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工人运动(13)

　　白果这个地方是当时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田地大都为赵家及其亲故所有，农民所受剥削和虐待很重。在刘东轩、谢怀德的宣传鼓动和串联下，岳北的农民们就暗地进行活动。经过半年的工作，仿以工会组织的办法，以十家农户为一小组组织起来，举出“十代表”和“百代表”，再产生区的总代表。衡山这时已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1923年9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到会有周围几十里的1万多农民，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7人为委员，刘东轩、谢怀德分别任正副委员会长。据1924年1月3日《中国青年》第12期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所载：“大会当议决下列各案：（一）关于农民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二）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决议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决议案；（四）关于农村妇女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并发表如下宣言：‘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动得汗水如淋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窃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钱没有谷籴；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拖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那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量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

　　农会成立后，派代表四处宣传，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加入农会的很快增到4万人以上。当时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阻禁和平粜。因为粮食掌握在地主手里，他们囤积居奇，除大量外运谋取高利外，对农民则任意抬高谷价，进行盘剥。刚收割时，一元钱可以籴谷三斗；到过年时，只能籴一斗；青黄不接时，只能籴三升米，还要讲尽好话。农民吃够了高价籴谷的苦头。针对这一情况，在农会领导下，便轰轰烈烈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出境的斗争。同时，也开始酝酿减租减息的斗争。

　　有组织的农民运动起来后，以赵恒惕家为首的地主集团恨之入骨，便以“岳北遍地皆匪”为词，用重金千元贿买衡山县署。县署于10月中旬派兵包围农会，上万的农民闻讯赶来援救，军队开枪，打死农民1人，受伤的极多，刘东轩、谢怀德等9个农会负责人也被捕去。这时正逢谭延恺、赵恒惕发生战争，谭军正占领衡山，农工会连夜派人赴衡阳向谭延恺请愿。谭延恺为了笼络人心，达到取代赵恒惕统治湖南的目的，出了几张告示，表示支持农工会，并通知部下释放被捕人员，刘东轩、谢怀德等9人得以出狱。谭、赵战争结束后，谭军退出衡山，11月25日，赵恒惕再调军队一营，将农会的会址以及农会负责人和许多农民的房屋放火焚烧，并且打死4个农民，打伤的更多，农民被捕去70多人。岳北农运受到沉重打击。1926年北伐军打到衡山时，曾特别举行过盛大的追悼岳北殉难农民的大会。

　　1925年春节前夕，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家乡韶山住了五六个月，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他同许多农民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要求，其中有几个在地方上惯打不平、常同地主团保作自发斗争的农民积极分子，他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争取他们很快成为农运真正的带头人。

　　为了更好地开展农运，毛泽东发动贫苦的知识分子庞叔侃、李耿侯等，利用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平民教育的名义，在韶山冲、郭家亭、银田寺等地的小学里，开办农民夜校，用学文化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杨开慧当时就在韶山冲的农民夜校里当过文化教员。

　　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1925年春，韶山开始组织了秘密的农民协会。这一年的5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号召，在韶山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了公开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组织——雪耻会。雪耻会的宣传队演讲队到处演戏，讲演，散发传单，举行群众示威游行。韶山地区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秘密农会和雪耻会建立以后，开始作了一些阻止地主运粮外出、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价以及减轻租额等经济斗争，同地主豪绅时常发生冲突。地主告到省城，要赵恒惕捉拿毛泽东，农民报了信，同时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毛于1925年9月便到广州去了。1926年8月间，“湘潭农民协会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宣言”中还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各地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经过很艰苦的斗争和伟大的牺牲，虽在赵恒惕的铁蹄之下，加以土豪劣绅、团防、地主武装的严重压迫，而农民协会的组织仍然秘密存在，且作了不少的斗争。如韶山、株亭农民因作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平粜阻禁运动，农民领袖被赵政府捕押者凡3次，被团防局捕捉及诬控为匪者盖已屡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且以煽动农民嫌疑几至被捕。”

　　韶山的共产党支部也是毛泽东这次回韶山的时候亲手建立起来的。在开办农民夜校和组织雪耻会的过程中，拥现了钟志申、庞叔侃、毛新枚和李耿侯等一批积极分子。毛经常找他们商量如何开展工作，在实际斗争中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1925年6月，这4个人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在自己卧室的楼上，亲自主持了他们的入党仪式。从此韶山成立了党支部，由毛福轩担任书记。这个支部及其领导的农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像毛福轩那样优秀的农民革命干部。

　　毛福轩，雇农出身，没有读过书。毛泽东曾带他到长沙，在学校中做过校工，他半工半读，进步很快。后来又派他到安源煤矿参加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回到湘潭一带开展农民运动。经过毛泽东的培养和实际斗争锻炼，原来不识字的毛福轩终于变成一个能说能写，颇具才干，且为农民所爱戴的领袖人物。1926年，他担任省委特派员，1927年，担任省委委员，1928年春，党派他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在延安时，毛主席有一次谈起毛福轩同志，他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其他如革命烈士毛新枚、蒋迪空、庞叔侃等，都是毛泽东亲自培养的韶山的农民干部。”

