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侠胆忠心谍战成就一代英烈1

　　第三章 侠胆忠心谍战成就一代英烈

　　“把秋山路5号包围起来！别让共谍分子跑了！”

　　1931年4月30日凌晨，天津的国民党特务勾结日租界捕房赶到日租界秋山路一栋四层的大楼，包围了中统特务机关下属的长城通讯社。他们此次搜捕的对象，是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的胡底。然而他们来晚了一步，此时长城通讯社已经人去楼空。国民党特务为什么要抓捕他们的同行胡底？而此时胡底又到哪去了呢？他后来的命运又会如何？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才子跳级 北平入党

　　胡底原名胡百昌，后因从事革命活动，曾用过北风、胡马、裳天、伊于、胡底等诸多化名。1905年3月10日，他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新街松元村一户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胡底的伯父胡继章是个私塾先生，幼年时他随伯父读私塾。15岁时胡底进入舒城城关植民小学读书。由于他学习刻苦，在校期间跳级学习，两年后高小还没毕业的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合肥省立第二中学。

　　青少年时代的胡底不仅兴趣广泛，聪颖活泼，且为人慷慨，豁达大度。他虽生于地主家庭，但对穷苦百姓深表同情。有一佃户因纠纷烧了他家的房屋，父亲胡绪章十分气愤，便写了状子要告佃户。胡底知道后，赶忙从路上拦回了父亲，并劝父亲说：“人家赔不起，不要告了。”他还认为这个世道迟早是要翻过来的，要求父亲将家中的田地送给乡亲们。乡亲们都说，他年纪轻轻，却有一副好心肠。

　　在中学读书的胡底，同样是个尖子生。他再次跳级学习，1923年刚进中学读了两年，便又考入北平的中国大学。

　　中国大学成立于1912年，是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民主革命先驱在北京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旧址位于北京前门西大街。当时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为培养政治经济人才，拨白银八点四五万两，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北京创办了这所大学。它与后来在广州市创办的黄埔军校一文一武，一北一南，共同成为孙中山“振兴中华”抱负的见证。

　　中国大学初名“国民大学”，孙中山出任校董。岂料将要开学时，第一任校长宋教仁先生于1913年3月19日在上海遇难。于是改由校董黄兴出任第二任校长，由彭允彝先生代行校长职务。国民大学设有教务、总务、庶务、会计等机构。学校初设四大部：大学部，下设文、法、商三科；专门部，下设法、商两科；法政别科部；附属中学部。1917年，国民大学改名为中国大学。在中国大学及附中的历史上，一些国民党军界要员都曾任职。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等曾任名誉总董事；孔祥熙、孙科等曾任董事长。

　　胡底为什么选择上这所大学？因为该校当时已名气不小。中国大学及其附中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一直走在前列。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大学的学生率先列队参加，结果多数学生被打被捕，其中一些人被警察关押了半个多月，后经姚撼校长与其他院校的六位校长联名保释得以返校。以李大钊、李达、吴承仕、杨秀峰等为代表的一批“红色教授”在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鲁迅先生也在该校讲过学。学校培养出了以李兆麟、白乙化、董毓华、段君毅、张致祥、任仲夷、徐才、李大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英雄和国家栋梁。

　　“五四”运动爆发后，革命运动在北京蓬勃发展。胡底因此得以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晨报》等进步报刊，从而萌发救国救民的愿望。进入中国大学学习后，胡底接触到了许多新的文化、政治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去。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胡底回到舒城县老家。他写得一手好字，又是当地不多的能到北平上学的大学生，这使家里人觉得很有面子，所以春联都让他来写。胡底家在这一年曾经失火，一场大火烧掉了他家不少财产。看到家中开始衰退的情景，胡底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贴在了他家米行的门面上：上联是“庆政非日，怎无人革命去？”；下联为“商业萧瑟，谁有空过年来？”从这副对联上，一点过年的喜庆味也体会不到，却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已经较为激进，对现实极为不满。

