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皇权密网 (4)

　　朱棣还对诸王进行了慷慨的赏赐，其中周王朱因与朱棣同母，赏赐最为优厚。朱棣刚即位，就给周王加岁禄五千石，并赐钞两万一千锭。七月九日是周王的生日，朱棣又赐给他丰厚的生日礼物：冠一，通天犀带一，彩币三十匹，金香炉、盒各一，玉观音、金铜佛各一，钞八千锭，马四匹，羊十只，酒百瓶。这种礼遇是别人所不敢奢望的。

　　另一个被增岁禄的是谷王朱橞。朱棣攻抵南京时，他与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驾有功，朱棣特赐他乐七奏，卫士三百，改封于长沙，增岁禄二千石。仅他增加的这些就等于伊王朱的全部岁禄。兵部尚书茹瑺之死也与谷王有关。茹瑺过长沙时没有去谒见谷王朱橞，朱橞告于朱棣。《明史》中记：“时方重藩王礼，谷王又开金川门有功，帝意向之。陈瑛遂劾瑺违祖制，逮下锦衣卫。瑺知不免，命子铨市毒药，服之死。时永乐七年二月也。”茹瑺的死，可能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在此前，他曾因不送赵王，被遣归里。“既而为家人所讼，逮至京，释还。”

　　家人究竟告发何事，史书中不记。但茹瑺因为得罪谷王而致入狱自杀，足见当时藩王的声位之重。

　　建文时一般不准诸王进京，朱棣则一改此规，许诸王时而入京朝觐。这实际上也是他安抚诸王的一个措施。

　　但诸王很快就发现，他们在朱棣手下必须小心行事，不能骄恣放纵，更不能干任何危害皇权的事。否则，这位“大兄”削起藩来比当年的建文帝要厉害得多。

　　永乐中的藩王已经无法同洪武中相比了，因为朱棣不同于朱元璋的最根本之处，是他不再用藩王代替功臣守边。这不能不归功于朱允炆削藩。而凭借武力夺得皇位的朱棣，也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格去左右那些藩王和武臣们了。有人解释说朱元璋封藩守边是出于无奈：“又况和林以外，金陵遥制特难，于是分树九王，自燕以往，延错万里，优以声灵，顾盼特重，是诚有不得不然者。”其实根本原因是朱元璋对功臣多疑。朱棣接受教训，不再依靠藩王，仍用功臣，不过他派遣了亲信宦官分镇监军，加强了对武臣们的控制。当时驻守北方的总兵官是洪武旧臣何福。他在建文中曾与朱棣交战，因此对受命镇边心存疑虑。永乐六年（1408年）他上书给朱棣，说自己“总番汉兵久，虑势重致谗”，请求调蒙古族军官赴边领军，朱棣没有同意。用武臣守边的方针，这时早已确定下来。

　　永乐元年（1403年）冬天，秦王朱尚炳（秦王朱樉之子）入朝，一行人马走到潼关时，已是夜间关门紧闭。秦王命左右叩关甚急。镇守潼关的指挥使姚镇，命令将士严守关隘，自己登关对外面说道：“朝廷禁门，深夜不得启也。”秦王又急又怒，却只得夜宿关外。他到京师见到朱棣时，垂泣哭诉说：“潼关姚指挥慢朝廷甚，夜不容入关。”朱棣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不久姚镇入朝，朱棣故意当众问起不令秦王入关的情形，姚镇答道：“潼关，国家重地也。臣止知陛下，非知秦王。” 朱棣顾视左右，大声说道：“如姚指挥，真锁钥之臣。”赐予宝钞以为奖励。朱棣在有意树立姚镇这样的榜样，他需要武臣们绝对效忠于皇权。姚镇同茹瑺截然不同的结果，不仅因为秦王与谷王的地位不同，更主要的是姚镇严格执行了制度，而茹瑺却违反了制度。

　　永乐初年的藩王们对朱棣的优礼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他们把“靖难”的胜利看成是他们自己的胜利。这种错误认识使他们更加恣纵不法。

