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湖南第一师范(9)

　　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看重老师的这些见解的。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反映了老师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也反映了自己所接受的康有为的大同学说。他觉得“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于是信中首先谈到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认为必须从大本大源——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从而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方有可为。只有对哲学深下工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有自己真正的主张，才能探得大本大源。这种观点自然还受到《新青年》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等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尽管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时已震动整个知识界，他还是尊孔孔孟为得大本之圣贤，以儒家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以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信中认为，只要普及了哲学，愚人可智；君子以慈悲之心援手小人，就可以“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何谓“圣域”，其条件与境界如何？“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主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所理想的世界，还是本于康有为所解释的儒家大同说。从据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是儒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的历史进化观。

　　关于中西文化互有长短的看法，包括留学问题，毛泽东是完全同意老师的意见的。1917年8月23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留学与否的问题，杨昌济在《劝学篇》中，曾介绍过吴稚晖的见解：“苟无普通科学与外国语言之准备，则不必急急西游，苟求学之志坚，则虽在国内，凡西洋之学问，皆可曲折而求得之。”1920年2月在北京时，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一会员的信中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毛泽东在学校时，常在星期日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这个学社于1915年创办，主持人刘人熙，办有《船山学报》，其中的时论、政论多忧时之作。明亡之后，遗民学者王船山、顾炎武以及颜习斋等，痛心于理学清谈误国，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颜（习斋）李（恕谷）学派讲求的习行哲学，毛泽东也是很倾慕的。曾国藩刊行《船山遗书》之后，研究船山学术在湖南尤成为一时风尚，毛更不例外。1937年他在抗大讲哲学，以认识论为重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问题，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遗书》不全，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1917年以“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文中引用了以中国书为主的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众多事例，如“仲尼取资于御射”、“庄子效法于庖丁”，以为重视实践精神的论证。总计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文等书中，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16人。文中还特别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称赞备至。众所周知，对国学的熟悉运用，在《毛泽东选集》中更有充分的反映。这里可以顺带谈一下这个情况。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通观《毛泽东选集》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文革”时笔者在秦城8年，长期手头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一个粗略统计，这些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30条以上者有《左传》、20至30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

　　由上述各种事实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终其一生同他的老师一样，是极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当年他并不同意《新青年》前期所表现出来的全盘西化的观点，而是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两者如何取长补短；同时强调要研究国情，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思想、改造现实。这种可贵的思想特色，同他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同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同他在延安的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都是一脉相通的；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更是一脉相通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毛泽东早年的情况。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飙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志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1919年7月14日出版），有很多反映。“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遍游各国，未之前闻”。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康电报中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短文中说：“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7月21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予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批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此事在他记忆中印象很深，因此同斯诺谈道：“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孔子的学说，经过荀子、孟子，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的发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颜习斋早指出过这一点。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漫长、曲折艰苦斗争的道路上，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自幼熟读理解的孔孟学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仍旧是结合时势的需要，而随时古为今用的。为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照搬照抄，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毛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特别是1938年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顽症说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了响应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在1939年2月间，毛在陈伯达的一封信和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关于墨子尤其孔子的哲学思想，就总的看法和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而可以了解他对儒墨两家学说熟悉的程度，对孔子的一分为二，以及对哲学上根本问题的关切。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正处在同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的抗战相持阶段，因此总免不了用政治语言来谈哲学问题，用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来比喻古代的事情（这也是他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的长期习惯）。这方面的是非得失，就不是本文要谈的范围了。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开宗明义道：“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按：古希腊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来了”。“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信中谈到“中庸问题”，虽然语言不同：“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给张闻天的两封信都是谈孔子的哲学思想。关于名实问题，从所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说来，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观念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关于中庸问题，“‘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然后信中从《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议论开去，认为朱熹的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不过，“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知仁勇“三达德”，信中说：“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前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