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党的建设(7)

　　对于有影响的中外古今学说特别是互相对立的东西，毛泽东从来不人云亦云，有彻底弄清楚的习惯，总要亲自研究之后，才作出自己的结论。第二次到北京时，除开积极钻研有关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外，其他属于“新思潮”、“新文化”范围之内的东西，如杜威和罗素的著作等，他也是仔细阅读的。1920年6月，他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这样谈到他正在读各家哲学的著作包括杜威的在内：“近来国内到处发了丛书热，不管它动机内容怎样，总于我这种‘知识荒’的人多少有些益处。”张东荪和罗素、杜威以及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到长沙后，他也以热烈求知和严肃批判的态度对待他们。他还与其他几个懂英语的人受湖南《大公报》的委托，在这些人讲演时，以特约记者身份多次担任过记录，及时将讲稿整理出来，供报纸发表。

　　由于已经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及多年来养成的独立批判精神，青年毛泽东立即识破了这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而事实上绝做不到的欺骗性质。关于罗素的理论，这真是“送货上门”的绝好机会，在新民学会部分会员中，他立即组织辩论，从而提高了大家的认识，使得多数人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果说，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刚发生时，他还没有立即就识破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面目；那么，这次“社会主义讨论”的大论战还没有向敌方开火时，他就坚定地站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一方了。关于中国的改造，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用革命的手段，不能用改良的手段，这种鲜明的观点，他当时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曾有反映。《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为我们留下这份极可珍贵的思想资料。

　　蔡和森于1920年初到达法国。他在短短的四五个月时间内，用“猛看猛译”的方法，夜以继日地工作，看了几十种小册子，将各派社会主义，世界大势和俄国革命情况基本弄清楚了，因而得出明确的结论。在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同一时刻，他也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尤其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了较深刻的认识。1920年8月13日，他写给毛泽东的信里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6月，新民学会的会员已有萧子升、罗学瓒、李维汉、张昆弟、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熊光楚、陈绍休、萧子璋（萧三）、熊季光姊妹等14人，先后到了法国。他们分处5个地方，或在学校，或进工厂，都极力钻研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很想见面畅谈一次，商讨会务——中国与世界改造的方法如何进行，以及学术研究计划，互相展开“个性批评”和漫谈世界观等问题。于是在蔡和森的住处（距巴黎不远的蒙达尼）聚合，从7月6日至10日，开了5天会，各抒所怀，讨论热烈，“大话小话，都说遍了”。就“会务进行的方针——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出现革命和改良两派极端相反的意见。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同志，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以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精神（当时称为“国际色彩”或“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另外萧子升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为了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萧子升是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当时在会员中还是一个有影响的人。讨论时，李维汉曾相当赞同他的主张，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是否“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或取法它，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两方面都写了详细的信给毛泽东，请他发表意见。在这次会议后的两三个月内，李维汉阅读了蔡和森以“霸蛮”精神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书籍，又同蔡作了多次长谈后，“通过阅读和谈话，使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和在法诸会友复了一封长信，坚决支持蔡和森的全部意见，关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和俄国的道路的主张，尤其“表示深切的赞同”，根本不同意那种改良主义的方法。他特为结合不久前对罗素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所作的批判，来说明他对中国革命的根本看法，即必须采用俄国革命的彻底方法，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而那种以教育为手段改造社会的主张，不过是为资本家帮忙，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已。他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李维汉）同。”罗素“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教育权之所以落在资本家手中，则因为他们有“议会”、“政府”和法律，又有“军队”与“警察”，还有银行和工厂，他们用这些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来反对无产者的要求。因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毛泽东认为，靠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是绝行不通的。根据历史的发展观察，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绝不可能的事。要人心改变，正于求物之不向下倾，必有更大的力量去抵抗才能办到。他这样尖锐地说道：“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他还特别指出，革命者不但要抱有理想，尤其要看清现实。现在无产阶级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由于已经认识到自己所受痛苦的由来，要求摆脱这种痛苦，因而有革命的要求。这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

