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科学巨匠(3)

　　蔡伦任尚方令期间，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认为扩大造纸原料的来源，改进造纸技术，提高纸张质量，就可以使纸张为大家接受。蔡伦首先使用树皮造纸，树皮是比麻类丰富得多的原料，这可以使纸的产量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树皮中所含的木素、果胶、蛋白质远比麻类高，因此树皮的脱胶、制浆要比麻类难度大。蔡伦于是积极想办法改进造纸的技术。他利用碎布、麻头、鱼网等为原料，将西汉时的石灰水制浆改用草木灰水制浆，因草木灰水有较大的碱性，有利于提高纸浆的质量，最终蔡伦造出了精制纸张。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他在尚方制造出来的一批优质纸张献给汉和帝刘肇，汉和帝很称赞他的才能，马上通令天下采用。这样，蔡伦的造纸方法很快传遍各地。

　　就在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同一年，和帝去世，邓太后所生的百日婴儿即位，不到二年又死去。邓太后再立13岁皇侄刘祜嗣位，为安帝。刘祜是清河王刘庆之子，即位初期仍由邓太后把持朝政，蔡伦继续受到重用，被封为“龙亭侯”，从此进入贵族行列，由他监制的纸被称为“蔡侯纸”。元初五年（118年），蔡伦又被提升为长乐太仆，成为邓太后的首席近侍官，受到满朝文武的奉承。正当他权位处于顶峰之际，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蔡伦因为当初受窦后指使参与迫害安帝皇祖母宋贵人致死、剥夺皇父刘庆的皇位继承权而被审讯查办。蔡伦自知死罪难免，于是自尽而亡。

　　蔡伦一生在内廷为官，先后侍奉四个幼帝，投靠两个皇后，节节上升，身居列候，位尊九卿，却以惨死告终。但他在兼管尚方令时，推动了手工业工艺的发展，被称为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因而留名后世，得到史学家的首肯。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大大促进了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张衡：领先世界的科学全才

　　张衡（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夏村），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发明家。

　　张衡17岁时离开家乡，到西汉故都长安及其附近地区考察历史古迹，调查民情风俗和社会经济情况。后来，又到首都洛阳参观太学，求师访友。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张衡由洛阳回到南阳，担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在此期间写了《东京赋》和《西京赋》，一直流传到今天。安帝永初二年（108年）鲍德调离南阳后，张衡去职留在家乡，用了三年时间钻研哲学、数学、天文，积累了不少知识，声誉大振。永初五年他再次到京城，担任郎中与尚书侍郎。元初二年（115年）起，曾两度担任太史令，前后凡14年，在天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汉朝的时候，关于宇宙结构的理论，主要有三个学派，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天好像一个鸡蛋壳，地好比鸡蛋黄，天大地小；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这个看法虽然也是属于地心体系的范畴，但是在当时却有进步之处。

　　张衡不但注意理论研究，而且注重实践，他曾亲自设计和制造了漏水转浑天仪、候风地动仪。候风地动仪制成于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后者是世界上第一架测验地震的仪器。

　　浑天仪相当于现在的天球仪，原是西汉时耿寿昌发明的。张衡对它作了改进，用来作为浑天说的演示仪器。他用齿轮系统把浑象和计时漏壶联系起来，漏壶滴水推动浑象均匀地旋转，一天刚好转一周。这样，人在屋子里看浑象，就可以知道哪颗星当时在什么位置上。

　　张衡还对许多具体的天象做了观察和分析。他统计出中原地区能看到的星数约2500颗。他基本上掌握了月食的原理。他测出太阳和月亮的角直径是周天的1\/736，即29\"24\"\"，同太阳和月亮的平均角直径31\"59\"\".26和31\"5\"\".2相差不多，可见张衡的测量是相当准确的。

　　张衡认为，早晚和中午的太阳，其大小是一样的；看起来早晚大，中午小，只是一种光学作用。早晚观测者所处的环境比较暗，由暗视明就显得大，中午时天地同明，看天上的太阳就显得小。好比一团火，夜里看就大，白天看就小。张衡的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但不很全面。到了晋代，束皙才作了比较完善的解释。

　　张衡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32年，张衡发明了一种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地动仪也用铜制成，形状像酒樽，内部中间竖着一根粗大的柱子，柱的周围有8根横杆连接外面。外面有8条龙，龙头朝下，按8个方向排列，龙嘴里各衔着一个小铜球，下面蹲着8只张嘴的蟾蜍。如某一方向发生地震，柱子就会倒向哪个方向的横杆，那个方向的龙嘴就吐出铜球，落到蟾蜍嘴里。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方向发生了地震。

　　138年，地动仪准确地预测了发生在陇西的一次地震。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方向的仪器，比欧洲的地震仪要早1700多年。他还发明测定方向的候风仪，制成了当时只是在传说中有过的指南车。

