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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峥嵘岁月》 作者:李锐

第25章 湖南第一师范(14)

  他们坐在草地上,看见一艘又一艘的划子载满乘客向对岸划过去,靠岸以后又换上一批乘客划过来。他们已经眼睁睁地看见同一艘船来回三次了。如果老是坐在那里观望,便永世不能过到江那边去。既然已经当了乞丐,是不是可以去乞求船户的通融呢?萧说,船夫一定不会答应的。毛说,我不在乎,我去跟船夫讲。于是他带着坚决的神情,向近旁一艘小船走去,很有礼貌地请求那个摆渡的把他们免费载过去,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钱。

  船夫粗声粗气地回答:“你们没有钱,为什么不从灵官渡去?”

  船夫的拒绝并不很使人意外。商量了一阵,他们看到又一艘划子靠岸,乘客纷纷上岸,于是他们什么话也不说,跟着别的乘客一同上了船。船到江心要收钱了,他们才说出自己没有带钱来。

  萧子升说:“现在我们连一个铜板也没有,过了一个月我们加倍付给你。”

  船夫说:“过一个月,我还认得你们吗?你们没有钱,就留下一把伞吧。”

  毛泽东说:“那不行,伞我们路上还要用呢。再说,过河钱才4个铜板,一把伞值14个铜板哩。”

  船夫以把船划回去相威胁,其他乘客大声抗议起来,催着快点划过去。乘客中一个态度和善的老人提出代他们付钱,他们连忙阻止。于是提出让船夫休息,由他们接着来划,用劳力来补偿船钱,船夫又不答应。

  这场争执正在持续的时候,船夫看见后面的一艘船渐渐驶近江心,如果让它赶到前面去,自己就会失掉正在对岸候船的那些乘客。他不得不停止了这场争吵,而这两个无钱的乘客也终于登上了对岸,朝着宁乡县城走去。这第一道难关一过,两人就信心十足了。

  那时长沙宁乡之间还没有修筑公路,只有石板铺砌崎岖不平的“大路”。三岔路口都有指路小石牌,可是他们从不去看,只是选最宽的路走。夏天的太阳把石板晒得烫脚,他们宁愿在路边的黄土草地上行走。

  两个朋友沿着大路边走边谈,颇不寂寞。渐渐地,他们感到有点为难了,这为难之处就是觉得饿了。自从开始觉得饥饿,就越来越觉得饥饿。他们是要吃一点东西了。路边有一爿小吃店,阴凉之处正有两把空着的椅子,于是他们坐下来休息。开店的女人带着好奇的神情打量这两位什么吃的喝的都不要的客人,看来是猜到了他们的窘境,于是献上两杯茶,并且说明不要钱。他们吃过茶,反而觉得更饿了。

  得马上弄点吃的。到附近农家去乞讨吧,一家人家打发一点点,要连续讨上四五家才能一饱,如果给的是生米(那是对付叫花子的常法),更是毫无用处。最好是找一个大户人家。于是,向开店的打听,附近有读书的人家吗?打听到附近有三户读书人,声望最高的是一位早已告老还乡的刘翰林,于是决定向翰林进攻。两人吟咏联句,凑出了一首献给刘翰林的诗:“翻山涉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诗中赞颂翰林隐居生活的超脱和高雅,第四句的意思一目了然。他们把诗写好,就去拜访刘翰林。

  这位翰林很赏识他们的诗和字,从谈话中也发觉他们很有学问。在问答中,毛泽东说他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回答了老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问到萧子升是曾国藩的同乡,萧于是说道,高曾祖在曾国藩家当过教师。分别的时候,送给他们一个红包,里面竟包着40个铜圆。他们顿时富有起来了,连忙回到那小吃店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饭,每人才花了4个铜板。

  他们在路边小客店住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上路了。他们的好友何胡子——何叔衡是宁乡人,既然已经到了宁乡县,那就上何家去。他们有何家的地址,这一天大约走70公里。刘翰林送的钱还有剩余,足够一天的吃用。这一天走得特别快。月亮出来了,他们在月光下行走。走进山间灌木的丛林,虽然显得幽暗,间或听到一声两声野兽的嗥叫,可是并不觉得害怕,因为有两个人同行。在岔路口也走错过路,只得回过头来再走。走到深夜,终于敲着何胡子家的门。

  何胡子点燃灯,打开门,意外地大笑起来,连忙迎进两个朋友,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会来!”当他听说两位是在做一个试验,看一文不带能够走多远,像叫花子一样走过来时,更是大吃一惊,大笑道:“你们真是两个怪物!”

