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二十岁以前(7)

　　毛泽东是怎样评论这一段史实的呢？让我们先看看他的原文：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利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来评论，一方面是商鞅，一方面是公众。他把商鞅看成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称他的新政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认为，这样的新政理应得到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拥护，“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而事实竟不是这样，不得不演出悬赏徙木的一幕，才能取信于民。因而毛泽东不能不为人民的素质太低而慨叹了：“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毛泽东把“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归之于人民的愚昧落后，这是他当时受到梁启超思想影响的反映。他曾经以极其浓厚的兴趣阅读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在这个刊物上，梁启超用“中国之新民”这个笔名，长篇连载他的重要系列论文《新民说》，认为要有新民，才能有新政。文章中说：“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毛泽东这篇史论的基本论点，同《新民说》的论点是非常相似的。

　　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还远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更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但是就是从梁启超的思想出发，也不能不认为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相当深刻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就是过去了近百年的今天，依然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

　　可以附带说一句，批阅课卷的教师十分赞赏这篇文章，打了100分，批示“传观”。这篇文章只有600字，眉批和总评却有150字。教师称赞这篇文章：“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并且在评语中这样称赞这个学生：“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大约教师阅过此文，一击三叹，当时并没有想到，他写的这几句，竟是后来应验了的预言。

　　读严译名著

　　毛泽东从来不喜欢学校里的一些死板课程，对校规也很反感。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他觉得，上学校还不如独自看书学习。1912年的下半年，他住在新安巷湘乡试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该馆建于清末，藏书为全省之冠。楼上书库，楼下阅览室，距湘乡试馆很近。每天早晨，毛泽东总是等着开门，第一个进馆，中午吃两块米糕，晚上直到闭馆才回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书，楼上楼下，满架满柜都是书，像童年在池塘中游泳一样，他全身心投入书籍的海洋，常常忘记了饥饿和寒冷，贪婪地读着。墙上挂的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也使他发生极大的兴趣，每天经过，总要停下来细看一阵：原来世界是这样的大！中国自古称为“居四海之内”，大得以世界自居，其实只占地球很小一部分；湖南更小，湘潭找不到地名。由是他更觉得世界上的事、中国的事真是太值得研究了。后来他这样谈到这段难忘的往事：“我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这样的自学生活持续了半年多，读的书既多且广。他回忆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1936年他对斯诺说：“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查明，这个书单中除了卢梭的著作之外，其余各种都是当时出版不久正在风行的严复译本。这里的书名，有些是写得准确的，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有一些则由于当年谈话时记录和翻译的出入，也许还包括本人的误记，而不准确了。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君武的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才出版的。毛泽东对斯诺说，很可能是“一本阐述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学说的书”，就是严复所译，当年风行全国的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即密勒）的著作，当时中国只译出两种，都是严复译的，那就是《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严译本名《穆勒名学》）和《论自由》（严译本名《群己权界论》）。毛泽东对斯诺说的密勒的书，当是指《穆勒名学》，因为日本人把逻辑学译为论理学；而论与伦二字名音形皆近，因而误为“关于伦理学的书”了。斯宾塞的书，当是指他的《社会等研究法》（严译本名《群学肄言》）。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当是指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严译本名《孟德斯鸠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