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帝室叔侄 (5)

　　明初的文人士子们在洪武年间吃尽了严猛之治的苦头，出仕为官的常会招来杀身之祸，不肯出仕的又被指为“不为君用”，也要罪及全家。朱允炆实行宽仁政治，无异于霜锋雪剑之后带来了阳春煦日，自然赢得了他们真心实意的拥护。可惜的是，经历近百年蒙古贵族的歧视压迫和元末农民战争打击的知识分子们，在洪武朝的高压控制之后，并没有很快恢复起来，朱允炆靠他们来支持新政，与维护极端专制主义的藩王军人集团进行斗争，便显得十分软弱无力。这使建文新政从一开始实行，就笼罩在一层阴影之中。

　　削夺五藩

　　朱允炆的各项改革措施，不可避免地触犯了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军人集团的利益，随着新政的推行，朝廷与诸王的关系渐趋紧张。洪武年间便已心怀异志、骄横跋扈的藩王们纷纷串通，说朝廷有人挑拨诸王和皇帝的关系，制造叔侄不和。燕、周、齐、湘、代、岷诸王同时操练兵马，准备兴师问罪的风声不断传来。能否制服藩王，已成为这场改革生死存亡的关键。于是，朱允炆又同太常寺卿黄子澄提起当年谈过的旧事。

　　南京明故宫是朱元璋称帝时“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而择中的一块风水宝地，调集几十万民工填湖成陆所建，明末清初被拆毁。清康熙皇帝南巡时便有“一代规模成往迹，千秋兴废逐流波”之诗句。

　　“先生还记得在东角门说过的话么？”

　　“臣不敢忘。”黄子澄顿首答道。

　　他听出了朱允炆问话的弦外之音，回去后便找来兵部尚书齐泰，共商削藩之策。他们二人对朱允炆都尽心辅佐，在削藩问题上也见解一致，因而成为朱允炆削藩的左膀右臂。

　　按照齐泰的主张，既有削藩之举，必当首指燕王。因为燕王势力最强，野心最大，一旦能够翦除，其余诸王自然更无力抗衡。但当初对削藩胸有成竹的黄子澄，这时却有些犹豫不决。

　　“不然，”黄子澄不同意齐泰的意见，“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就多有不法之事，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应先从周王下手。周王乃燕王同母兄弟，削夺周王就好似翦去燕王手足。”他考虑到燕王势大，恐难于猝成，计划先从周王开始，再一步步指向燕王；却不曾虑及此举可能打草惊蛇，且为朱棣发兵提供了口实。两人密谋已定，次日上朝时便启奏朱允炆。周王朱是朱元璋第五子，与燕王朱棣同为妃所生。洪武三年（1370年）封为吴王，后因吴地为国家财赋重地，不宜封藩，改封为周王。朱是个不安本分之人，平素恃才妄为，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擅自离开王府去凤阳，朱元璋知道后很生气，准备将他徙往云南，后改变主意，把他留在京师，让他的长子掌管王府事，两年后才让他归藩。王府长史王翰是个有心计的人，一再劝他处事小心谨慎，朱却只当做耳旁风，从来不放在心上。王翰恐怕日后祸及己身，佯狂而去。

　　周王的“异谋”是他的次子汝南王朱有出面告发的。儿子告发父亲，在一般百姓中也很少见，但在明朝历代藩王中，此类事却时有所闻。在王位继承上发生了矛盾，他们就互相到朝廷告状。朱有告发父亲“谋逆”，肯定不是出自什么“大义”，而是由继承上的矛盾所致。这当然正是朝廷方面求之不得的机会。于是朱允炆密令曹国公李景隆佯作北上备边，兵临开封，突然包围周王府，将朱逮送京师，谪遣到云南蒙化。

