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柳传志：船长(4)

　　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柳传志曾评价自己：“我总体上很好斗，外面太方，不肯吃亏。老早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说道，让我外圆内方。我现在慢慢地比较圆滑一点。”来自2003年迟宇宙采访柳传志录音。

　　柳传志告诉我：“我一路走来基本是荆棘丛生，身上被划得全是血道子，我现在常和很多企业家交流，大概我身上划的血道子算是多的一个。其他人真的没有我那么多精彩，现在这条路，基本是走出来了。”

　　他有眼光，有做大事的魄力，但又善于忍耐，小心谨慎。“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柳传志让我联想到古代在皇权高压下的权臣，对于风险有着天然的敏锐触觉。他们知道如何不触及掌管他们身家性命的皇帝的底线，又知道如何在皇帝容忍的范围内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柳传志说：“当时创业是有红线的，如果你迈出一点就会被抓起来，但你要是不迈的话，你根本活不下去。因此你要很巧妙地压在红线的边上走，想想当年在中关村创业的公司，到今天活着的有几家？”

　　联想集团前高级副总裁兼CFO马雪征和柳传志谈到她当初离开中国科学院的原因，中科院的一些人做关系不做事，根本不是结果导向，做事的人爬也爬不上去。柳传志告诉她：“我也在干部局做过，如果我还在干部局，我可以做一个很成功的局长。你决定在这儿做，你就要看在这个环境里怎么做合适。别既不改变自身适应环境，又改变不了环境，只会发牢骚。最后忍着忍着，忍到60岁，一事无成。”来自2003年迟宇宙采访马雪征录音。

　　红塔集团原董事长、“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与柳传志是同时代的企业家，和柳传志同台领过奖。当时褚时健一手将亏损厉害的红塔集团变成每年向国家上缴利税一两百亿元的纳税大户。而联想2000年前后整个公司营业额才两百亿元。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好股权激励问题，褚时健因贪污入狱。这事对柳传志触动很大：“不做改革的牺牲品，要经得住诱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这不是说我们要股权是错的。我们做联想冒了很多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商业风险。但到了最后，利益完全跟我们没关系，就好像你是一艘大船的船长，到达胜利的彼岸后就跟你没关系了。”柳传志说。

　　联想创办后，柳传志得想办法调动人的积极性，在企业要有当家做主的心态，但怎样才能让大家有主人心态？光靠精神恐怕不成了，当时社会上已经有跳槽的现象了，哪工资高上哪去。

　　他意识到，要靠精神和物质的结合。早期创业时，联想利润按5∶3∶2比例的分成，就是5成做发展基金，3成做奖励基金，2成做福利基金。当初20万元起家时，利润很有限，运营中没有按照这个比例来兑现。柳传志和中科院谈，如果想让大家有主人翁意识，就得拿股份、分红。1993年批下来了，联想员工持有一定股份，但实际上多年也没分红，只是文件摆在那儿。直到200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批准联想股权制改革，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科控股）占65%，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占35%，个人股权才算落实了。

　　“如果改得太早，拐个急弯，做不成就干脆自己捞，像红塔就出事了。柳传志提倡拐大弯，水到渠成就成功了，完全是合法合理的。”张祖祥说，“他有个特点，不看眼前利益，看长远，好多事情都属于拐大弯。你要说柳传志能想出20年以后的事情这是瞎吹，但看五年后或者更远一点的事，他是有这个智慧的。”

　　柳传志说：“我从1984年开始办企业，1988年、1989年就已经站在各种领奖台上，但直到现在仍然还和我站在同一个台上的人，少之又少。曾经的企业界风云人物，如周冠五、褚时健、倪润峰、于淑珉，现在都彻底退出；而淹没在历史浪潮中的企业小人物就更多了，仅中关村就数不胜数。目标坚定、方向清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可以妥协；但总目标本身，一定要坚定。”见《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作者苏小和。

　　2009年9月8日，联想控股与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正式宣布，作为联想控股股权挂牌期产生的唯一一家符合条件的受让方，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成为联想控股的第三大股东，持股29%，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人民币。此次股权转让后，联想控股新的股权结构为：国科控股占36%，仍为联想控股第一大股东，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占35%，泛海控股占29%。从1993年到2009年，联想改制是一段漫长的、惊险的航行，需要小心翼翼地避过暗礁，绕过冰山，不能搁浅于沙滩，不能迷失于磁场，不能被旋涡吞噬，不能被巨浪掀翻，最终安然无恙，达到胜利的彼岸。至此，柳传志在中国企业史上，留下最具有价值的一笔——他是少有的、成功解决了接班人问题的企业家，是少有的、成功解决股权激励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家。

　　对柳传志来讲，这够了吗？

　　产业报国的终极梦想。

　　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兼CEO郭为谈到，他进联想前与柳传志有过一次见面。这次见面谈起了当时的出国热，柳传志说：“很多人出国就是自己刷刷盘子，然后读读书、长长学问，我觉得我们的企业搬到海外去，才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震动了郭为来自2003年迟宇宙采访郭为录音。1989年，在一次员工大会上，柳传志第一次提出民族工业的口号。

　　2010年，在乐Phone的发布会上，柳传志再提民族品牌。IT观察家、五季咨询合伙人洪波对此感到失望：“联想集团好不容易成为一家国际公司了，现在又重新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这有一点你已经成年了，却还要回到妈妈的怀里撒娇的感觉。”

　　“民族”是柳传志这一辈人习惯的话语体系，更是这一辈人割舍不掉的情怀。2009年4月左右，柳传志和周自强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开联想集团董事会。天气乍暖还寒，他俩在酒店外的绿化区域缓缓散步，顺便聊起联想之星这个事。周自强说，大家都说这事难度太大做不成，但他觉得，如果联想将此事做成了，就做到了别人想象不到的事。柳传志告诉周自强：“你光这样想还不够，这事不在于别人说难度如何高，或者是别人怀疑做不成。此事真正的意义是，如果做成了，对整个国家，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巨大贡献的。你只有这样想才能把这事真正走下去，这事大到对国家，往小是对中科院，再往小对公司，都是有巨大意义的。”

　　“他有产业报国的情怀，并且特别明显，这是像他这年龄段的人特有的情怀。”周自强说，“‘文革’耽误了他很多年，柳总每次和我聊天时，都说中国经济比当年好得不得了。他告诉我，每逢节假日他特别爱逛商店，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就特别高兴。柳总说‘文革’时，我连吃肉都吃不上，天天挨饿，什么都没有。今天看到那么好，真的特别高兴’。”

　　1984年，柳传志40岁开始创业。在他的前40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他觉得憋得很厉害，“一直想做事情，要把这点劲使出来，所以后来走这条路很自然”。

　　他小的时候，听父亲说起日本入侵中国，国人怎样受欺压，父亲讲得义愤填膺，柳传志听得义愤填膺。后来，他看了一些历史书籍，觉得是耻辱，“真的觉得太耻辱了！”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诸多政治运动，他大都经历过了。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他所在的军事院校里又有一些高干子女。那些政治运动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你稍微露出来一点就是反革命，那肯定是枪毙的罪。不露出来又会憋死你，只好找要好的几个朋友发牢骚，把门一关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从来不说特亏心的话，但在那时真的非常非常难受，憋得受不了了。终于到了改革开放，有了能做事的感觉，很想试试自己有多大能力，越做越大，不仅自己做好了，还有天生的一种责任感，公司那么多人，我得为他们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