　　明初藩王居藩不法是司空见惯之事，只有极个别的人表现较好。如封到四川的蜀王朱椿，雍容好儒，守礼法，还为当地百姓做了一些善事，其余的可以说都有不法行为。轻者骄纵放荡，为害地方；重者则暗养勇士，阴谋夺位。如若按照他们的行为而论的话，恐怕很少有能够逃脱罪责的。但是朱棣所注意的并不是他们是否劣迹昭著，而在于他们是否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几乎是在优礼藩王的同时，朱棣已经开始对他们进行严格的限制，他继续建文帝的削藩也就同时开始了。

　　齐王朱榑是个凶暴尚武的藩王。自从复爵归藩后，他的行为更加骄纵。事情传到朱棣耳中，朱棣将他召到京师，当面教训了一番，让他不要忘记建文中削夺之苦。谁知朱榑怙恶不悛，回去后变本加厉扩大势力。他阴蓄刺客，广招异人术士，而且命王府护卫据守青州城，不准守吏登城夜巡。这种将藩国独立于朝廷管辖之外的做法是朱棣不能允许的。守吏李拱、曾名深等人上急变。朱榑得知后将他们拘匿起来，杀掉灭口。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下诏索要李拱等人，并责谕有不轨之举，朱为此上书谢罪，态度颇为诚恳。朱棣封其书示朱榑，以为劝警。第二年五月朱榑再次入朝，廷臣们当面弹劾他，朱榑大怒，厉声喝：“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时耶？会尽斩此辈！”朱榑是个不识时务的藩王，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被削夺时的狼狈相。而他这种种言语行为的根源，正是他错误地将“靖难”的胜利认为是所有藩王的胜利。朱榑未能再返藩国。他被拘留京师，削夺官属护卫，齐府护卫指挥柴直等人被捕杀。同年八月，他被废削为庶人，禁锢于南京，这是朱棣削废的第一个藩王。

　　第二个被朱棣削废的是谷王朱橞。他倚仗开金川门之功，永乐初优礼过于诸王，更加肆意横行，在当地“夺民田，侵公税，杀无罪人”。王府长史虞廷纲数次规劝，惹得他大发雷霆，反诬虞廷纲诽谤，将其磔杀。他招纳了一批亡命之徒，教他们习兵法战阵，造战船兵器；又大建佛寺，找来一千多僧人为他念咒语祈福。他还伪引占卜中的谶语，称自己是太祖的第十八子，当主神器。谷王朱橞实际上是第十九子，因赵王朱杞早死，他即自称为第十八子。以致后来当皇帝心切，竟打算借元宵节献灯的机会，选壮士同入内宫，伺机为变。致蜀王书中，多有起事的隐语，受到蜀王的回书切责。不久，蜀王的儿子崇宁王朱悦燇因罪逃来长沙，藏在谷王府中。朱橞借此广布谣言：“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发有日矣。”他的部下密报于朝廷，蜀王也上书告变。于是朱棣召朱橞入朝，数其罪过，他无言以对，伏地请死。朱棣请周王朱、楚王朱桢和蜀王朱椿共议处置，诸王异口同辞，指为大逆当诛。永乐十五年（1417年）正月，朱棣正式削废谷王，禁锢不诛，倒似乎是法外开恩了。

　　由于谷王打着建文帝朱允炆的旗号谋反，故殃及朱允炆的弟弟允熥。当时，他是朱允炆唯一还活在世上的弟弟。朱棣怕有人借他搞不轨之谋，派人将他暗中杀掉。

　　诸藩的悲哀

　　朱棣的削藩在手段上确实超过了朱允炆，他不是一味削夺，而是有明显的区别与选择。一些藩王虽然劣迹斑斑，但并不对皇权构成危害。像伊王朱，时时挟弹露剑，驰逐郊外，击伤百姓，又将男女剃光头发，剥光衣服，以为笑乐。这无非是流氓成性，喜武好斗，朱棣并不放在心上。尽管民怨沸腾，百官交章弹劾，结果却不曾被废夺。

　　代王朱桂曾被朱允炆废为庶人，朱棣复其爵，让他于永乐元年（1403年）回原封地大同，但不久就听到他有骄纵不法的行为。朱棣赐书警告他：“闻弟纵戮取财，国人甚苦，告者数矣，且王独不记建文时耶？”代王仍不思悔改，又有告发者列出他的三十二条罪状。朱棣遂召他入京，他不来。再召，只得硬着头皮上道。走到半路，朱棣又派人将他遣回。虽然削其三护卫，止给校尉三十人随从，但爵位总算保住了。

