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思想方向与新民学会(4)

　　关于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辩证法思想，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对待中国旧文化和西方新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当时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方面热烈地追求外国的新思想；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们又极其重视中国的历史遗产，并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文化。这从《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也可得到证实。如文中引用了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丰富事例，特别是引用了许多古人重视实践的故事，如“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来说明作者的观点。其中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语、诗文等近20条；涉及的中国古代人物16人，近代人物3人，外国古今人物6人。他对于中国的旧东西和外国的新东西，是“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是斟酌国情，两无所偏；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完全不同于某些进步知识分子中那种比较普遍的错误观点：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盲目地崇拜，甚至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对中国的民族遗产，则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往往只看到封建性的落后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早期的生产和文化就已达到很高的程度，经过各个时代的剧烈变革和发展，它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新青年》的前期，全盘西化的论调曾占相当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后来论五四运动时指出的这方面的缺点：“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则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西方文化也应采批判继承的态度，不能盲目崇拜，全盘接收。《伦理学原理》上有这样的批语：“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关于这个问题尤其说得明确：“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里的西方思想，显然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可见毛泽东对待西方文化的观点，已超过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最主要之点，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他的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决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是同他追求真理之日同时俱生、与日俱增的。从对待社会、国家、世界，直到家庭、学校、师生关系，一切方面都反映了他的“除旧布新”的思想。他时时刻刻关心国内与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从不畏惧严峻的实践与斗争。虽然前面叙述的还只是他学生时代的一些活动，但从这些活动中，不论是参加辛亥革命当一名新军的列兵，或是在学校中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丑剧，带领同学缴北军的枪械，还是为追求真理而顽强学习，尤其是团结同志成立新民学会这样的战斗团体等等，都可以发现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他这时已表现出一个真正革命家的品质。正像恩格斯对马克思所作的评语：“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斗争就是他的本分。”

　　五四运动以前，进步的思想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是很模糊而且谬误很多的。例如陈独秀在1914年写的文章，称朝鲜、印度亡于日本、英国后，据说“百政俱兴”，比之中国的混乱似乎反而是值得欣羡的：“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直到五四运动前夕，他还承认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对巴黎和会更是存在着许多幻想。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样“明确无疑反帝国主义”的呢？请看这个23岁的青年学生的革命立场何等坚定，对国际政局又分析得何等透辟，对形势的预测又是何等准确。下面是前章引用过的1916年7月25日致萧子升信中论中日关系前途一段的具体内容：“此约（按指‘日俄协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尤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大隈阁（按指当时日本以大隈重信为首相之内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这封信是1916年写的。对照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对待日本的态度，他们之间的差距多么明显！

