绝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生长，在别人大步前进时中国却从此背上了封建落后的农业国的重枷，尽管清末勉为其难地兴办与鼓励近代工商业，但落伍已久，列强争夺目标已对准中国。良机既逝，再难发展。至于旧史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制度垂死前的回光反照。那种“繁荣”是表面的、虚假的、病态的，其实已经腐朽。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朝中期产生的，到康熙初年，正值成长的旺年。它表现在：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一个工场雇用数百人已是常事；包买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国各地，大商业资本集团纷纷出现，如盐商、粮商、布商、山西票号商、广东出口商，资本动辄数百万两；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经济更趋繁荣；在农村，由于顺、康时自耕农居占主要地位，农民人身依附土地的关系比起明代大为松弛，雇工的自由流动程度开始加大，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力，同时也说明资本变革具备了一定的经济物质条件，说明了当时的中国，是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有强大经济发展空间的中国的。
然而我们的康熙帝做了什么呢？康熙作为保守的上层建筑必然维护其落后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成长几乎停滞，生产力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以至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均难奏效，积贫积弱终成定局，与“一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的康熙帝继承重本抑末的传统决策是分不开的，同时也要为清末的落后承担一定的责任。
康熙对清初正在发展的工厂、手工业不是扶持而是严加限制。例如对丝织业机户的织机数量、工匠人数、工资定额，冶铁业场主的采矿地点、炉数、产量、价格、运销地点等等都有严格规定，并征收高额税金。采铜业的产品一度只许以成本价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售卖。康熙朝完全地控制了生产资料。还在佣工中另外实行一种保甲制，他们“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像囚犯一样没有人身自由。国内关卡林立，肆意盘剥商人。官府还勾结各个行业的行会以各种条规罚款来限制竞争，防止生产规模和经营网点的发展失控。商业的政策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也完全干涉了劳动者的自由，这样就束缚了一个大国的快速发展的脚步。
在对外贸易上，清代以闭关锁国著称。平台湾后，海禁稍有放宽，但外贸仍只许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进行，还必须经由官商开设的公行进行，并限制进出口商品数量及种类（进口的更少），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完全处在一个贸易顺差的时期。康乾时外贸规模之小可以从下面两点看出。两宋类似三国鼎立，而其外贸港口却比大一统的康熙时多，达六七处。南宋高宗时，市舶司年收人达二百万两，按什一税计，年外贸总值应当在二千万两左右；而五百年后“大清”康乾时，年外贸总值也从未超过此数。种种限制使诞生时间并不比欧洲晚多少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萌来萌去总是长不大。
相比之下，与康熙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国工商业远远落后于英国、荷兰，为了加强竞争力，路易十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降低商品税率，取消国内部分关卡，对新办手工工场提供国家津贴，鼓励对外贸易，支持造船工业，国家资助建立许多大外贸公司，努力扩大本国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使法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与英国抗衡的地位，为后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基础。而我们的康熙帝此时在忙着为加强他的皇权大力进行思想封锁呢！
