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生前身后事 (2)

　　从史书记载看，朱棣对道家的法术也是有所保留的，并未笃信不疑。他生病时，第十章 生前身后事的确服用过道士的所谓“仙药”，但有时则对此类“仙药”提出怀疑。永乐十五年（1417年）八月，有道士向他进献金丹和方书，自称可长生不老，朱棣没有接受，说：“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欺，乃又欲欺朕？”他表示自己不吃所谓金丹，可让那道士自吃，方书毁掉，不许再以此惑人。这说明朱棣并非一味地尊崇道教，他即位之初就曾斥责过进献《道经》的人，这个基本的态度后来并没有改变。

　　立储之争

　　轮到朱棣对皇位继承安排煞费苦心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难处。因为是以藩王夺位登极的缘故，朱棣在这个问题上比他父亲显得更加敏感。朱棣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第四子朱高早殇，四个儿子只剩下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和三子朱高燧三人。五个女儿分别嫁给袁容、李让、宋琥、宋瑛和沐昕。虽然远远不像朱元璋那样多子多女，但是三个儿子之间的争斗，却比当年朱棣和他的兄弟之间的争斗还要公开与激烈，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永乐朝的政事。这也并不奇怪，对于皇权制国家来说，皇室的家事常常也就是国事。

　　立储之争是从当年朱棣起兵“靖难”时开始的。当时，长子朱高炽留守北平，次子朱高煦则一直随同父亲在军中作战。朱高煦性情凶悍，行为轻浮，自幼不爱读书，只喜欢玩枪弄棍，带有十足的无赖气。“靖难”之役中，他常为先锋，率军拼死狠斗，朱棣数次陷于险境，由于朱高煦奋勇接应，才转危为安。朱棣因而认为朱高煦勇武之气与自己相类，很欣赏他。对于长子朱高炽，朱棣总觉得多有儒生之气，或明或暗流露过世子多病、事成后将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意思。朱高煦获得父亲的暗示后，难免以此自负，恃功骄纵，干出不少不法之事。

　　朱高炽在这方面确实不能同朱高煦相比，他是性格端重、沉静内向的人，做起事来有板有眼，又喜欢和儒臣满怀兴致地说古论今，却毫无一丝凌人的锐气。据说他的文字功夫也相当了得，可以日记万言，若去应付科举，做状元也不在话下。他被册封为燕世子后，祖父朱元璋曾让他与秦、晋二世子分别阅军，结果他回来得最晚，问起缘由，他回答说：“早晨天甚寒冷，我待军士们吃过早饭后才阅军，故尔迟归。”朱高炽与诸王世子一起分阅诸臣章奏时，不去挑剔文中字句的谬误，只注重其中切关军民利弊的问题。朱元璋开始以为他忽略未见，问到时，他回答说：“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听。”朱元璋又问他：“尧、汤时水旱，百姓何以为恃？”他回答说：“恃圣人有恤民之政。”朱元璋听了以后很高兴，夸奖他有君子之识。这同朱元璋培养的太子、太孙确实颇有相似之处。

　　朱棣却偏偏不喜欢长子朱高炽的这种性格。其实朱高炽并非庸懦之辈。“靖难”之役中，他留守北平，虽然上有母亲徐氏，下有道衍、顾成等人的帮助，但能以万人拒敌五十万众，保住北平，也确实不易。史书上说他“善拊士卒”，而且善射好学，“发无不中”，又会观天象，有些文武兼才的味道。只是他中年后体胖，渐渐不能弓马，连走路也觉吃力。这也是朱棣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尽管有过“靖难”中方孝孺设计离间朱棣、朱高炽父子的故事，但是在他们父子同力为夺位征战时，矛盾尚不突出。他们父子兄弟间矛盾的激化，还是在朱棣夺位登极之后。

　　太子又称储君，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立太子又称立国本。新皇帝一即位，只要身后有儿子，一般都要马上册立太子，以免在这个问题上引起猜疑，影响皇朝的安定。但朱棣夺位以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朱高炽早已是世子，立其为太子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此事一直拖了近两年的时间。这等于一种暗示：朱棣并不打算册立长子朱高炽。

　　建储之事迟迟不定引得朝中大臣议论纷纷。淇国公丘福是“靖难”功臣，久临战阵，与朱高煦气味相投，且一起征战多年，所以极力主张立朱高煦为太子。驸马都尉王宁也与朱高煦友善，卖力地在朱棣面前支持他，理由是他“靖难”有功。

