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血祭壬午 (4)

　　在血泊中倒下的遗臣们，成了专制君主祭祀之用的牺牲品；而被烤炙的这个皇朝本身，最终也无可避免地被送上了祭坛。壬午之年的大屠杀，使国家大伤元气，在民族心理上造成的创痛，历有明一代而不得平复。以至明末人总结明亡教训时，将“靖难”视作明亡各种原因之本。这些史家坚持说，正是由于朱棣夺位诛戮无度，才使后来臣子只知自保身家富贵，不肯效死国家，官场上阿谀逢迎、持禄固宠之风渐盛。李自成率农民军进京时，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抗节骂敌而死。当然，这已是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事了。

　　逊国故事

　　朱棣攻入南京后，看到皇宫中燃起了冲天的大火。他立即赶往宫中，想尽快知道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但却没有见到朱允炆的踪影。士兵们从灰烬中找出一具烧焦的尸体，朱棣非常希望这就是朱允炆，于是故作惋惜地叹息道：“小子无知，乃至此乎！”但是人们大都在私下里对此表示怀疑。这位青年皇帝究竟结局如何？是被乱兵所杀还是纵火自焚？各种史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史上一段最为扑朔迷离的疑案。

　　七天之后，朱棣为朱允炆举行了葬礼，将那具无法辨认的尸体草草埋葬。与此同时，已有传言说朱允炆在城陷时乘乱出亡了。

　　朱允炆有两个儿子。长子名文奎，年方七岁，城陷后不知所终，如非乘乱出逃，便是焚宫之时被烧得尸骨无存了。次子名文圭，只有两岁，被朱棣送到凤阳一个叫高墙的变相监狱中，一直关了五十五年，号为“建庶人”。由于从小没有接触过高墙以外的人世，所以释放以后形同白痴，连猪犬都不认得。“不幸生在帝王家”，正此之谓。朱允炆出亡的传言后来衍变成《从亡随笔》和《致身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集其大成，专作一卷《建文逊国》，记述了一个与官史截然不同的传奇故事：

　　金川门失守时，朱允炆见大势已去，手刃徐增寿，寻李景隆不得，便准备以死殉国。翰林编修程济劝阻说：“陛下不如出逃。”少监王钺也跪在地上说：“昔太祖高皇帝升天时，留下刘基制作的一只木箧，嘱咐遇到大难方可打开，现收藏于奉天殿左侧。”

　　众人闻言急命王钺将遗箧取来。这是一只红色木箧，周围俱固以铁。程济连忙打碎木箧，里面有三张度牒，一张名应文，一张名应能，一张名应贤，还有剃刀一把、白银十锭，以及僧人穿的袈裟和鞋帽。箧内以朱红小字写明出逃的路线：“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方。”

　　依遗箧所示，程济为朱允炆剃了发，吴王府教授杨应能愿祝发从亡，监察御史叶希贤说：“臣名贤，当然是应贤无疑。”也祝发易服。周围五六十人都哭仆于地，表示愿意从亡。朱允炆流泪道：“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子在任，心必萦系，宜各从便。”

　　诸人哭了一场，散去了一些。有九人跟随朱允炆来到鬼门，见一叶小舟停在　　岸边，是神乐观道士王升在那里等待，自称太祖高皇帝托梦，特来相迎。一行人　　乘舟至太平门，由王升带入神乐观。这时天正薄暮，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共有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刑部侍郎金焦，翰林编修程济、赵天泰，检讨程亨，按察使王良，参政蔡运，刑部郎中梁田玉，监察御史叶希贤，中书舍人梁良玉、梁中节、宋和、郭节，刑部司务冯　　，所镇抚牛景先、王资、刘仲，翰林待诏郑洽，钦天监正王之臣，太监周恕，吴王府教授杨应能，徐王府宾辅史彬。

　　为防止人多事泄，朱允炆约定左右不离者三人：杨应能、叶希贤、程济，称两比丘、一道人。往来道路给运衣食者六人：冯时称塞马先生，或称冯翁、马公、马二子，郭节称雪庵，后称雪和尚，宋和称云门僧、稽山主人、槎主，赵天泰称衣葛翁、天肖子，王之臣称老补锅，牛景先称东湖樵夫。按照史彬的建议，朱允炆一行往来于廖平、王良、郑洽、郭节、王资、史彬、梁良玉七人家。此时朱棣已即帝位，削在逃诸臣籍，各地方官府奉诏追查踪迹。朱允炆遂同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三人入滇，余人各自星散。

　　此后的记述虽然简略，但事情具体，如同旅行日志，因而给人以一种真实感：( 永乐) 四年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留旬日。五月，结茆白龙山。五年冬十二月，建文帝祭死难诸人，自为文哭之。时朝廷侦帝甚密，户科都给事中胡访求张三丰，盖为帝也。帝知之，遂遁迹不出。……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复至( 白龙) 庵。工部尚书严震使安南，密访帝，震忽与帝遇于云南道中，相对而泣。帝曰：“何以处我？”对曰：“上从便，臣自有处。”夜缢于驿亭中。

　　不少记述中还收录了一些具名朱允炆的诗，颇合其身份，不似假冒。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罗永庵随笔》两首，据说为朱允炆避居贵州金竺罗永庵时所作。其中一首是：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另一首是：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云标。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龙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鸟早晚朝。

