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后记

　　这部永乐皇帝的传记是根据1998年出版的《马上天子》一书修改而成，书名被改做《篡明：朱棣和他的大明皇朝》。这些年兴起的明史热，使我颇受鼓舞。像十多年前一样，我又重新泡到史料堆中，对全书内容重新做了一次详细的校订和润色。工作之余去泡故纸堆的感觉虽然久违，但依然还是那样投入和惬意。记得在社科院历史所学习中国古代史研究生课程时，商传先生开设的“明成祖与明初政治”的专题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将建文新政到永乐继统的历史嬗变讲得波澜起伏，学生们则听得如醉如痴。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明初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不仅因为那是有明一代政体和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且因为那时发生的一切颇能引发今日治史者的种种思考。唐时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有一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说的虽是秦汉间事，永乐朝的前前后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永乐皇帝朱棣在正史中被描绘成一位才智卓越的圣主。正像汉武帝是与张骞通西域联系在一起，唐太宗是与“贞观之治”联系在一起，永乐皇帝朱棣的名字也是与郑和下西洋、五出漠北、营建北京等一系列超迈前古的功业紧密相连的。不用说在明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他都应该占有重要一席。但朱棣果然就是个圣主吗? 从官书的记载中找一些材料证明他的圣明是很方便的，比如他的宵衣旰食、勤于政事，他的居安思危、勤读不怠，他的坚毅果决、百折不挠……但我总以为，他之所以倾其毕生心力建功立业，虽欲留圣主之令名，实欲洗篡弑之耻。那些业绩是功是过，何败何成，自应给予恰当评价；而其以藩王起兵谋叛，血腥屠杀建文遗臣，重用特务、宦官，且好大喜功、劳民过甚，实在是封建统治者残酷性的充分表露。人中最高最尊贵者莫如天子，但人性中的恶也每每集中于天子身上。

　　臣子之恶，毕竟还可以有王法和清议去制止，天子则不受任何约束，何况朱棣又是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枭雄呢! 在南京明故宫的遗址上，至今还留有建文遗臣的血迹碑，尽管已经过去了六个世纪，但近自朝廊，远及雨花台，碧血青燐依然触目惊心。大屠杀的事实不是容易抹去的，漫步于南京城里城外，随处都可以踏到那一个时代所遗留的残迹。风日鲜澄，绿草如茵，也总不能免去一种肃杀之感。即便是明代人最引为自豪的《永乐大典》，其实也并非出于朱棣聚众修书的雅兴。故有史家论:“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借文墨以销块垒，此实当日之本意也。”前有宋太宗修三大部书，后有清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与其说是文化优容，毋宁说是文化专制更确切。鲁迅先生曾痛陈：“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又想起长陵神功圣德碑上“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那些神圣庄严的字样，不由从脊背间透起一股凉气。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本来应该是一桩十分冷静、客观的工作，但坦率地讲，我在研读这段历史时，常常难以抑制内心的感情。

　　虽然朱棣在民间口碑不佳，但为他说好话的历来不乏其人。《明实录》中的文过饰非者自不在话下，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说：“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我以为，这恐怕应算作狷介之士对当朝现实的一种矫枉过正之语。近年来读到一些朱棣的传记，传主被刻画成一位虽然严酷却值得肯定的一代英主，似乎还是很不够的。准确一点儿说，他应该是一个卓具才能的暴君，不论从人文主义的眼光看，还是从大历史的高度看，他带给人民的灾难都要大于他的贡献。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一类暴君，过去老百姓所说的暴君秦始皇、隋炀帝大致都可归于此列。所不同处在于秦、隋皆短命而亡，而明皇朝在朱棣身后仍然得到延续。

　　无论对朱棣持有何种看法，几乎不会有人否认他是明代政治演进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朱棣的身上，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明暗和流变。这本书与其说是在为永乐皇帝作传，不如说是在书写十四、十五世纪之交的历史风云。因而我希望能以纪实手法，将朱棣作为叙事的中心，把永乐朝的重大事件联缀成篇，向读者展示出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画卷。这部传记不去追求人物生平的尽详尽备，而是重点描写由社会变革带来的政治冲突和文化影响在传主身上的反映，力求写出人物思想上和活动上的时代特征，写出一种活的东西，尤其是要表现出人物性格与环境、制度之间的交织与冲融。至于是否能达到这样的初衷，只有请读者来评判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以永乐朝的文治武功，朱棣必定拥有极为丰厚的史料，但检索史籍之后才感到并非如此。由于他对实录的篡改和实行文字狱的统治，不但造成史料匮乏，而且多为隐晦闪烁之语，不同史书对关键事件的记载大相径庭，这为后人治史带来不少困难。为了弥补学识上的不足，我这些年一直注意收集相关史料，了解这一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写作过程也是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十多年前所写的《马上天子》，曾在大陆和台湾先后出版，并被王天有、许文继、陈时龙先生的《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列为阅读明史的推荐书目，台湾的知书房出版社也曾经再版。这十多年中，我有计划地将从前未能去过的涉及明初那段历史的许多地方去做了一些实地踏勘，内心的感触和由此产生的思考，确是坐在书房中所难以收获的。苏州吴县藏书镇上的退休教师金云良先生带着我深入穹窿山中，寻找传说建文帝隐居的皇驾庵遗址和“皇坟”，过程颇多周折，写在书中却不过寥寥三四百字，治史之不易由此可见一斑！

　　此书与之前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收入了大量图片。这项工作基本上是由我本人完成的。书中反映明初历史遗迹的许多照片，大都是我自己实地拍摄的；大量明初文物的照片，也是跑了许多博物馆翻拍而得。这或许也可以算做另一种检索史料的工作吧。

　　实地踏勘常常会遇上一些有趣的事，在南京的经历便令我感慨不已。利用出差的机会，我跑遍了南京城内城外的明初遗迹。夏季南京多雨，连日来一直雷雨不断，坐在车上可见风雨交加，不知为何每到一处下车时便风停雨歇，居然一直没有挨淋，大家都说是老天眷顾。此行中只有一次例外，便是去雨花台方孝孺墓。一过木末亭，大雨便骤然而至，待雨中拜过先贤，衣服已湿透了。同行的南京市“十佳导游”丁颖经历颇多，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南京便是她做的导游，此时也不免喟叹：“这雨是老天在泣陈冤情呀！”回到家后无意翻看了一下日历，不禁暗暗吃惊：这一天恰值农历六月二十五，正是方正学遭朱棣磔杀之日！这段经历记录于此，也是一种特殊的纪念。

　　研读和写作中，商传先生等明史界的前辈曾给予热心的指拨教诲，并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付梓之日，芹献微微，谨志敬忱。书法家崔富春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特表谢悃。书中引用参考前辈、同人成果多有，即此一并致意。

　　作 者 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