其二，中华思想的“清”化
在大清人关以后，封建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满族不光能人关做皇帝，还能把汉人衣冠发式都“清”化了。明朝将领大多降清，隆武帝、永历帝仅依靠颠复明朝的大顺、大西军将士与清军周旋，这样的“官”和“贼”有什么区分？前清和吴三桂都曾受明朝恩惠，假言为明复仇，反过来视明朝残部如匪盗，翦灭不遗余力，则孰为“君”，孰为“臣”？一切都乱了套。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错位（当时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间反目相残的事例举不胜举，时人称这次变乱几乎将封建伦理纲常扫地无余，不无道理），深深撼动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这也使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这从当时宗教信徒人数众多就可以看出（下文会有详细的记录）。
封建秩序看来真的要改变了，什么思想才更适合当时的大清？当十六世纪李贽首先“反孔嘲儒”时还少有人理解，这时便在有识之士中大获响应。
以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为首，文化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他们喊出了“为万民，非为一姓”的口号，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甚至称君主为“天下之大害”，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强调工商业和农业同样重要，要想“富民”，必须发展工商业。王夫之、颜元还要求富商大贾成为“国之司命”，公然为小资产者呼吁争取权力和地位。这些“异端邪说”在当时社会都是罪不容诛的，却与欧洲人文主义及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清初的学者们——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的维新思想家，已认识到对封建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看来当时改革已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
然而在康熙帝即位后，首先改造的就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让学子们回到了“八股”时代，也开始了清朝的“文字狱”。康熙无形之中扼杀了社会进步思想和思想者。
从当时的社会关系上看，由于明清之际的混乱局面，使人们逐渐开始寻找精神支柱，来逃避世俗的残酷。关于这一点，从信仰洋教者逐渐增多上可以体现出来。天主教徒从1610年的2500人激增到1650年的15万人（考虑到清初人口稀少，又处于战乱中，统计并不精确，这个绝对数字并不低。如果照此速度，到康熙后期大有普及之势）。那时永历帝夫妇及太后太子都信此教，还起了外国教名，太后还派人去罗马朝见教皇，达官显贵与太监信教的也不少。中国君臣信奉西洋宗教，这是自开天辟地以来的一大怪事，说明信仰危机已侵蚀到每个阶级的核心阶层。这正是变革制度、除旧迎新的大好时机。
而此时入主中原的满族又是一个生气勃勃、较少旧传统束缚的新兴民族，他们挟战胜余威，在这抉择去旧的关键时刻，当时的领导者绝对可以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加速或延缓社会的进步。康熙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这时是应该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合并之长进行改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从康熙帝的所作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他给封建统治思想打了一针强心剂，让这种封建思想整整多统治了中国一个世纪。
人们把康熙学习、继承、发展汉族封建文化思想作为他的政绩加以肯定，但作为汉族封建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个复杂的对立统一体的思想，其中民主与专制、发展与静止、开放与封闭、唯物与唯心等思想并存兼备，经历史的长期斗争，显然消极面往往占上风。在理学盛行后，糟粕更加的多。而康熙对儒家思想那一套的迷恋与提倡几乎超过任何一个前朝的汉人皇帝，主要因为康熙对儒家思想中消极一面的偏爱，并由此造成了清代窒息改革的沉重政治局面。