　　过完春节，他匆忙赶回学校。刚到学校没多久，接到家里发来的加急电报。看着电报上的“祖母病危，速归”几个字，胡底心里一阵紧张。祖母对他非常疼爱，他深为老人的病情担忧。尽管车旅劳顿，他还是买了车票往老家赶。当他心急火燎地赶到家中时，才发现家里张灯结彩，依旧充满春节的喜气。再找到祖母，她身体好好的，一点事也没有。

　　祖母说：“打电报让你回来，是要你娶亲完婚。不采取这种骗你的办法，你是肯定不会回来的。”当时胡底未满20岁，他又正在读大学，所以他不想那么早结婚成家。可是祖母作主，亲事都已经定下了。家里人说，在农村这个岁数已经不小了，到了结婚的年纪。祖母想早点抱上曾孙子，一家可以四世同堂，她还要求胡底办完婚事再回学校。

　　新娘子是邻村一位姓张的姑娘，长得还挺端庄，但受到五四新思想影响的胡底就是不同意成亲。胡底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包办婚姻。无奈之下家里将他拘禁起来，目的是逼他与张姑娘结婚。僵持多日后，胡底回校心切，只好被迫应允。但结婚只是进行了一个形式，而后他马上便回学校去了，硬是把新娘子留在家里。

　　当时北平有很多地方的会馆，这些会馆如同各地在北平的同乡会或办事处一样。1924年，胡底经同学吴鹿鸣介绍，和钱壮飞在“安徽会馆”相识。胡底是安徽人，到安徽会馆去是情理之中的事。钱壮飞是浙江湖洲人，他怎么也会常去安徽会馆呢？原来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是安徽桐城人，她经常去安徽会馆，有时钱壮飞陪妻子去。作为安徽的女婿，钱壮飞也就成了半个安徽人。胡底、钱壮飞二人从此来往密切。

　　钱壮飞夫妇当时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胡底经常前来聚谈。随着来往更加密切，他们关系日渐深厚，成为挚友。

　　1925年，经张振华的弟弟、中共党员张暹中介绍，胡底和钱壮飞、张振华夫妇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党的教育下进步很快，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革命日夜奔走，不遗余力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入党后的第二年，胡底从中大毕业。毕业后有一段时间，胡底就长住在钱壮飞家里。他们在北平党组织的领导下，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钱壮飞的家，成了联络地点，也是地下党的活动中心。

　　合办影业 屡遭通缉

　　1926年，胡底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有一天钱壮飞找他商量说：“我们可否创办一家电影公司？”钱壮飞是想利用演员职业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因为有了“电影明星”的头衔，经常和朋友聚会就成了家常便饭，不会引起军警的注意。创办电影公司的另一个目的，是想通过拍摄影片来赚钱，用以解决部分革命经费。当时钱壮飞的主要职业是行医，胡底担心他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这方面的事，还有就是请演员拍片成本较大，这笔开支从何而来？

　　钱壮飞信心十足地说：“困难肯定会有的，但只要我们想想办法，问题总会解决的。我们可以邀一两个朋友合伙，实力就会增强。再说，没有演员也没有关系，你我都可以当演员，还有我的家人也可以当演员。”

　　胡底见他打定了主意，也就表示赞同。他们一起找到了从事电影业的朋友徐光华，希望徐光华加入成立合资公司。徐光华很欣赏钱壮飞、胡底的才华，爽快地同意了。就这样，胡底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力办了“光华电影公司”。公司名称取自徐光华的名字，因为胡底与钱壮飞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不想因太张扬而暴露了真实身份。

　　胡底、钱壮飞等人的光华电影公司，地址选在北京平安里，钱壮飞的家就在附近。那座灰色旧瓦房，有一个红色大门的露天电影摄影棚，里面就是这家新成立的电影公司。

　　光华电影公司成立不久，拍摄了一部叫《燕山隐侠》的电影。在这部电影里，钱壮飞一家和胡底都参加了演出，在影片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此外，参加演出的女演员中还有雍竹君（外国人）、伍丽琳等。胡底从此进入电影业，而且确立了他的武技演员发展道路。