　　在数学方面，他算出了圆周率比10的平方根3.16多一点。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有地形图。在文学艺术方面，他是东汉时期有名的文学家，并且还被人列为当时的六大名画家之一。1956年，郭沫若为他题碑文：“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名人名言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所贵惟贤，所宝惟谷。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

　　华佗：妙手回春的民间神医

　　华佗（145—208年），字元化，东汉沛国谯（今亳州市）人，三国著名医学家。

　　华佗生于东汉末年，从小就能刻苦钻研学问，精通各种经书，尤其喜爱研究医学和养生的方法。后来他去徐州（州治在今山东郯城西南）游学，拜名医做老师，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渊博的医学知识。

　　华佗小时候非常聪明，但性格孤僻，长大后不愿意出仕做官，却特别喜欢治病救人的医术，他收集了很多秘方验方，但效果都不太理想。后来他听说名山之中常有得道的仙人居住，于是就遍游山川，拜师求道。这样访寻了好多年，华佗看到了不少活泼可爱的动物象鹿、鹤、猿等奔跑戏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佗把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卧倒身子、猿的脚尖纵跳、乌的张翅飞翔等动作，联系起来，编成一整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得到舒展的体操。他的弟子吴普和樊阿用这一方法来锻炼身体，增强了体质。吴普到90多岁时，听觉和视觉都很好，牙齿也很坚固；樊阿活到100多岁，身体也很健康。华佗在1700年前创造的这套科学的医疗体育和锻炼身体的方法，是他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

　　用汤药和针灸等方法治不好的内脏病症，便用外科手术来治疗，这是华佗的重大贡献。但这种治疗方法在当时却受到医学界有守旧思想的人的攻击，他们认为用剖割手术会使人的元气大受损伤，经过剖割手术的人，即使不死，也活不长久。这些人的攻击并没有使华佗畏缩不前，他为了替人们解除痛苦，毅然决然地继续钻研并利用外科手术来治病，以事实来回答这种攻击。结果，华佗博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把我国医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华佗最出色的是外科手术。为了施行手术的需要，他总结前人的经验，利用酒能够使人麻醉的性能，发明了“麻沸散”。病人用酒服麻沸散后，便会完全失去知觉，剖腹割背也不会感到痛苦。华佗除用手术来治外科病以外，还常用外科手术来医治内脏的疾病。华佗能把内脏的病变部分割掉，或者加以洗涤。动了手术以后，伤口用丝线缝合，敷上特别配制的药膏，据说四五天后便可以愈合，一个月左右便可以平复。麻沸散的配制方法，早已失传，后人虽有种种推想，但都不可靠。不过，华佗在1700年前已经能用麻醉法来进行外科手术，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他对祖国医学上的一个卓越的贡献。

　　当时统治北方的曹操常常患头风眩，医了好久没有见效，听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替他扎了一针，头便不痛了，因此曹操强要华佗当自己的侍医，供他一个人使唤。华佗不愿意做曹操的侍医，借口妻子有病，告假回家。曹操大怒，就派人将华佗逮捕来，仍旧请代华佗为他治病。华佗给曹操诊断了以后，对曹操说：丞相的病已经很沉重，不是针灸可以见效的了，我想还是先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掉病根。曹操认为华佗有意谋害他，就把华佗关进牢狱里。后来，曹操将华佗杀害了。

　　华佗在被关进牢狱以后，知道曹操不会放过他的，于是抑制住悲愤的心情，逐字逐句地整理他的三卷医学著作——《青囊经》，希望把自己的医术流传下去。这三卷著作整理好以后，华佗把它交给牢头。一次牢头的妻子看到这本书时，以为是没有什么用的旧书，就将它丢进火里，牢头发现时慌忙去抢，然而书已在火中化为灰烬了。华佗没有留下专门著作，这是我国医学的一个重大损失。《中藏经》、《华化方》等医书，虽被人认为是他的著作，实际上却都是后人假托的。华佗的弟子有吴普、李当之、樊阿等人。吴普有《吴普本草》，李当之着有《本草经》，樊阿精于针灸，在医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华佗医病的方法很多，而且简便易行，用药不过几种，给病人针灸，取穴也不过几处，但疗效很高，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神医。他精通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和针灸科等，外科医术尤其高明，因而后世尊称他为外科的祖师。

　　名人名言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

　　张仲景：医中之圣，方中之祖

　　张仲景（150—219年），东汉后期医学家，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后世尊称他为“医圣”，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

　　张仲景的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天赋聪颖，勤奋好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

　　东汉末年，战乱不断，兵祸绵延，疫病流行，黎民百姓饱受战乱疫病之灾，很多人死于非命。张仲景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

　　张仲景学医时“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在他之前，中医看病，都非常重视“辨证施治”，但一直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一套临床方法。“辨证施治”也叫“辨证论治”，它是说，首先要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对病人的生理特点以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然后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张仲景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使“辨证施治”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他对民间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钻研学习，张仲景的医术大大提高，技艺超群。

　　当时频繁的战乱导致瘟疫流行。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的家乡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200余人，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在方剂上，《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另外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