　　一些大臣担心在建储问题上引起一场内争，尤其是看不惯朱高煦的凶悍，所以大多数人都支持朱高炽，希望早定储位，消除乱萌。永乐元年（1403年）一月，群臣上表请立皇太子，朱棣不允，只敷衍道：“今长子属当进学之时，俟其知识益充，道德益进，克膺付畀，议之未晚。”

　　两个月后，文武百官再次上表请立太子，朱棣又说了一通“宜预成其学问”之类的话，未允所请。这更增加了大臣们的疑虑。有人觉得周王朱是皇帝的同母弟，便请他出面。周王也支持朱高炽，便亲自上书请立皇太子，却被朱棣再一次拒绝了。这里不难看出他的难言之苦：朱高炽是世子，自己不愿意将他正名太子，却难以废掉他。朝臣又大都心向朱高炽，将其废掉而改立朱高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卖卜出身的兵部尚书金忠是“靖难”功臣中明确反对朱高煦的一位。朱棣每有疑难，常让他帮着拿主意，屡有效验，因而深受信任。朱棣即位南京后，令朱高炽去守北平，金忠也受命前往赞助。朱棣征求立储的意见时，他列举了历代立嫡长的故事，主张册立长子朱高炽。作为朱棣的心腹，他的话具有相当的分量。朱棣还曾私下询问阁臣解缙的意见。解缙说：天下归心。见朱棣低头不语，“皇长子仁孝，” 他又加上一句画龙点睛的话：“好圣孙!”他知道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平素最受朱棣的喜爱。这一下果然有效，朱棣终于点头称是。当时黄淮、尹昌隆也都以立嫡长为请。这些文臣的态度实际上不仅仅出于立嫡长的旧制，而且表现了他们对未来皇帝的选择。他们不喜欢朱高煦那样行为不端的武夫，而喜欢朱高炽这样“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的仁德之君。

　　人们认为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是相士袁珙。他善相人术，言人祸福无不奇中，因而深得朱棣赏识。举棋不定的朱棣让他给朱高炽相面，他说是天子之相；又让他相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他说是“万岁天子”。朱棣的迷信心理极重，于是“储位乃定”。

　　诸臣主张册立朱高炽为太子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因此遭到朱高煦的忌恨，其中不少人后来还招致大祸。但不管怎样，朱棣经过近两年的犹豫，最后终于不得不立朱高炽为太子。

　　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四日，朱棣正式举行了册封仪式，长子朱高炽被册立为太子。同一天，次子朱高煦被封为汉王，第三子朱高燧被封为赵王。对于册立朱高炽为太子最不满意的自然是朱高煦。他由争立太子一下子落到封藩云南，是决然不能甘心的，想方设法不肯就藩而远离两京。他向父亲诉道：“我何罪？斥万里。”朱棣只好将他留在自己身边。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便因汉王所为多不法，罪及王府长史、纪善，将他们谪黜到交阯为吏。新任的王府纪善周戢因对朱高煦多有劝说，反被他送锦衣卫狱问罪。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北巡北京，朱高煦被命随行。他每天在父亲身边，总要不时说些诽谤太子的话。这时太子在南京监国，为了能随时侦伺太子的一举一动，朱高煦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天又极力请求调回南京。朱棣当时没有答应，让他等到春暖再说。春节刚过，朱高煦再次提出要回南京，朱棣想让他等到秋天，朱高煦执意不肯。让他把儿子留下，他说：“亦欲以归进其学。”说得朱棣默然无语。辞行时，礼部尚书吕震奏请诸司官吏送行，朱棣也没有答允。朱高煦的过分任性恃宠，渐渐使他们父子之间也不十分融洽了。朱高煦却不以为然。不久他又请得天策卫为王府护卫，手下有了三卫兵马，行为更加骄横，并且学着父亲当年的样子，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明显地要夺嫡继位。

　　朱高煦知道，兄长既然已被册立为太子，就很难一下子将其废掉。因此，他一方面通过心腹侦伺太子行动，一有机会就向父皇进谗言；另一方面则极力排陷太子的近臣。工部左侍郎陈寿协助太子在南京监国，被太子称为“侍郎中第一人”。朱高煦对他便格外仇视，几番网罗罪名，终将其下狱至死。马京同任左侍郎之职，为太子所器重，因被朱高煦所谗，谪戍广西。吏部侍郎许思温也是太子的近臣，被朱高煦构陷后死在狱中。