　　在影片中，钱壮飞演故事的男主人公，他的妻子张振华则扮演男主人公的母亲，他们11岁的女儿钱蓁蓁则扮演男主人公的妹妹。有一场戏是钱壮飞所演的男主人公要被父亲赶出门，他的母亲舍不得儿子，只是一个劲地哭；钱壮飞的女儿演主人公的妹妹，她拖住哥哥（钱壮飞）不放，不让他走，同时也要哭出来。可钱壮飞的女儿哭不出来，反而觉得好笑。因为她觉得自己拖的是自己的爸爸，嘴里却叫哥哥，很可笑。这场戏拍了很多次都不行，后来张振华生气地打了女儿，这下她真的哭了，最后这场戏才拍成了。

　　胡底参加拍摄的《燕山隐侠》是我国第一部黑白武侠片，也是我国早期的一部较优秀的故事片。该片摄制完成上映后，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大众的好评，还发行到日本，在国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钱壮飞、胡底一面拍电影、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风云突变，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8日，中共优秀党员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也被反动派发觉，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幸亏党组织及时获得了他们被通缉的情报，通知他们尽快转移。

　　胡底得到党组织报警，马上改名准备撤离。他化名“胡马”（字“北风”），钱壮飞化名“南飞”，他们隐姓埋名准备伺机离开北平。关于他俩的化名，据说是来自“古诗十九道”中的“行行重行行”这首。该诗第三句为“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胡底当时要离开北平南下，钱壮飞是他的战友，也要离开北平，两人互相照应，所以钱壮飞的化名来自“越鸟巢南枝”，就叫“南飞”。

　　通缉令发往全国各地，胡底老家的国民党舒城县党部也接到了对胡底的通缉令。他们为了逮捕胡底，竟不远千里派人到北平来抓他。在北平扑了空之后，他们还不甘心，又使出阴招，软硬兼施地要求胡底的父亲劝儿子回家乡“自首”。在他们的逼迫下，胡底的父亲只得到北平，苦口婆心地劝儿子回心转意，要求他为了保全性命“不干共产党”。胡底非常坚决地跟父亲说：“儿的志向已定，宁可掉头颅，绝不做孬种！”父亲劝他半天，还是毫无效果，气得脸色非常难看，表示要与他断绝来往：“你现在不跟我回家，以后永远不要回家！”

　　父亲走后，胡底不敢怠慢，行动更加小心。与北洋政府军警周旋一段时间后，1927年底他收拾东西与钱壮飞一家离开了北平，南下来到上海。

　　胡底到上海后，他父亲很低快将张氏送到上海，想通过家庭来约束他。可胡底仍然不从，等父亲离开上海回家后，他就与张氏协商离婚。胡底告诉她，自己从事的职业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他不想连累别人。经过他一番劝说，张氏流着泪同意解除婚姻。为了使张氏生活有着落，他把她介绍给了一名职员为妻。尔后，胡底在《申报》上登报，声明与张氏离婚，并给家中寄去一份登在《申报》上的离婚声明。他父亲见后，哭笑不得，也只有认了。

　　经过蒋介石血腥屠杀之后的大上海，此时依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由于上海的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胡底一时间没法与党组织联系上。1928年春，胡底迫于生计，应聘到上海影片公司和昆仑电影公司当演员，同时还在沪江电影院找到一份兼职导演的差事，继续从事电影业。

　　钱壮飞到上海后，在上海公用局找到一份文员的职业，专门负责填写黄包车执照。这份差事虽然事不太多，但收入太少，难以养家糊口。1928年夏天，钱壮飞只得离开上海，北上开封，到冯玉祥的军队中当军医。