　　关于必须用革命手段以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政治观念，这个青年学生当时是极其鲜明的。《伦理学原理》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传统足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现在，对待新时代之能力逐渐消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率不免于歼灭。”他在这上面郑重地批道：“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接着他用变化日新的观点，论述了改革的必要性：“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吾尝虑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这段批语从他的哲学思想反映出极其重要的政治观点。像“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以及“时时涤旧，染而新之”，这些话表明了他坚决的、彻底的革命精神。这里没有任何改良主义思想的痕迹，对现存制度不存在任何幻想，首先就说要“改建政体”，即认为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是改造的首要之举。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受到相对主义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中关于“劫”、关于“成住坏空”的发展观等的影响。到底中国的改造怎么办？走一条什么道路？这时的《新青年》并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它除了一般的民主政治口号之外，至于如何实现这些口号则提不出任何具体办法，多数人还倡言不问政治。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发表了许多激愤的议论时政的文章，但对于当时的南北对立、军阀割据、政党倾轧、武人专政的局面，实际上是一筹莫展，只是提出一些枝枝节节的改良主张，如废督、裁军、开国会、定宪法等，甚至提出过由北洋军阀、进步党、国民党“平分政权”，“请外国干涉”之类的荒唐主张。虽然毛泽东这时也还提不出“再造之”的具体办法，但是他极不赞成这些“枝节”的改良办法的。而认为政治、社会制度不根本解决，这些都是“赘疣”。很显然，他那时思想的焦点是在寻找正确的革命理论。1917年长信中鲜明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尽管这还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当然，革命的理想没有现实的基础，不去寻找实现理想的可靠力量，这个理想也只能是空想、幻想。不过，一个极其重视实践、重视行动的革命家，还没有找到一条理想大道的时候，他首先极力去探索这个理想，这个“大本大源”，从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出发去寻找变革现实的革命理论，那么，这种真理的追求是具有无限的现实意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缺乏燃烧着革命热情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青年毛泽东虽然还不可避免地带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探索他的“大本大源”，但是他是完全理解到理论的力量的。既然要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再造之”的革命大道，他怎么不首先急于在这茫茫黑夜之中去找那盏指路明灯呢？他当时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完全符合于20年之后，他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的意义和作用的这一说明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毛泽东从一开始产生革命意识之时起，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他从来把实践、行动看成第一位，而且逐渐从实践中悟出知与行之间的正确关系。这种品质日益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他同当时一般的先进知识分子截然不同之处，就在从学生时代起，总是想方设法多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就十分重视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寻找机会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虔诚地为他们办事，同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利用暑假同萧子升到洞庭湖周围各县“游学”，了解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和民间疾苦的真实情况，这绝非偶然之举、平常之事。他是中国农民的儿子，自幼在农村生长，同农民一起在田间长年劳动过，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历史知识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也帮助他逐渐认识清楚农民是中国历代“造反”之源。在学友会创办夜学之后，他获得同工人接近的机会，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以及罢工的缘由。1916年至1918年间，长沙的手工业工人由于生活费用过高，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如香帮（做迷信品的）、染工、锯工、箩夫（码头工人）、人力车夫，以及湘潭的铁业工人等，都发生过罢工斗争。特别是1917年4月，水口山3000多名矿工为要求发红奖，全体罢工，一个工人被打死的事件，给社会上的影响最大。这类消息在当时长沙的报纸上都有详尽的报道，这种情况当然促使他对许多社会问题深加思考。

　　关于毛泽东当时如何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的这种情况，徐特立在一次回忆中这样说道：“毛泽东同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革命思想弥漫在学校里。他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同国内的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第一次大战甫告结束，我邀他同往法国留学，他便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而拒绝我的邀请。他宁愿多增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

　　根据以上有限资料的探讨，青年毛泽东这时的社会观虽然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还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他不是空怀着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志愿，而是为此寻找一切机会去接触人民群众，接触各种社会实际，从这种接触所得到的理解，自然最为坚实。一旦投入到现实的火热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有了十月革命的榜样，在已经具有的初步的唯物论和比较扎实的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的道理就比较容易水到渠成地变成他思想中牢不可破的东西了。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当时显然受陈独秀的影响更大。如上所述，这个青年学生、《新青年》的读者，却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即对中国过去和现状的了解，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以及积极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勇于实践、重视群众、充满辩证观点的思想方法等方面，在五四运动以前，可以说就已走在陈独秀的前面。而这些方面，也正是当时的李大钊高出于陈独秀的地方。李大钊积极反对袁世凯的卖国称帝；具有比较鲜明的辩证观点；用批判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历史遗产；他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已感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必然行不通；早在1914年，就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宁步朝鲜、印度后尘的悲观论调；在五四前夕他已基本达到了必须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我们知道，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早也比较彻底。青年毛泽东的精神方向同李大钊的如此相似，也正好补充说明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能够那样迅速地、彻底地接受过来，就能够立即将它与中国的革命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

　　五四前后，中外古今各种思潮都出现在中国这个历史大转变时期的舞台上。这个时期的激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时，他们的思想状况无一不是极其复杂的。从毛泽东的具体经历看来，问题不在这种复杂状况，而在他的思想主流、精神方向朝向何处，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还是一个动摇的改良派？关键在于能否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否始终将实践摆在第一位。能够这样做到的，就必定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造自己的同时改造世界。

　　战友们

　　组织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标的战斗团体——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创举，也是他开始革命活动的第一步实践。他回忆道：大概在1915年到1918年间，“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同学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