　　当时的云南，素有“烟瘴”之称。周王被流放到这里，自然觉得苦不堪言。想起王翰当初的劝谏，悔之已晚。不久，朱允炆又将周王召归京师禁锢起来。

　　起初，将周王逮系京师后，朱允炆还把周王的罪状写成敕书，送给诸藩王议罪，实际上也是对诸藩王的警告。朱棣见到敕书后很吃惊：朝廷真的动手了，第一个被削除的竟是自己的同母兄弟，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了。但周王的罪状言之凿凿，他也不便公开反对，于是一面密令手下亲信简选壮士，加紧兵变的准备；一面写好一份言辞恳切的奏书，为周王求情。朱棣的这份奏书，居然使朱允炆为之所动：若周王所为，形迹暧昧，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迹显著，祖训具在，臣何敢他议？臣之愚议，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

　　奏书话中有话，却又无懈可击。他并未说周王无罪，只是要皇帝“曲垂宽贷”； 如罪证确凿，就按“祖训”处置，威胁朝廷不得逾越祖制任意而为，语气里软中带硬。

　　朱允炆看过奏书后，果然显露出犹豫不定的神色。齐泰和黄子澄很是着急，私下商议道：“皇上这是妇人之仁，将坏大事的。”次日上朝，亟力陈述利害，才使得朱允炆又坚定起来。

　　接着被废的是湘王朱柏。他是朱元璋的第十二子，就藩荆州，是个颇有文武才能的人物。有人出首告发他谋反，朱允炆降旨切责，朱柏很害怕，阖宫自焚而死。看来他确有觊觎皇位之事。

　　齐王朱榑是朱元璋的第七子，就藩在青州。他是个骄悍的武夫，“性凶暴，多行不法”。有人告他叛逆之罪，被召至京师后，削除王爵，废为庶人，与周王关在一起。

　　大体和齐王被废的同时，代王朱桂也被废黜。他是朱元璋的第十三子，就藩大同，由于平素作恶多端，官民怨惧，这次削藩自然是势所必及。他被废为庶人后，平日被抢入代王府的大批宫人都被如数放出。

　　其后，岷王朱楩也未逃脱被废的命运。他是朱元璋的第十八子，就藩岷州。西平侯沐晟上书揭发了他诸多不法行为，朱允炆遂将其废为庶人，徙往漳州。

　　诸藩的善恶虽然不同，但对于朝廷的威胁却并无二致。因此，削藩集权本是符合明初政治潮流之举。

　　可惜朱允炆所倚重的齐、黄等人均系文人士子，为人虽属聪敏干练，运筹平乱则非所长。再加上作为削藩领导者的朱允炆，生性过于仁柔宽厚，致使削藩计划难以顺利进行。

　　对于一个在政治风浪中搏杀的帝王来说，仁柔宽厚不能不是一种致命的性格

　　缺陷。五王连续被削，特别是湘王朱柏的自焚，对朱允炆产生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他不时感到，削夺诸藩似乎违背了人之伦常，因而不免心有愧疚，在下手时迟疑不定，甚至进退失据，举措乖张。处于权位与人格矛盾中的朱允炆，时时希望按照亲亲之谊来解决他与燕王之间的矛盾，化干戈为玉帛，而朱棣也总是设法用这种思想来动摇他的削藩决心。人们很不情愿地发现，朱允炆的这一矛盾性格，竟对整个削藩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朱棣不失时机地抓住了朱允炆的弱点，他一方面抓紧备兵，另一方面不断上书为诸藩申诉。就在朱允炆扩大打击面的同时，朱棣却成为诸王心之所向。

　　御前争论

　　削藩政策的推行，在建文朝中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御前争论。这对当时政局的发展，也产生了某种微妙影响。从大处来看，争论的意见可分为三派：一是严厉削藩派，二是曲线削藩派，三是睦亲派，反对削藩。

　　严厉削藩派自然以齐泰、黄子澄为首。削藩的诏书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可见他也是个削藩派。这些人头脑比较清醒，深知封藩之害，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主张坚决削藩。检诸明代史籍不难发现，当时一些才华出众的文人都有这种认识。明初著名大才子解缙在洪武晚年就议论过封藩之弊，朱允炆刚一即位，他就来到京师。因被人弹劾谪往河州卫时，他上书礼部指出：“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另一著名文人胡广，廷对时力陈“亲藩陆梁，人心摇动”，实际上就是说，藩王不安本分就会危害国家。这话自然很合朱允炆的心，因而他成了当年的状元。

