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关于汉卿回陕问题，……如为国家整打算，稍明爱人以德之义，则应知汉卿在陕甘变局未定之前，即令国府许可而遽回西北，其自身在责任观念上，亦无以对陕人与国人，无以对军中之袍泽，不独汉卿如此，即中正以数年来力主建设西北为国防重要根据之人，而托付无方，处理未善，以肇此空前之事变，使国家蒙受损失，反躬自省，实亦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国人，更无面目以再论国事。故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日前彼托瑞峰携回之函，即可知其耿耿西望于兄等者为何如？兄等诚以国家为重，即应体汉卿之心为心，克除成见，迅下决断，确实接受中央之处置，使陕甘之事大定，中得稍减神明之咎戾，届时自当续请政府，俾汉卿仍有以自效于国家，前函已详晰言之，愿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汉卿与中之罪戾也。其三、兄等当知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裂之私图，此次西安事变，中央不惜枉法以求全，固为国难当前，凡属国家力量，均应逾格爱惜，然国家之统一，则不能任其有丝毫之毁伤，今日一般国民，均知非统一不足以御侮，而意志之统一，与军事政治之统一，尤为对外必要之条件，为求得意志之统一，即不能有危害国本之主张，与离间煽惑之宣传，为保持军事与政治之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过去二旬间，陕省之宣传与行动，其为分散国力，抑集中国力，固不必多所追述，今日兄等之要求，则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试问如此情形，能达抗敌救国之目的乎？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全国人民方将不惜全力以之为基础，断不能任其有赤化恶化之情势，沦为危害国本之根据地，兄等诚明此意，应勿使其造成复杂特殊之情形，否则兄等以爱国救国为名，而竟不惜危害国家，妨及民族生存，甘与全国为敌，试问将何以自存？自事变迄今，中央爱惜国力，多方委曲之苦心，昭然予天下以共见，兄等同是炎黄胄裔，果有自谋之志与谋国之忠，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确实服从国家之处置，而迅使西北规复统一之常态，则中央只求国防之基础不受影响，统一之政令得以保持，必使兄等及所有部队，均得其所，亦必无负于兄等救国之初志，不然则是兄等必欲以国事为儿戏，不惜自误以误国，此即非中正之所忍言，亦不愿再向兄等有所辞费矣。中正负疚之身，休假山居，本无任何之职责，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如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追念多年患难与共之情，及国家不堪再误之危况，辄不禁质陈所见，而致其最后之忠告，何去何择，惟兄及东北诸将领共察焉。”
这一长信，就是强调中央统一西北，强调先统一而后抗战，并声明决不允许有地方割据之事发生。并且声且言断不许赤化西北，仍是咄咄逼人。
接着，他于1937年2月18日，向五届三中全会报告西安事变始末。
“谨报告者，中正于去年十二月以西北剿匪军事，按照预定计划半月至一月间即可完成。特由洛入陕，亲加督促。不图张学良等突然构乱，致有十二月十二日之事变，在临潼西安同时发难，托兵谏之名，行劫质之实，在陕中央军政长官同被留置，凌乱纪纲，震惊中外。中正推诚过笃，虑患不周，仅携少数警卫，皆因抗拒以殉。彼时遘变仓皇，与外间音问隔绝，唯以舍生殉义之决心，求无愧于革命之天职。且深信我中央必能秉总理遗垂之精神，对于戡弭变乱，巩固国本，定有至当之措置。其后卒因中枢决策攸宜，全国军民同心一德，昭宣正义，使倡乱者慴服悔祸，事变得以弭止，中正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回京，张学良则束身自投，愿领受应得之罪罚。对于事变经过，理宜详陈始末。惟自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中正虽蒙中央优容，未加谴责，而有亏职守至此，实早以待罪之身自居，未敢更以公职之地位，有所报告。只就当时躬历情形，按日追记，辑为小册，藉答同志之垂询，谨以检呈，乞赐鉴察。查当时陕变诸人，曾经发出通电，陈述其所谓国事之主张，颇引起外间注意。中正在事变发生之日，对张学良始终严词斥责，彼遂不得尽所欲言。及事变发生之第三日，始知其有所谓八项主张者，……张学良以此为彼等共同主张，坚请中正允其实行。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述，除指出其行动背谬及此等主张之无意义外，并诰谕以党国自有一定之组织与系统，即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张以回京后向中央提出为请，中正即向之说明纵可提出中央，但余必声明不赞成尔等之主张，此段谈话经过，亦具详于小册，惟此节关系较大，不得不特为提叙，俾到会各同志注意。兹值全会开议，对于西北善后，当必有确当之指示，对于国事亦必有详审之检讨，一切取舍可否，自当取决众议，爰特将张学良向中正陈述八项主张之经过，据实叙述藉供察酌。除中正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一并检送请予鉴核分发到会各同志外，特此报告。”