　　事情的根源还在于朱棣。他册立朱高炽为太子，一方面是因为当初朱高炽已被太祖朱元璋立为燕世子，同时也是迫于诸臣之议。他本人夺位登极已经有违于朱元璋立嫡立长的祖制，如果再违背众议，废长立幼，恐怕更要招怨于天下了。也正因为如此，朱高炽才得以被勉强册立为太子。

　　三个儿子当中，朱棣最喜爱的是第三子朱高燧。朱高燧年最幼，生性聪敏，他被封为赵王后不久，便受命赴北京监国，北京的官吏处理政务都要向他启奏而后行，很受重视。朱棣在永乐三年（1405年）曾经两次敕谕赵王朱高燧。第一次让他选军士六十人、干练指挥二人，往西北巡视军情。这实际上是让他全权处理西北军务。第二个敕谕是让朱高燧慎守边防，不要轻易遣将出兵。宦官黄俨看出朱棣的偏爱，勾结起一些内臣，党附朱高燧，也暗地准备夺嫡。

　　如履薄冰的皇太子

　　太子朱高炽实在处境艰难。由于朱棣对他处处不满，做起事来总要百倍小心，还难免经常引起父皇发怒。朱棣在册立他为太子的同时，又命丘福为太子太师，位在少师朱能之上。丘福一直主张立朱高煦为太子，这时却让他当朱高炽的太师，无疑有监视之意。朱高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这个太子就不能不格外谨慎。不仅如此，到永乐六年（1408年）十一月，朱棣又命丘福辅导皇太孙朱瞻基。这样，他们父子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丘福的严密监视之下。

　　朱高炽在南京监国，手中并没有实权，主要从事一些祭祀活动，再就是处理一些日常小事。臣下的章奏，一般都要送往北京行在，听父皇处置后再施行。即使处理一些琐事，也要记录在案，待父皇回京后复查，看是否妥当。朱高炽处理事情不能用宝玺，而只能用“皇太子宝”。朱棣还明确申谕，太子不得授官，不得对臣下治罪。可见这位太子徒有监国虚名，权力却实在小得可怜。

　　有一次，朱棣从北京行在回到南京，为朱高煦的谗言所惑，于午门张榜称，凡是太子处分的事情一律废止，不得实行。朱高炽十分害怕，又不知该怎么解释，遂忧虑成疾，卧床不起。请医生诊治，也总不见效。朱棣命蹇义和袁忠彻前往探视。袁忠彻是袁珙的儿子，也精于相术，当年朱棣起兵他所预言后来一一应验，得授官鸿胪寺序班，深得信任。他回来后说，太子面色青蓝，属惊忧之相，收起午门的榜就可以治好他的病。朱棣遂命将午门的榜文揭去，朱高炽的病便果然好了。对朱棣来说，自从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再改立太子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不大了。这也是封建制度本身形成的一种制约。

　　从太子册立以后，朱棣也不愿再听人谈及此事。解缙是个恃才自傲而少顾忌的人。他看出汉王朱高煦有夺嫡之意，而宠遇日隆，便忍不住劝谏朱棣说：“陛下之举是鼓励他们兄弟相争，万万不可。”这一下戳痛了朱棣，他本来给予汉王宠遇也是出于无奈，当初他曾有许以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暗示，后来未能做到，难免会对他多有容让，解缙却偏偏要揭明此事，朱棣自然恼怒起来，拍案大骂解缙“离间骨肉”，从此便疏远了解缙。朱高煦是从丘福等人那里得知立储之议的，但他却谮告解缙泄露禁中密语。后来朱棣寻个机会，指解缙廷试读卷不公，将他改官广西。坐事以礼部尚书降为郎中的李至刚是个佞谀小人，解缙曾说他人品不端，因而招其嫉恨，这次乘机说解缙被谪有怨望之言，于是又将解缙改任为交阯布政司参议。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因为朱棣当时正在北京安排北征之事，没有见到，谒见过皇太子朱高炽后便回去了。这当然会有“私觐太子”之嫌。永乐二年（1404年）曾发生过一起中军都督李谅于早朝后独留私见太子的事，李谅因此受到弹劾。朱棣重申“凡百官朝谒东宫，偕进偕退，不许独留私见”的规定后，对李谅宥罪不问。这一次情况却不同，汉王朱高煦抓住这个机会上奏说解缙有意“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 朱棣大为震怒，下令将解缙下狱。这是永乐时立储过程中的第一个大案，牵连到的官员有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 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等人。少詹事邹济也因此积忧成疾，不久病死。李贯、朱纮、萧引高、高得旸都在狱中瘐死，连以私怨中伤解缙的李至刚，也反为其狱词连及，坐系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