　　正统五年（1440年）春天，朱允炆在外已经流浪了近四十个春秋。年纪的增长和身体的虚弱，常常使他追思往事，很想死后埋在祖先的陵墓旁。他向广西思恩州知州岑瑛讲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岑瑛大惊，立即上报朝廷，并将他礼送北京。其时在位的是朱棣的曾孙英宗朱祁镇。为了辨别真假，他便让建文时老阉吴亮出来鉴别。朱允炆见到吴亮，立即认出他来，吴亮故意不肯相认，朱允炆便对他说：“当年我御便殿，你侍食。我弃子鹅肉于地，你手执壶，据地狗之，难道竟忘了吗？”吴亮听后伏地泣不成声。朱允炆左脚趾上有颗黑痣，吴亮验过属实，捧着他的脚又大哭一场，回去后自缢而死。后来，朱允炆被迎入西内居住，宫中人都叫他“老佛”，直到死后被葬于西山，不树不封，也有人说树碑曰“天下大法师之墓”。如今北京城西紫竹院附近有一座白塔庵塔，据称就是朱允炆葬后建的衣钵塔。

　　野史的记载，反映了人们对朱允炆逊国的同情和对朱棣夺位的不满。实际上，当皇宫火起时，皇后马氏跃入熊熊烈火中。她是光禄少卿马全之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被册封为皇太孙妃。由于尸体取之于火中，朱棣正可以指为朱允炆，于是，马氏的尸骨被当成建文帝下葬。命运不济的朱允炆虽然不一定像传说那样流落西南又自陈入宫，但他确实在京师城破时乘乱出走了，并北京白塔庵塔且再也没有回来。这种判断可以从各方面的材料中得到佐证。

　　尽管朱棣“用天子礼”安葬了朱允炆，但南京却没有朱允炆的坟墓。明末谈迁在《国榷》中记道：“金陵故老，无能指建文帝葬处。”这是本朝人在记本朝事，相距还不算太远。此时就已指不出建文陵墓，足见当时安葬虽“用天子礼”，但封冢肯定不大，时间稍久，人们就不能辨识。更重要的是，因明知安葬的不是朱允炆，史牒中未予明确记载，太常寺不按时祭扫，时间用不了多久，坟迹就湮没无闻了。

　　对于朱棣指火中尸体为朱允炆的说法，连他的子孙后代也并不相信。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万历二年（1574年）十月十七日，他在文华殿与内阁大学士们谈起建文之事，提出了一个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当时逃逸，果否？”内阁首辅张居正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

　　‘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张居正的这一说法，记载在《明神宗实录》中，与野史的说法大体相同。有意思的是，神宗对此很感兴趣，必欲追根究底，要张居正把朱允炆在云南某驿站墙壁上的题诗全文背给他听。听罢慨然兴叹，又命张居正抄写进览。全诗如下：

　　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这首诗见于《明神宗实录》，也见于孙承宗《春明梦余录》，具有很大的可信度，而且与朱允炆书生气十足而温文尔雅的气质十分相符。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野史中关于建文逊国的记载并非向壁虚构。

　　《明太宗实录》载称，朱棣即位后曾对左右近臣说：“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宝玺是皇帝发布诏令时所用的印章，这样一件传国之宝竟与朱允炆一起神秘地消失了，的确很耐人寻味。如果死在火中的是朱允炆，即使宝玺有所损坏，也决不至于无影无踪，至少应有残骸在其身边。朱棣像指明侄子死于大火一样，谓“有言”宝玺毁于火，谁也不曾亲见。由此可以看出，朱允炆在出亡时也带走了宝玺。更何况即使朱允炆真的投火自焚，他并没有必要带着宝玺；相反，朱允炆流亡在外则应带上宝玺，这样他才既是正统的合法君主，又可以用合法的印玺名正言顺地号令天下。宝玺无意中透露的这条史料虽不起眼，却可以看做是朱允炆未死于火的有力证据。

　　其实，从当时的态势来看，朱允炆也并没有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燕军虽然进入京师，但江南基本上还是朱允炆的半边天下，即就江北而言，朱棣实际上控制的地盘也不很多。当时，整个辽东还在朝廷号令之下，孙岳还掌握着中都凤阳，铁铉仍控制着山东一带，驸马梅殷尚“拥兵淮上”。因此，朱允炆可以调动的兵力仍然不少，没有必要投火自焚。他完全可以逃往外地，再图兴复。人们看到，朱棣进入南京后，建文遗臣除大量逃跑外，有那么多人抗命不屈，死得是那么英勇，所表现的气节比改朝换代时表现出的气节还要壮烈；却很少有人想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朱允炆忠心不贰？其中除去文人士子们甘为新政献身的因素外，确有不少人出自对朱允炆抱有幻想。他们知道被夺位的皇帝已逃亡在外，还有可能复位，这也成为他们不肯屈节归附朱棣的一种力量。它还从另一大明天子宝玺个侧面告诉人们，朱允炆并没有死于皇宫的那场大火之中。

　　然而，由于人们可以理解的原因，永乐年间士大夫中几乎无人敢言朱允炆出亡一事。官书所记，都是沿用投火自殉之说。当时的知情者本来大有人在，但碍于“国初杀气浑不除，越三十年还相屠”，人人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因而越是知情者越不敢言。

　　明中期以后，文网渐疏，此事也已过去久远，朱棣的后代们已没有对朱允炆或他的子孙复辟的担心，于是士大夫中谈论建文事的人多了起来。自正德以后，甚至不时有朝臣上书，请对朱允炆后人加封，为这位被废黜的皇帝加庙号、谥号。也就

　　在这时，记载朱允炆出亡的书陆续出现。王世贞、郑晓等一些著名文人大都持此说。

　　到了清初，否认朱允炆出亡一说者又成为主流。这是因为这段帝王逊国故事与朱三太子案颇为相似。清初不时有人冒充朱三太子，以崇祯帝太子的身份密谋反清，给政局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谈论朱允炆出亡一事，颇有借古喻今之嫌，于是士大夫们或者指其为伪撰，或者讳莫如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