　　岷王朱楩在建文时也被削废，朱棣复其王爵。当时西平侯沐晟向朱允炆奏报其不法行为，使其被废为庶人，故复爵后与沐晟交恶甚深。得知岷王恶习如故，朱棣赐书劝谕，同时也诫谕沐晟一番。岷王不思改过，整日沉湎于酒色，擅自收缴诸官司印信，妄戮吏民。朱棣听说后十分恼怒，夺其册宝，但不久又还给了他。岷王继续为恶不改，朱棣遂削其护卫，罢其官属。名义上虽然还是藩王，但实际上如同一介平民，自然也就无法继续作恶了。

　　辽王朱植在“靖难”中听命于朝廷，朱棣虽然对他极为不满，但知其并无威胁，因此只是削夺护卫作为报复，并未将其废藩。

　　周王朱和宁王朱权是诸藩王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情况有些特殊，一个是朱棣同母兄弟，建文中又因与朱棣的关系而首遭削废；一个曾参与“靖难”，朱棣当初有“中分天下”之许。永乐中这两个身份特殊的藩王与朱棣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都受到朱棣的特殊优礼，同时也都成为重点防范的对象。

　　宁王朱权的三护卫都是骠悍的骑兵，为朱棣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即位后，不仅没有和朱权“中分天下”，而且连个较好的封地也没有给他。宁王自然也不敢提中分天下的事，一开始只要求封到苏州。朱棣以苏州为畿内之地，没有答应。又请封往钱塘，朱棣则说，父皇曾打算封周王到钱塘，但是并没实现，所以现在也不能封给他。最后终于将宁王改封到南昌。当时的南昌还属于比较荒僻的地方，宁王自然怏怏不乐。他于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就封，当年就有人告以“巫蛊诽谤罪”。这种罪名如果不是出于有人希旨诬告，便是朱棣有意“敲山震虎”。宁王听说后非常害怕，但朝廷派人按验，并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朱棣又见宁王那么惶恐，总算未予惩治。从此以后，宁王行韬晦之术，构精庐一区，以鼓琴读书自娱，才得以终永乐一朝无事。

　　周王朱一向不安分守己。建文时，长史王翰多次规劝他，都被他当成耳旁风，后来他的次子汝南王朱有向朝廷告变，说他的父亲有异谋，致使周王被废，禁锢于南京。朱棣念其为同母兄弟，对他格外优厚，复其王爵后，让他回原来的封地开封。周王说开封临近黄河，为河患所苦，希望改封别处。朱棣命在洛阳为他建造新宫，准备将他徙封到洛阳。但是不久，周王又说河堤已加固，请求再修一下开封的旧宫，以节省费用。朱棣又答应了他。但周王并不接受教训，违犯礼法，擅自在他封地以外的州县张贴榜文，号令地方。地方官抄下来报告朝廷。永乐三年（1405年）七月，朱棣赐书切责，要他“行事存大体，毋贻人讥议”。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月，有人告发周王准备谋反，朱棣遣心腹“察之有验”， 遂召他进京，把别人揭发他的罪状让他看。周王无言可辩，顿首连称死罪。朱棣许其归国，但已革去三护卫。他在诸王中还算较好的一个，才是这种样子，其他藩王也就可想而知了。周王大概觉得，除朱棣外，他是众兄弟中最年长者，朱棣之后该轮到他当皇帝了，所以明代人就说，周王“岂非复袭壬午故事耶”？之所以说周王是诸王中较好的一个，因为他毕竟是个读书人。特别值得一提，他还是明代颇有成就的科学家，著有《救荒本草》一书，收录了可供人食用的野生植物四百余种，李时珍曾称赞该书“详明可据”。周王还主持编写了《普济方》一书，共一百六十八卷，集明代以前方剂之大成，是我国现存最大而又最完备的一部古代方剂学著作。周王还善词赋，著有《元宫词》百章。这些大概都是他在政治上失意后专注于学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