  何叔衡全家极其热情地欢迎了这两位客人。何家是自给自足的农家,全家大小都参加劳动。父亲通文墨,是个标准的老农人,带着客人去看自己经管的猪栏,养了10只猪,说关键在品种和饲料。宁乡猪是湖南出名的良种猪。栏中有一只才11个月大的猪,肥壮得像一条小牛,有150多公斤重。何老伯骄傲地带领客人参观这一切,这是何家最重要的财富。一年的油、盐、茶、肉等开销,都从它们身上来,要是不养这些猪,生活就很艰难了。菜园里整齐清爽,长满鲜美的菜蔬,园中连一根杂草也没有。田里的水稻也长势喜人,何胡子的弟弟正在田里忙着。叔衡是何家的长子,这时当了中学教员。这是毛泽东很熟悉的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

  何家用最丰盛的酒菜款待他们:杀了鸡,还有鲜鱼和腊肉。吃过饭,谢过主人的招待,他们又要继续自己的行程。由于何老伯的苦留,盛情难却,他们又多住了一天。何老伯又带客人去看山林,大都是松树,家用柴火随砍随用。

  告别了何家,向宁乡城走去,中午,又到了要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大模大样地走进一家大院子,说我们是叫花子,要讨些饭吃。女主人一句话也不说,回转身去,到里面给他们每人拿来一小碗冷饭,因为已经很饿,尽管没有菜,也很快吃完了。要再讨一点,她却不肯给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家。那一位家主说没有现成饭,愿意给一点生米。生米对他们没有用,只好再找一家。这一次遇见了一位慷慨的主人,给了每人一大碗米饭和一些菜,得了一饱。

  宁乡县城里还住了一位同学,他们决定不去拜访,他们不愿再享受何家那种盛情的款待,那还算什么叫花子呢。他们决定到沩山去,那是宁乡有名的风景区。

  在离县城20多里的一个小山坡上,两人在一株大古松下歇脚,谈论起何老伯自耕自得的安适生活,由此议论起农家生活的苦乐来。萧子升在追忆中,写到他的朋友熟知农家疾苦。何家是自耕农,不愁吃穿,还能供子弟读书;如果是佃农,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到头来劳动成果拱手送给地主。至于打长工、打短工的,所愁的是无人雇用,这比佃农还苦。谈着谈着,像佛祖样两人在菩提树下睡着了一阵。醒来又赶路。

  路边住着的一对老夫妇,给了他们米饭和炒菜,吃了个饱。这老头姓王,在县衙门里当过七八年门卫。他告诉这两个来乞食的年轻人,为官的都不廉洁,县太爷满脑子想的是钱,打官司就靠给钱,求情是无用的。他经历过三任县官:头一个是个贪官,一心想的是钱,办案不问有理无理,总是给钱多的一方打赢官司;另外两个县官却是清廉的,可是人们对他们同样抱怨,甚至以为比贪官更坏,说什么连礼都不肯收,还算什么县官。可见人们没有什么是非观念,使人感到,这恐怕也就是社会上好官不多的一个原因吧。

  黄昏时分,他们到了沩山。茂密的树林映衬着千年古刹沩山寺。两个和尚在山门迎接,为了不使对方误会为长途跋涉的香客,他们直言是乞讨而来。和尚回答说:拜佛和乞讨本来就是一回事。这寺里的方丈是不随便接见客人的,当他看到这两个青年人求见的便条,不敢怠慢,就请了进去。在方丈室,这两个客人看到四壁都是图书,除了佛教的经典外,也有《老子》和《庄子》。他们就中国古代经籍兴致勃勃地谈论了近一个小时,方丈非常高兴,邀他们共进晚餐。晚餐后,回到大殿,许多和尚以为这是一流贵客,纷纷请他们在扇子上和卷头上题字留念,几乎忙到半夜。第二天,方丈定要留他们盘桓数日。方丈告诉他们:本寺有和尚约莫百名,但经常有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因此庙里常常住有三四百人之多。那些挂单的和尚,通常住几天便离去了,曾经有过最高的纪录是800僧人。他们从远方来,是来听经和传戒的。这里庙产甚丰,招待这些挂单和尚并无困难。再说,和尚是出家人,所有寺庙都是他的家。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也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僧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100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西方取经的玄奘也是唐朝人。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在一个农家讨得一顿晚餐之后,他们沿着一条不知名的河岸从容前行。夜很静,也很美。午夜明亮的月光把他们的影子印在路上,轮廓分明。四顾茫茫,不见人家,也不知道还得走多远才有旅店。何况刘翰林所赠的40枚铜圆,早已用完,纵使有旅店也不能住宿。于是毛泽东提议:“我们就在这里消磨一夜吧,这沙滩岂不也可以做很舒服的床吗!”他们就这样在沙滩上睡了一夜。萧子升时时醒来,毛泽东则睡得烂熟。在回忆录中,萧用很长篇幅描写了沙滩月夜如诗如画的情景,以及怀疑远处高坡上似蹲踞着一只老虎,因而引起极度恐怖之感。直到天亮之后,萧才发现,那原来是一块大黑石头。早晨起身了,继续沿着河岸走。不久,过了一座石桥,大路就逐渐同河岸分开了。他们一路谈论,不知不觉就进了安化县城。

