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五四运动前后(12)

　　在省内外一致声讨的形势之下，张敬尧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一方面加紧高压政策，下令查办何叔衡等教育界驱张代表，“永不叙用”；通令开除各校学生代表54人，诬为“过激党”，命军警通缉；查禁各补习学校，严密搜查，企图使学生无屯留之地。同时收买、动员少数归附于他的教育界败类，劝令各校复课，后来甚至又取消开除学生代表的命令，并且派人到北京贿赂学生代表，散播种种谣言，以离间代表团人员。所有这些手段，无不一一失败。湖南学生代表团通电辟谣，斥责张之无耻；留在长沙的学生再次以“湖南一万三千学生”的名义，发布宣言：“各校代表一日不回湘，学生等即一日不来省。”在张的威胁利诱之下，个别开学的学校，学生最多的也不过二三十人。

　　为了挽回天下传闻的臭恶名声，在驱张代表团开始活动时，长沙即出现所谓“保张团”，为虎作伥。其中首要分子叶德辉、符定一、曾广钧（曾国藩后裔）、廖名缙等，都是由张以巨款收买的封建余孽、著名痞绅和安福议员。叶德辉等数十人居然通电北京政府总统和各省机关，如此厚颜无耻地为张敬尧辩护：“张督仁政迈乎汉唐，武功过于汤武。学生过激，等于土龙；元首英明，不烹走狗。”“保张团”分子在北京还组织“旅京湘事维持会”，通过安福议员，为张敬尧进行各种收买活动。为此，北京、上海的驱张代表团发出通电，痛斥“保张团”；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长篇“长沙通讯”，彻底揭发了“保张团”的种种受贿丑闻；《天问》对“保张团”的始末作了系统的报道。由“湖南公民代表毛泽东”领衔的北京三个驱张代表团，于1920年3月25日向全国发出的“湖南去张代表电讨保张团”的通电中说：“张敬尧罪大恶极，久经湘人控告，积案如山。全国人士，亦复口诛笔伐，同声攻击。弃之惟恐不远，走之惟恐不速。乃有号称旅京湘事维持会者，发布传单，以伪乱真，浮词耸听，声言力戒对人问题云云。不知三年以来，湘民之困苦颠连，九死一生，家无应门之童，野有自缢之女，何一非张敬尧之所赐，张敬尧不去，湘民宁有幸理？今欲救湘，首在驱张。张去而后湘事始有整理可言。”经过毛泽东和驱张代表团的坚决斗争，“保张团”终于原形毕露，土崩瓦解。

　　“保张团”的出现和丢丑，叶德辉等人玩弄的四六体通电，正好说明张敬尧的黔驴技穷，以及湖南地方反动势力无耻到何种程度。

　　1920年初，直皖两系军阀利害冲突日趋剧烈。驻湖南的直系部队急欲北上统一力量，压服皖军。三四月间，驻湘直军的第三师、十一师、二十师、十六旅、直隶各旅、奉军等，由吴佩孚领衔，以全体官兵名义，连续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的搜括政策，加重米、盐捐税，使北军供给也受到损失，“害及军人的种种罪恶”。张敬尧已处在里里外外、四面楚歌之中了。5月下旬，吴佩孚率部由衡阳顺江而下，5月27日过长沙直去武汉，吴由衡退兵时，早同谭延恺、赵恒惕默契，吴兵退一步，湘军进一步。张敬尧侵入湖南后，将嫡系部队扩充到七八万人，军官发财，兵匪不分，养尊处优了几年，腐败不堪，无丝毫战斗力。当时湘军一共只有三千多支枪，被湘南民众称为“叫花军”。在湘军紧随吴后进逼下，“以七八万之众，当乌合之敌”的张军，无心作战，望风而逃。在长沙做了最后一次掳掠搜刮之后，6月11日，张敬尧仓皇逃走，6月26日，张部全部退出湖南省境。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以学联为首的湖南各界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一个发展，是刚刚开始的全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运动的主力是学生和教育界；湖南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还没发动起来。只是在张敬尧军溃退时，湘东、湘中各地的农民群众，曾自发地截断交通，夺取辎重，打击溃军，使之腹背受敌。

　　这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在这次运动中起了核心领导作用，毛泽东成为群众公认的领袖，新民学会的成员是组织骨干，团结了当时可能团结的力量，形成一个广泛的、暂时的驱张联盟。在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驱张口号以及有效的方针和步骤；通过平民通信社、《天问》、《湘潮》等报刊；作了思想的领导，从而动员了全国的舆论，扩大了宣传的声势。由于有了先进的组织和正确的思想领导，斗争方式成功地运用了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和平请愿与罢课罢教；同时充分利用了军阀内部的矛盾；活动的范围从省内到全国，尤其是在北京、上海两地的活动，得到了全国的声援，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军阀的内讧，促使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早日取得胜利。可是旧的军阀虽然走了，新的军阀——打着驱张大旗的谭延恺、赵恒惕却来了。湖南人民的灾难并没有过去。

　　不过，张敬尧的败走，毕竟是一件令人大大兴奋、大快人心的事情。驱张运动本身是一次成功的反军阀运动，民气终于战胜了民贼，有力揭露和打击了封建军阀，大大壮大了湖南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时对全国的民主运动，革命势力，也起了鼓舞作用。