蒋氏的立场是自己无错，错全在张、杨二人。中央军进驻西北，乃国家统一大计，不能违抗。同时，令李志刚传言给杨虎城，令杨就近和顾祝同洽商一切，不必再到溪口。同时，蒋限以1月24日为限，否则即动用武力。顾祝同对此回忆说：
“蒋公并告李志刚，嘱其转告各将领，如至1月24日（1937年），再无接受中央命令的表示，即认为有意反抗中央，意谓和平即告绝望。”
22日顾祝同进驻潼关，准备作战。但至1月23日，西安方面仍未答复，顾祝同就按既定计划，先令空军轰炸渭南东北军；并于华县对东北军开始炮击。在咸阳，中央军亦采取攻击行动，“藉以压迫张、杨所部将领就范”。
24日，西安方面即派米春霖、何柱国、谢珂到潼关见顾祝同。顾氏回忆说：
“二十四日，米春霖偕骑兵师军长何柱国、……来潼关见我，表示杨虎城等愿接受中央命令，但有几项请求：
（一）在张、杨各部及共军撤退时，由中央与张、杨两部各派十人组织之视察团，分作两组，分派在两方部队前沿，担任监视任务，以免在撤退时，遭中央军攻击；
（二）张、杨各部撤退时，请借给伙食费若干；
（三）张部在西、兰公路上，酌留少数部队；杨部酌留少数部队在西安。以上三项，当经我一一允诺，并准各借给一个月伙食；视察团即由中央与张、杨各派定人员组成。此外，张、杨两部要求发给善后经费，我只允代向中央转陈，不能肯定。”
“米等返陕后，杨虎城于三十一日下令，先将渭河北岸部队撤退，次将渭河以南撤至渭北，第二步再逐渐开往甘肃。二月二日起，张、杨部队开始移动。”
但是，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为首的少壮派，则坚持以释张学良为与南京谈判的先决条件。否则不惜一战，以解救张学良。1月29日的渭南会议上，少壮派占了上风，决定“张副司令不回来，我们就不撤兵。”
1月31日，西安高级将领召开了最高会议，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均出席了会议。会上决定接受和平条件。这与中国共产党政策完全一致。而1937年1月中旬，蒋已开始与中共单独会谈。对此，斯诺有一段说明（转述苗剑秋语）：
“一月中旬，潘汉年（作为密使）由南京抵达西安。我们怀疑他，把他作为一个‘嫌疑犯’逮捕起来，结果，我们从他身上，发现了直接与国共谈判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将原来苏区改编为特区，分发给红军士兵军饷，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等等。”
对此，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均表示高兴，认为此有助于和平解决。而少壮派则大不以为然，他们坚决要求中共方面支持他们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否则就决心应战。于此情况，中共方面表示，如果东北军一致表示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否则决不撤军，则中共方面一定和东北军、西北军站在一起，共同奋斗。但1月31日的西安最高会议，却否决了少壮派的意见，决心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这就使东北军的少壮派的意见无法实现，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于2月2日上午发动兵变。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为首，率领军队按黑名单捕人或处决。黑名单上的人有：王以哲、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李金洲、徐方、蒋斌、谢珂。他们首先闯入王以哲家，将王以哲将军杀害于床上。他们认为主和的核心人物是王以哲和何柱国，所以一定要除掉二人。据何镜华（亲历者）回忆：
“杜维纲、刘佩苇等人，曾到王以哲家进行劝告。杜维纲给王以哲下跪，刘佩苇哭着恳求王军长念及和张副司令的关系，并为了东北军，一定要向蒋介石……哪怕只要求张副司令在撤兵以前能回来给东北军讲一次话，见一次面就回去也都可以。”
但王以哲没有耐心说服，只是说：
“于主席现在已到西安来了，有人主持，究竟怎么办，需在今晚（三十一日）三方面会谈后，才能决定。”
结果三方最高会议否决了少壮派的意见。少壮派便于2月2日晨在孙铭九家中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少壮派人物有三十多名。他们有人提出：