　　户部侍郎郭任也是个严厉的削藩派，但却对齐、黄削夺五王的方略很不满意。他流着眼泪对朱允炆说：“天下事，先本后末则易成。今日储财粟、备军实，果为何者？而北讨周，南讨湘，削燕之举则经年无期，实为舍其本而图其末。用兵贵乎神速，锐气既竭，姑息随之，正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透鲁缟，臣恐朝廷将坐而自困耳。”

　　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主张采用比较温和的办法，逐渐削弱藩王的势力和影响，是朝中曲线削藩派的代表。高巍在上书中提出效法汉代主父偃实行“推恩”。他说：

　　高皇帝分封诸王，比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人馈问。贤者下诏褒赏之；骄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则告太庙废处之。岂有不顺服者哉？

　　高巍这个建议实际上比主父偃更进了一步。主父偃的“推恩”是在原封国内，除嫡长子继承外，其他诸子也都要继承一部分，郡王数目越来越多，力量则越来越小。高巍的建议提出易地而封，南方的藩王子弟封到北方，北方的藩王子弟封到南方。这对削弱藩王势力应该说更有力。朱允炆看过高巍的奏书后认为说得有道理，但并没有来得及实施。

　　卓敬是个眼光敏锐的人，洪武中婉言劝说朱元璋对诸子分清嫡庶尊卑，以树立太子的威信，此时他又对朱允炆提出将燕王徙封到南昌的办法，他在上疏中指出：

　　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机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机非至明莫能察。

　　实际上，卓敬就是建议朱允炆当机立断，将燕王徙封到南昌，既维护了亲亲

　　之谊，又削弱了他的力量。应该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允炆见

　　奏后，虽也召来卓敬商议了一番，但不知为什么未能实行。后人在评论此议时认为，

　　倘若真的按照卓敬的主张付诸实施，燕王当时是不好反对的，历史可能完全是另

　　一个样子。

　　还有些大臣主张睦亲政策，反对削藩。这部分人大都是一些热衷于讲经论道的腐儒。御史郁新就上书朱允炆说：诸王，亲则太祖遗体，贵则孝康皇帝手足，尊则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灵，子孙为天子，而弟与子遭残戮，其心安乎？臣每念及此，未尝不流涕也。此皆竖儒偏见，病藩封太重，疑虑太深，乃至此。夫唇亡齿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废，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齐臣又告王反矣。为计者必曰，兵不举则祸必加，是朝廷执政激之使然。……彼其劝陛下削藩国者，果何心哉？谚曰：疏者续之不坚。

　　“亲者割之不断，”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之晚矣。

　　郁新的情辞颇为激烈，认为对诸藩王非但不能削夺，还要加以恩遇，否则就是逼他们造反。

　　持这种看法的，在朝廷中不乏其人。礼部左侍郎董伦、行人司右司副杨砥等都曾上书主张“惇睦诸藩，无自剪枝叶”。有人甚至要求“兴灭继绝，释齐王之囚，封湘王之墓，还周王于京师，迎楚、蜀为周公”。这些建议虽然未被朱允炆采纳，但也会对他的削藩行动产生不利影响。

　　大凡“秀才朝廷”，遇事往往议来议去难有结果。废夺周王以后几个月的时间中，削藩者们竟然未对燕王采取任何具体的控制措施。

　　一边是朝廷的逡巡不前，一边则是燕王不失时机的准备。有些旁观者实在看得着急，四川岳池教谕程济便是其中一个。他假托通术数之学，上疏宣称：“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朱允炆怪他无端妄语，将他逮入京师。程济高喊“冤枉”，要求将自己囚禁起来，以待来年验证其言。后来“靖难”之役爆发，朱允炆才后悔当初误抓了先知者，赦他出狱，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但这时，削藩的最好时机却已经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