　　毛泽东为农民运动、革命运动大规模培养干部，则是到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1926年春，由他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届规模扩大了，成为全国性的培养农运干部的学校，学生名额比过去增多了，共有327人，包括20个省（区）的学生，其中以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省学生最多，湖南第一位，36人。湖南党组织这时动员大批的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广州去受训，有的进“农民运动讲习所”；更多的进了“政治讲习班”（班主任是李富春），毛泽东是讲习班的理事，并在班上讲“农民问题”。政治讲习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在北伐军中当政治干部。

　　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等课程。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他从人口上、生产地位上、历史上和革命的目的上，说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指出：（一）从人口上看，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没有广大农民参加，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二）从生产地位上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全国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广大农民又是生产的主力军。（三）从历史上看，他举出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的竭力拥护，是不可能成功的；1925年和1926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帮助革命军队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消灭陈炯明反动军阀，都出了很大的力；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几百次农民起义……还有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这些革命斗争，都是在农民没有得到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时，就表现出来那样伟大的力量，如果有共产党对农民正确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四）从革命的目的上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而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度，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总之，假如农民问题得不到解决，则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当讲到《农村教育》时，毛泽东指出：要立体地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残酷压迫剥削，使我国农村自然经济和手工业大量破产，贫困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这是我国遭受贫穷和苦难的根源。特别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雇农，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实行‘耕者有其田’，这就是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要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开展农民运动，就必须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和他们结成知心朋友，才能真正了解到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民的疾苦和革命的要求。取得了农民的充分信任，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领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

　　农讲所的学习时间约四个月，共有20多门功课，除到海丰实习两周外，实际授课13星期，毛泽东的“中国农民问题”共23个小时，为所有功课中授课时间最长的。据当年学生的听课笔记，内容共分五编：第一编，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内有八章：无人注意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时应注意农运；何谓国民革命；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共五章）——从人口上说，从生产上说，从革命力量上说，从战争关系上说，从革命目的上说。第二编，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剥削。第三编，军阀对农民的剥削。第四编，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第五编，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引用材料非常丰富，关于帝国主义的剥削，从“销货”，外洋输入商品有多年统计资料，到“收原料”，到战争“赔款”皆有统计数字。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一编，篇幅最大，讲了许多古代历史，包括农民战争的领袖人物，如黄巢、李自成的起义及其失败。也谈到大小地主的关系及区别。关于“国家”，则引列宁《国家与革命》的观点。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情况也作了概括说明，其中有许多生动的例子。“从战争关系上说”，讲到历史上有名的知识分子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处也没有，及一出山，拥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所以知识阶级没有民众的拥护，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所以我们要到工农中去，组织他们，才有力量，空说革命是没有用的。民国元年河南游民无产阶级首领白朗起乱，袁世凯使张军总长打了年余才平。而袁氏平湖南、广东、四川、江西只有10余天。这是因为四省的都督没有生根，没有基础，是浮飘着的。而白朗则全栽根在地，有农民的拥护。如果全国农民组织起来，不知力量大到怎样了。

　　毛泽东讲课时密切联系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讲“牛王庙、三薯加一米这些为学生熟悉但不能从其中看出道理的农村情况。因此学生听了感到莫大的兴趣，得到莫大的启示。”他也向学生要东西，“这就是各人所住的那个村庄的居民情况，土地情况，生活方式，他们的出身，张三如何富起来的，李四如何变穷的具体事实，那个村里官（公）地有多少，归谁管，归谁种，租金数目……他又经过分析研究作为教材讲给学生听。”

　　鉴于农民运动的有关材料异常缺乏，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运讲习所工作时，主编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其中关于各省农村状况调查这一本，就是第六届300多名学员的劳动成果。各省学员分别开会研究，就各种有关问题讨论出一个结果。经过审查，付印成书。

　　当时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毛泽东组织讲习所的全体学生到海丰参观和实习。“学生于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人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毛泽东讲课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时的学生现在还能回忆起来：他在黑板上画了许多图表，说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具体而形象地从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来说明哪些是革命的朋友、哪些是革命的敌人，以及在革命运动过程中，各个阶级革命的态度又会起怎样的变化。他把阶级压迫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画出来。最下层的塔基是工人、农民，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说，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劳动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头上的这座塔就一定可以推翻。他用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打比方，说“人心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毛泽东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先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上，1926年2月又在广州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刊登。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篇伟大的文献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代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是公开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当时陈独秀曾拒绝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发表这篇论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篇文章成为湖南各地群众干部训练班的讲义，实际上指导着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思想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