　　有了演艺差事，胡底的生活不成问题。他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个革命家。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也一点不逊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时期，武侠电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胡底靠自己的苦练，武功不凡，气力超人。32公斤重的一对石碓，他能上手平举许久而面不改色。继《燕山隐侠》后他又演了三部电影：第一部是《盘丝洞》，他在这部影片中扮演唐僧，影片深受欢迎；第二部是《大侠白毛腿》，这是与女明星胡蝶合演的动作片，此片大获成功；第三部《昆仑大盗》，也是武侠片，为他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胡底在《昆仑大盗》中演的侠盗，与当时美国大名鼎鼎的动作明星范朋克所演的《佐罗的面具》中的佐罗非常相似，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士。这部影片上映后，胡底的人气骤升，被人荣誉为“东方范朋克”。

　　在从事电影业的同时，胡底想方设法找党组织。几经周折之后，他终于与中共沪中区委联系上了。当时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在中共沪中区委会任宣传委员。有一天，李克农忽然在一家电影公司摄影棚内遇到胡底。他们是安徽同乡，在芜湖时就相识，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就这样，胡底与党组织接上了头。

　　再说钱壮飞在冯玉祥的军队里，日子也不好过。他当初冲着冯玉祥是个进步军人去的，同时也想解决一家人的生计问题。可令他失望的是，由于冯玉祥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国民党给他的供给不足。拖欠军饷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家里还是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在这种情况下，钱壮飞离开冯玉祥部再度回到上海。

　　钱壮飞一家回到上海，不久张振华在一家外国人开的医院里当了一名医生。钱壮飞四处找工作，偶然看到一则“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招聘职员的广告。急于找工作养家的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参加应聘，居然被他考了第一名，很快就通知他上班了。

　　钱壮飞上班后才知道，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机关。当钱壮飞了解到这些之后，很想向党组织汇报有关情况，希望得到党的高层领导指示。

　　正当他为找党组织犯愁之时，无意间碰到了胡底。经过胡底的安排，这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钱壮飞和李克农在胡底那个摄影棚里见了面，他就这样找到了党组织。党组织同意钱壮飞进入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工作，趁机打入敌人内部，收集情报。钱壮飞的上司——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是钱壮飞的湖州同乡，他见钱壮飞精明能干就提拔他当了无线电管理局的秘书。

　　谁知1928年底，北洋军阀政府警察当局侦查出了胡底的真实身份，派出警察前往江湾，包围了当时他所在的昆仑电影公司。好在胡底练就了一身功夫，他靠轻功翻墙越屋，从特务的眼皮底下逃走了。

　　打入中统 东北建功

　　胡底逃出来后，隐藏在上海松江地区沿海的农村，与一帮贩卖私盐的底层民众混在一起。他心里很清楚，这里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因为他成为了动作明星，他这张脸太容易被人认出了，呆在松江只能是权宜之计。

　　徐恩曾与国民党要员、CC系统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是表亲，在“二陈”的关照下，徐恩曾在国民党中混得如鱼得水。1929年初，陈立夫兼任国民党建设委员会主任，提拔徐恩曾当浙江建设厅厅长。徐恩曾带着钱壮飞来到了杭州上任，还给了钱壮飞一个建设厅厅长秘书的头衔。

　　隐藏在松江的胡底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躲藏到钱壮飞那里最安全。于是1929年夏天，他秘密来到杭州，住在了钱壮飞家里。在钱壮飞的安排下，胡底曾在浙江建设局工作。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徐恩曾接到上面的任务，要举办一个西湖博览会。他对此一窍不通，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钱壮飞。胡底协助钱壮飞，做了一些博览会的事。这次博览会大获成功，让徐恩曾出尽风头，使他对钱壮飞信任有加。