“他们（指王、何二位军长）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应德田即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与会者一齐表示“同意！”并且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样，少壮派们“宣判”了王以哲的“死刑”。
同时，他们还杀害了交通处长蒋斌、参谋处长徐方、六十七军副官长宋学礼三人。
何柱国事先躲到杨虎城新城大楼，未被捕杀。
事件发生，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愤慨已极，立即向西安进军，要严惩孙、应等人。东北军广大官兵，也同样表愤慨。这时，中共方面为避免事态扩大，赶快将孙、应、苗等人，接出西安。刘多荃将一些少壮派扣押，并将高福源处决。
事后，周恩来首先率中共代表团到王家吊唁。毛泽东又电唁王以哲将军。认为王以哲将军的和平行动是正确的，爱国的。
毛泽东的唁电是：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四日。”
同年，毛泽东和史沫特莱谈这件事时，又一次予以论述。他说：
“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和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
孙铭九和应德田也于解放后认识了这一错误。应氏说：
“我们背着周副主席打了二？二的一枪，给西安形势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若不是周副主席力挽狂谰，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将被我们二？二事件所断送。”
少壮派忘了放蒋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中央三方努力下，终于取得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2月8日，宋希濂驻西安西半部；阮肇昌部驻西安东半部。8日12时，顾祝同到达西安。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到车站迎候。顾到西安后，即劝杨虎城出国，令东北军移防苏、皖。
顾立即派何柱国飞溪口见蒋介石和张学良，向蒋报告一切。顾并希望何氏请张学良写一手书，指示东北军按中央指示，办理善后。何柱国偕王卓然、田雨时于2月16日下午（1937年），由杭州抵达溪口，见到张学良和于凤至。晚上同桌吃饭，夜宿溪口招待所。翌晨，张学良一连写了三封信：一致于学忠和东北军将士；一致旅居平津的东北人士；一致万福麟。三封信内容大体相同。
致于学忠的信，内容如下：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贡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此颂近安
弟张学良手启。
二月十七日于溪口雪窦山”
东北军调动如下：
刘多荃一○五师改编为第四十九军，移驻南阳；缪征流五十七军调周口地区；吴克仁六十七军调蚌埠、商邱地区；周福一二九师归还保定五十三军建制；于学忠五十一军与一一○师开驻安徽蒙城。一一○师并入五十一军两个师内；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仍驻咸阳。
于学忠任豫皖绥靖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以后于学忠又调任江苏宿迁一带，任江苏绥靖主任，驻淮阴。至6月份，东北军调编完毕。
西北军十七路军调驻三原，红军开至陕北。原来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被蒋拆散。
蒋氏所以采取和平解决方针，原因有四：一是宋子文对他不妥协；二是国内各军人大多反对再打内战；三是日寇步步紧逼，使他无暇“剿共”。四，是西安方面表示接受中央处置，延安方面表示接受改编，使蒋无所借口。所以，是时势造成了蒋的停止内战，非其人格所致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国民党于1937年2月中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2月20日，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根绝赤祸案》。此前，2月10日，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发了一个电报，电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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