　　第二次到北京

　　由于领导驱张运动，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使他有机会进一步倾向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推动新文化运动大步向前迈进，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在进入这个新阶段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分裂。这个分裂始于1919年7月至12月间“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领导和参加这个运动的成分，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形成并保持着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到6月5日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以后，当时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即为群众的狂风暴雨行动所吓退，向敌人投降，站到反动方面去了。当中国是不是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之后，他们就马上起来反对了。胡适是他们著名的代表。胡适不仅反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和工人的罢工斗争，而且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第一个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在五四前夕，他已经打出实用主义的旗帜。《每周评论》由他主编后，1919年7月，他在刊物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倡枝枝节节的改良，“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而反对“根本解决”。他一面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同时却积极宣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唯心主义，尤其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这期间，他一连发表了七篇介绍实用主义的文章。胡适的浅薄言论立即遭到李大钊的反击。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的关系，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谈主义。他认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且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做工具去打倒资产阶级。在我们这个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社会主义做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他用十月革命胜利的具体事实否定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李大钊对胡适的反击，代表了当时的左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坚定立场。

　　不过，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系统的介绍刚开始，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还没有受到彻底批判，就是少数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是不完全的，他们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同大量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混杂在一起。这种情况，就是李大钊本人也不例外。因此，像他那样具有高度的嗅觉能力，能一下子揭穿胡适的真面目，确是难能可贵的。胡适接编《每周评论》之后，虽然刊物的革命性被破坏了，但他还没有在刊物上正面反对俄国的革命，甚至还表现了对这个新国家的某种兴趣。他所宣传的杜威的实用主义，那些带有经验唯物论色彩的说法，如反对空谈抽象名词，一切学说必须经过实验的证明等，还起过一定的迷惑作用。因此，人们还不能很快完全识破他的真面目，乃至有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当时还将实用主义当做进步的东西加以接受。例如陈独秀，就曾长期以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同实用主义并存的，还幻想劝说胡适接受历史唯物主义。

　　办《湘江评论》的时候，毛泽东常同新民学会的同志讨论各方面的问题，很想对一些问题求得一个正确的答案。这时正值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曾同胡适有过接触，对这位当年的著名人物有过好感，很可能是受了胡适在文中所提的“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这类说法的影响。他觉得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是必要的。因而曾以“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向国内各有关方面发出一份《问题研究会的章程》，其中提出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劳动、国际形势等方面的大小问题140多个，如民众联合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如何实施，劳农干政问题，大派留学生问题，孔子问题，等等。据周世钊说，毛草拟了这份章程，只不过是有此拟议，并没有什么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看来这个研究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只是人们可以从这章程来看毛当年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态度。据章程上载明，这个会于1919年9月1日成立。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刊于8月1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5期。因此，毛草拟这个章程时，可能已经看到，也可能还来不及看到这篇文章。他在章程第1条说：“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这显然是对胡适倡导的“多研究些问题”的响应。章程第二条列举了有待研究的140个大小问题。其中不少问题在胡适文章中也是提到了的。章程第3条特别谈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这似乎近乎李大钊的基本论点“问题和主义分开”；而其实，毛列举的“特须注重研究”之各种主义，是“哲学上之主义、伦理上之主义、教育上之主义、宗教上之主义、文学上之主义、文字上之主义、美术上之主义、政治上之主义、经济上之主义、法律上之主义、科学上之规律”。如此看来，他列举的这些主义，并不是李大钊心目中的布尔什维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也只是问题，不过比那些具体问题范围稍大，抽象程度稍高而已。

　　邓中夏接到这份章程之后，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1919年10月23日出版）刊出章程的全文，并有启事如下：“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份。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据周世钊说，这篇章程可能编入了《湘江评论》第5期。这期刊物未出印刷厂即被当局没收，现已无从确说了。

　　几个月之后的1919年12月，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期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写作时间在几个月前），毛泽东就已进一步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了批判。文中指出，要想使社会进步，决不能企图“改良其旧”，而必立志“创造其新”。自古以来，当旧的生活、旧的思想、旧的制度已不适合新的时代时，只有将它们根本否定，另行创立新的生活、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他认为社会的基础是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造着手。而如此艰巨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主义，云云所能奏效”。

　　如果说，这个“问题研究会”的发起，同胡适的提出有关；那么，到北京进一步倾向马克思主义之后，这种所谓“多研究些问题”的痕迹就完全抹去了。因为从此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当时有关材料中，再也找不到关于这个“研究会”的任何反映了。

　　后来，1921年的元旦，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开会，在讨论中，毛泽东说：“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他认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在研究问题与主义方面，他说：“各种普通或专门学术，当让会友去自由研究。现会中所特要研究者，必为会友所共同注意且觉为现在急需的。主张单研究主义，如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这些意见就更接近于李大钊了，这就是说，要改造中国的黑暗社会，必须有正确的主义作理论指导，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斗争，用彻底革命的手段，才能成功。此处将社会主义与实验主义相提并论，也不足为怪，因为前提是“让会友去自由研究”。

　　从《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我们也了解到毛泽东这时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热烈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如饥似渴地追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他并不赞成枝枝节节、点点滴滴的改良，而具有某种根本解决、彻底改造的观点。因此，胡适的这种“一分一毫一点一滴”的改良主张，必然为他所反对，而坚决赞成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他虽有研究问题的兴趣，他当时对胡适其人还是相当尊重，但是他的革命家的精神，自然不会使他走入实用主义的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