为了重建封建秩序，他不但追加孔子的尊号，亲自去曲阜朝圣，首开经筵制度，而且重新启用明末声誉已经败坏的理学：把朱熹的牌位由孔庙东庑移到大成殿，重新刊行《朱子全书》，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等等，开始了儒家思想统一的过程，于是人们又听到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喧闹。清代儒学盛行及礼教残酷的程度远远超过宋、明两朝。元世祖尚能提倡寡妇改嫁，而正是康熙把年年表彰殉节守志的“节妇”，颁发白银为“节妇”建造牌坊这样一个传统，予以发扬光大！这个被戴震称为“以理杀人”。更难以理解和想象的是严酷的《大清律》和繁冗的清代官员制度几乎完全抄自明代，康熙未作任何有意义的改动，反而发扬了两项陋规——捐纳制和耗羡制，使卖官和贪污成了清代的顽疾，这样也就扼杀了变革者的信心，也束缚了变革者的思想。
为抵制外来政治思想的影响，维护封建专制，康熙开始严格禁止天主教。而在唐代、元代还对西洋宗教不加禁止，康熙却无兼收并蓄的意思。康熙很少与欧洲强国打交道，而且只讲“送去”，不讲“拿来”。他曾赠送大量书籍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曾赠荷兰国王白金，也曾派图理琛出使俄国，可从未向这些国家学习过什么。俄罗斯人投附或被俘，即使给予接见，也是为了显示大清的强大。大清国的皇帝好像置身于自己构思的故事里，唯我独尊。
康熙朝时，访华和在朝为官的欧洲人不是很少，康熙从不询问别国的政治经济以便发展自己。而欧洲各国即使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别于中国如英国有早期议会，法国有三级会议，俄国有缙绅会议等等。到康熙时，国外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许多经验更有可以借鉴之处，康熙帝没做任何借鉴。康熙帝也就开始了中国“固步自封“的进程。
康熙是个聪明过人的君主，但他却只以汉族封建文化为唯一学习目标，而且只是生硬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中专制、静止与封闭的一面，忽略了法随时移、民贵君轻、天下大同等说法，弄得思想界昏天暗地，政治上一潭死水。康熙以明史案、《南山集》案（两案株连的名士达500余人）开始了大规模迫害异端学说的先河，使文人只好钻进儒家的学说里。由于长期禁锢思想，连八旗子弟都日渐失去了当年的生气。孔教却香火独旺，而且在一二百年后仍足以压倒太平天国、扼杀戊戌维新、夭折辛亥革命，接连好几次摧毁了振兴中国的希望。这就是康熙朝继承的恶果。
康熙可以说是个学者，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皇帝，确没有学以致用，实在是令人叹息。康熙既严守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樊篱，又无视科技的进步与教育的更新。而重视这两点，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关键。康熙也曾学过一些西方数理化和文字，也用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做官，还让他们翻译科学著作，甚至亲自加以删定，然而西方科技深藏在宫廷的书柜上，对国计民生没有任何益处，“龟玉”就这样“毁于椟中”。
科技与教育落后的明显后果是军事落后。其实，早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时康熙就该觉察出清朝军事落后的状况。当时驻守雅克萨的俄军约400人，而彭春第一次带兵1.5万人，后次8000人（就是约3000人，也七八倍于俄军），兵力众寡以及远近劳逸的局势一目了然，然而围攻数月竞不能全歼或攻取，则兵械谁精良，练兵方法谁先进自然可以看得出来。康熙没有注重战争中的细节，只是在乎了结果。
与康熙同时的彼得大帝，其深谋远虑胜之远矣。俄国那时尚处在农奴社会，科技文化军事都比西欧落后。立志变革图强的彼得一世知道关键何在，所以在鼓励工商业发展并向外国企业主提供办厂便利的同时，尤为重视科技文化的学习。他命令改用欧洲通用的儒略历，简化文字，创办报纸，设立科学院，大量派遣留学生去国外学习。为了获得最直接的感受，他甚至化名改装混杂在使节团中去英国、荷兰考察，亲自去造船厂当学徒。他又改革军制，更新装备，开办各类军事学校等等。俄国科技从此迅速进步，一跃成为军事强国。而康熙却未能及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此任务全部留给了后来的洋务派和光绪帝。倘当时能重视科技文化军事的学习与创新，持续百年后，民智早开，兵精器利，何至于有1840年以后的国耻！