　　从这封长信我们了解到，经过了一条多么曲折、崎岖的道路，从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到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从东方维新思想到西方改良主义，从二元论哲学到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披荆斩棘，拨开迷雾，毛泽东这时才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才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正是由于站稳了这一立脚点，他就比过去更为明确地得出这个重要的结论：中国革命必须坚决走俄国开辟的道路；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革命政权，才能使中国社会得到根本改造。

　　彻底驳倒罗素和张东荪一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胜利。从此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大缩小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市场。与此同时，他们也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已经有了俄国革命的胜利榜样，第三国际已经成立。他们是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蔡和森到达法国时，在第三国际领导下，欧美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正进一步分化，各国的共产党先后成立。蔡和森以他的彻底革命精神和敏锐的观察能力，迅速掌握了当时世界的革命大势。1920年8月他写给毛泽东的长信，对这个大势有极其透辟的分析，并且再三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认为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还在“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等于零”。接着，在9月16日另一长信中，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即唯物史观，从思想根源上批判了考茨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按：即唯心主义）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他以马克思所发现的这个“直接简单的理由”：人必须首先吃、穿、住，然后才能从事观念等方面的活动，“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他接着指出，修正主义者和中国的张东荪之流，之所以要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反对唯物史观，就是替资产阶级做代言人，目的在取消革命。“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唯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恩斯丁（坦）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按：即资产阶级）的唯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绝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荪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和威尔逊的14条，是他们叹为观止的地方！”他又特将俄国革命为什么成功和德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原因，从一系列根本问题作了鲜明的对比。指出俄国革命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方法是“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是“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则“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之上”，企图通过“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而得到的结果是“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破产、反革命、压迫工人，闹个不休”。根据俄德革命的对比，蔡和森在信中再三强调最根本的问题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信中还谈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同孟塞维克的分裂原因，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后所采取的政策、路线以及战胜孟塞维克的过程。这封信长达五六千字。

　　毛泽东于1920年底才收到这封信。他完全赞同蔡和森的这些卓越的见解，立即复了一封短信。热情地说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同样强调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的重要，认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信中还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根据。”

　　从新民学会两位领导人的通信中，我们得知在中国较早提出和坚决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并且揭露修正主义本质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蔡和森。他们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就紧紧抓住了它的根本——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且从来没有放松过；他们就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明确归结为世界观的分歧和以何种态度对待政权问题。这就说明，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早的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多年探索的革命真理，经过他自己和新民学会会员们在国内国外多年的认真学习与实践体会，现在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他与蔡和森通信中提出的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改造社会。他决定把这个“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真理变成新民学会会员的共同认识和共同奋斗的目标，为此1921年元旦专门召开了一次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会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集详细记载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1921年元旦，毛泽东约集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8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了新年大会。大会从1月1日起接连开了3天，这是新民学会一次极为重要的聚会。事先由毛泽东、何叔衡等以学会名义发出一张14个讨论问题的通告，请各人事先研究准备，并规定风雨无阻，严守时刻。元旦那天，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十时开会，何叔衡主持，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并表决重点讨论下面三个问题：

　　一、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二、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

　　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在讨论三个问题之前，毛泽东介绍了巴黎会员对于上列问题讨论的结果。在三天会上，每个到会的都以认真的态度，对三个问题，一一表态，各抒己见。对于第一个问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会员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于第三个问题，一部分会员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员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时，开始有人认为：“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毛泽东不以为然，说“第一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在改造意见一致之后，对于改造范围，出现了“改造世界”、“改造东亚”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几种意见。毛泽东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这个问题，第二天继续讨论，然后付诸表决，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的，有毛泽东、陈昌、彭璜等10人，为到会的大多数，占三种主张中的绝大多数。

　　接着，讨论了第二个问题——“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首先由毛泽东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他说：“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一、社会政策；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五、无政府主义。’我照样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