  这已经是上午10点左右,还不曾吃早饭,饿得很厉害。他们走到一家茶馆门前,犹豫了片刻,就昂然走了进去,在一张靠窗子的方桌边坐了下来,叫来了菜和早餐。吃饱了,怎样付账呢?商量之后,决定留一个人坐在店里等着,一个人去设法弄钱。讨钱很难,一些人是干脆不肯给,费了好些时间,讨了两条街,一共才讨得几十文,付账连一半也不够。于是又商量,终于想出了个办法,用这几十文先去买些纸来,写成对联,当“游学先生”,送字给那些商店的店主。旧社会一些潦倒的读书人,就这样弄几个钱来借以糊口。

  在头一家店铺里,店员对于他们送去的对联大为赞赏,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就给了4个铜圆。这时,店主出来了,问了一下,说:再给4枚。8枚铜圆,就足够付茶馆的账还有余了。也有小气的,拒绝接受对联:“字对我有什么用,拿去送给别人吧。”他们说:“写上了宝号的招牌,怎么能送给别家呢?你纵然不出钱,也请你收下。”店主才不得已拿出了两个铜板。

  多数的店主看到写有自己的店名,都是表示接受的。有一爿茶叶店主读过书,也会写字,在收下对联之后,还请他们到书房里谈话,萧子升当即磨墨挥毫,为店主本人写了一副对联。那店主为读书人常不免穷愁潦倒,慨叹不已,临别,竟送给了20个铜圆。

  同茶叶店老板谈话时,那个老板谈到他有三个儿子,准备让一个读书,另两个学做生意,认为读书谋生是靠不住的。一路上两人于是引起了有关中国家庭制度的辩论。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太重,所以缺乏民族情感。萧子升则认为不可太夸大国家观念,应两者兼顾。毛认为国家应占最优先地位;在未来最理想的国家中,儿童应当脱离父母,而由国家教养。

  据安化地方搜集的可靠资料,他们到安化时,曾到过第一师范学校同学罗驭雄和萧蔚然的家,在罗家吃过饭,给一个秀才送过对联。还查阅过安化县志了解清代农民黄国旭领导的起义,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还在一个贫苦的夏婆婆家谈了很久。又到县劝学所拜访所长夏默庵老先生。夏毕业于两湖书院,为饱学之士,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老先生性格高傲,毛泽东两次求见被拒,第三次登门才接见。于是发生了前节所述考对联的故事。老人以客礼相待,请他们吃饭并住宿。在劝学所还观看了祭孔礼器和铜壶滴漏(古代计时器)。1953年5月,毛泽东还曾向安化地方去信,“与默庵先生在安化会过一次,请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此书后来没有找到。

  离开安化,又向益阳进发。他们到达益阳县城的时候,看见墙上张贴的一张县政府的布告。他们惊异地发现,签署这布告的,是县长张康峰!张康峰,岂不就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化学教员吗?于是他们决定到县衙门去拜访县长。

  问过几次路,问到了县政府。门房拦住了他们,不让进去:滚开,叫花子到衙门里来干什么?他们要求门房通报,他们要见县长。萧子升掏出名片,将毛泽东的名字添在上面,交给了门房。可是门房拒不通报,双方僵持了好些时候。门房还不时口出恶言,威胁恐吓;这边也不示弱,表示不见县长绝不走开。最后,从门房里走出一个老头,以试探的心情接过名片进去了。不久,他快步走了出来,笑容可掬地说,县长有请。那门房听了,目瞪口呆了。

  张康峰看到这两位来访者,也很觉惊讶。当他听完这两位学生的陈述之后说:“这在多数人都是不能理解的。说真的,我看到你们的穿着打扮的时候,我完全能够谅解门房的态度。”

  张康峰让他们两个先去洗了澡,同他们畅谈了很久。在饭桌上,张告诉他们,第一师范的同学有六个在益阳县教育界工作,一个担任县教育局局长,一个中学校长,一个小学校长。他表示,要通知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县政府来,开个欢迎会。两个叫花子又变成了上宾。他们在益阳停留了三天。告别的时候,张康峰坚持要他们带4块钱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并且命门房伴送他们到城门口。那门房想起初见时的情景,一路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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