资本主义萌芽早在中国十五世纪就已产生，为何既不责嘉靖、万历，也不责顺治、乾隆，而独责康熙失机呢？因为：第一，在嘉靖、万历时期，封建社会尚未受到明末清初那样的巨大冲击，处在惰性的稳定中。第二，从萌芽到形成制度需要时间。欧洲从北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到尼德兰革命花了二百多年，中国也不大可能就在明代本身完成转变。至于顺治，因其初入关，建国不久，明藩犹在，终日战乱，何遑言他！康熙时距资本主义萌芽初期已有两个多世纪，量变的积累增加了实质性变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了变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乱之后天下初定，假余威以变政更新是最好的时机。经过雍正，至乾隆时沿习日久，旧体制又暂归稳定，又不易改变了。
康熙为封建制度生命的延续，做了积极的贡献。也是封建历史中比较英明的皇帝，可作为一个担负国计民生的皇帝，为中国的将来所做的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在当时一个改革创新的世纪里，作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没有预计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远远不够的。
再议为后人传颂的武功
作为一个幼年登基的皇帝，康熙没有养成坏的脾气，但由于鳌拜的专权，使这位小皇帝对皇权的认知度增加了很多，也使想撼动康熙皇权的人，招致杀身之祸。康熙有“马上皇帝”的美名，然而战争的不彻底，也让他的孙子乾隆帮了他一下，也使乾隆有了点儿可以传名的战功。
康熙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与稳定，无暇顾及其他，也不为其拒绝变革作辩解。然而康熙即位时，除西北边疆外，前明旧疆已基本统一；到1674年“三藩之乱”爆发前，国内一直是相对稳定的。而“三藩之乱”、沙俄侵扰、噶尔丹叛乱等不稳定因素的出现恰是康熙为了加速皇权的统一处理不善所造成的。
我们先看“三藩之乱”。“三藩”均被封在东南的海隅或者是西南的边陲，非心腹之患，只要他们不谋反，完全是可以控制的。吴三桂、尚可喜等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去日无多（吴三桂发动叛乱时已62岁，5年后就死了）；而康熙少年亲政，来日方长。如若不急于撤藩，率先治理内地，暂时听从尚可喜传子的请求，而吴三桂因为他的儿子吴应熊在京师做驸马，既有世袭的爵位，又没有好的理由，肯定不会谋反。等到老藩王都去世，旧党凋零，藩王的继承人没有能力谋反的时候，再进行废除“三藩”将会易如反掌。如果像收复台湾一样利用好时机，也不会有“三藩叛乱”的难以平定了。
前朝汉武帝就知道以推恩令化大藩为小藩，又以各种借口削夺诸王侯嗣封爵达百余人，康熙这位熟读史书的帝王竟然不知道这样？不以政治手段徐图，冒然撤藩，指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达到皇权的迅速统一；可是内地没有安定，人心也没有得到稳定，吴三桂被逼无奈，而且有隙可乘，肯定会造反的。各地汉员纷纷归附吴三贵，就是因为康熙重视满族官员的后果。而且康熙所依赖平定叛乱的官员大多是满族官员，这些官员大多是无能之辈，依靠世袭的爵位取得的地位，如勒尔锦、尚善、喇布等，导致了叛乱持续了八年之久，殃及了十个省市，刚刚恢复的社会经济又遭到严重的破坏，这主要是因为康熙年轻气盛，撤藩太急，贪功激变之过。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的斗争本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不能与农民起义被官军镇压相提并论，只能追溯事件起因而判定其责。我们看看现行历史教材对于王敦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并未将平定叛乱之功归于晋、梁、唐几位帝王而大加宣扬；反而对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追本穷源，称他们是自诒伊戚。靖难之变也是这样，人们不责备燕王叛乱，而归咎于建文帝撤藩过急，这又做什么解释？为什么要对康熙帝有所关爱？如果康熙被吴三桂打败（如果吴三桂雄心大一些，不想着划江南与大清平分天下，估计有可能胜利），这样的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康熙？所以我们说“三藩之乱”，激变本非明智，平定亦难以为功。看来不只是学者照顾康熙，连老天也是照顾他的。
康熙素以雅克萨之战与《中俄尼布楚条约》平等的签约受到人们的赞扬。但是为什么会有雅克萨的反复争夺的战争？《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得失是什么？
当初俄罗斯入侵黑龙江流域，早在顺治前一年。清朝入主中原，人口大批迁入关内，致使关外地广人稀，而顺治却以关外为祖宗发祥地，不许移民开发。并在东北南部（今辽宁境内）修筑一条长达1000公里、与山海关相连的柳条边，划东北为内外两禁区，如果要进入柳条边内必须持清朝的证明，要想搬出柳条边外则是绝对禁止的（包括满人），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长城。俄罗斯便趁边防空虚沿黑龙江东下，如入无人之境。雅克萨就是俄罗斯随处修建的城堡之一。
顺治年间中俄军队曾发生多次战争。在康熙亲政后，并未意识到这种空边的危害，反而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继续修建从威远堡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法特哈的新的柳条边，并重新颁发禁令。这些柳条边最终成了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借口。虽然有盛京、宁古塔、瑗珲三处军事设置，并增建齐齐哈尔等三座城市，无奈地域过于宽广，人口密度太小，兵力、物资的调拨、派遣有很多不便之处，很自然就顾此失彼疏于防卫了。所以雅克萨得而复失，迫于无奈只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同意让出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地方以换取本属中国的雅克萨。
如果康熙能警惕顺治时边境战争，在改革军制与装备的同时，废除柳条边的禁令，移民开发东北，一二十年后必会见到成效。少数的俄罗斯军队远离欧洲腹地，势必力单形孤，肯定不会过来侵犯我国边境，也就不会有雅克萨的拉锯战争和尼布楚的一味退让了。然而在订约之后，康熙仍然没有对柳条边予以重视。乾隆后期才放宽其禁令。因为东北开发较迟，导致了咸丰屈辱于俄罗斯。在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后，东北边境虽有百余年的安宁，主要也是彼得一世后期至亚历山大一世时，俄罗斯的扩张方向主要在西方的缘故。而康熙对俄罗斯无论是战争还是在后来对俄罗斯的防范上都无功可以自居。唯一让后人可以接受的是，康熙是第一位确立国界的君王。
再说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及其影响是清朝长期头痛的问题，也正是康熙对噶尔丹内侵处理不善才留下了这后遗症。
在康熙前期，蒙古部落三部的情况是：漠南已归属了清朝，漠北则表示恭顺，只有漠西与清廷关系比较疏远。由于漠北蒙古土谢图汗抢去扎萨克汗的爱妾，造成两汗开战，漠西蒙古准噶尔部有了可乘之机。该部首领噶尔丹于是以帮助扎萨克汗夺回爱妾为理由，进攻漠北，迫使漠北蒙古各部落向关内迁移；噶尔丹借口追拿土谢图汗，率兵攻到漠南。噶尔丹声明不敢与清朝为敌，抓到土谢图汗即刻班师回漠北等，实际上是侵略清朝的举动。如果康熙明察事件起因，借此机会主持有关各方会盟，面谕调停，令土谢图汗向扎萨克汗和噶尔丹汗谢罪，再临以兵威，送他们各返旧地，必然干戈不起，一举收服众心（噶尔丹虽刁顽，但他的实力与清朝相差甚远，所谓俄国的援助，也只是虚张声势），清与漠西的关系便可由此良好确定。但是康熙却保护土谢图汗，出动军队。
首次战胜后，又让科尔沁亲王致书引诱噶尔丹再次内侵，才有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望风而逃。第三次亲征时，噶尔丹本蛰居阿尔金山，兵少粮尽，不战而死。在康熙的三次亲征中，仅有乌兰布通堪称一战，而且噶尔丹军队仅二三万人，康熙竟动员了从东北到陕甘的沿边各个军队。论战果，比起汉朝的窦宪、卫青，实在微不足道。何况已经开战的情况下，不能通过一战而解决所有问题，趁势将漠西漠北同时平定，在当地设官分治，从而长治久安；然而三次亲征，没有完全消灭噶尔丹部，反之却从此与准噶尔部结怨，导致了康、雍、乾三朝连年用兵，以对付准噶尔部及其附庸在青海、西藏、新疆发动的叛乱。
到1757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时，乾隆恼羞成怒，竟然命令兆惠将准噶尔部的俘虏全部屠杀，有失天子的风度。最后导致了霍集占、张格尔、阿古柏等叛乱迭起，令清廷几无宁日，都是准噶尔部事件掀开了新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长期对立的恶劣先例。清代民族关系紧张程度超过了元代，不能不说是康熙轻启边衅，劳而无功的结果。人们看待事情都有双面性质，康熙的用兵也许在当时就是正确的，但作为后代的我们，从中找到他的不明智之处，引以为戒。
纵观清朝的发展史，康熙作为大清基业的奠基人来说，对清朝的统治来讲是有功的；但如果把其所制定的政策，放到中华的发展史中来评价，说法也会有不同。所以我们应该从多面去看待康熙，去了解他所创造的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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