　　没过多久，国民党成立了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个特务组织由徐恩曾任科长，主要负责对付共产党。为了扩大特务组织，他们对外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名义招兵买马，扩充人员。钱壮飞及时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党组织。他对李克农说：“现在他们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希望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李克农将有关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中央，并且表示自己愿意报考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和钱壮飞、胡底在国民党特务机构里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周恩来同意李克农的建议，指示他们借机打入敌人内部。

　　胡底、李克农都报了名。李克农经过认真准备，以优异成绩连闯几关，于12月间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被任命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不久，经钱壮飞介绍，胡底略加化装，也通过考试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就这样，后来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打进蒋介石的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三人中间，胡底年岁最小，钱壮飞长他9岁，李克农长他6岁。李克农说过“胡底年纪最轻，而文笔才华最高。”三人进入中统后，组织关系转到了中央特科，他们成立了三人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小组长，受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直接领导。

　　1929年12月，陈立夫筹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反共特务机构，责成徐恩曾来办理这件事。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随即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名义，在南京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

　　徐恩曾的中统特务机构，中枢机关是南京的“正元实业社”和长江通讯社。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他们在其他地方还设立一批下属机关。其中包括南京的民智通讯社和天津的长城通讯社，还有设在上海的无线电管理局。

　　遵照特科指示，“龙潭三杰”想方设法在敌特机关占据有利位置。钱壮飞成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自喻；开始李克农只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一般的编辑，后来经过努力他当上了电务股股长；胡底最早在民智通讯社当一般编辑，1930年下半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长城通讯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这年11月，正式建立长城通讯社时，经钱壮飞推荐，胡底担任了长城通讯社的社长。这样，中统特务机关的要害部门，实际上都安插上了中共中央特科人员。

　　长城通讯社建在天津日租界内，当时真是很不容易。因为日租界是日本在华北活动的主要据点，他们对外防范很严。钱壮飞本事很大，他通过关系找到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终搞定了社址。他们租下日租界秋山路5号一栋四层的大楼，胡底在四楼办公，由钱壮飞的内弟、曾经留学日本的张家胧出任翻译兼记者。

　　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在南京、上海、天津组成了“铁三角”，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就这样，钱壮飞掌握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指挥机关，胡底掌握了国民党在天津的最高情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情报机关。他们三人如三把锐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

　　长城通讯社的事务进入正轨后，胡底还应钱壮飞之要求，回南京在中央饭店设立“长江通讯社”。把一切安排就绪后，他将“长江通讯社”交到钱壮飞手里，回到北方的长城通讯社。

　　胡底俊逸潇洒，多才多艺，对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他爱音乐，擅演戏，吹、打、弹、唱样样见长，文笔酣畅遒劲，谈吐诙谐风趣，善交际、乐助人，只要有钱，决不吝啬……这一切，正是他打进敌人心脏并能站稳脚跟取得信任的有利条件。所以，长城通讯社很快在北方立住脚，工作开展得也很顺利。

　　1930年，蒋、阎、冯军阀混战结束后，国民党急于掌握东北军张学良的情报。当时东北军对全国形势举足轻重。东北军是军阀割据时期实力雄厚的一支大部队，蒋介石千方百计想了解与拉拢东北军，但徐恩曾几次派人去收集东北军的情报，都以失败告终。派去东北刺探情报的人，一个个失手被捕，有的还被关东军干掉。情报没搞到还差点被张学良抓住蒋介石的把柄，气得蒋介石大骂中统无能。正因为如此，1930年上半年，陈立夫、徐恩曾为了讨好蒋介石，也是为了给中统争回点面子，再次派钱壮飞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徐恩曾把钱壮飞当“心腹”，他对钱壮飞说：“此事非常重要，事关我们中统的面子，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让老头子（指蒋介石）息怒。”钱壮飞表示“为了党国的利益，我万死不辞！”但他提出，东北之行要计划周密才行，建议由他和胡底一起去完成这项任务。同时，让李克农来一趟南京，商量一下具体的实施步骤。

　　对钱壮飞的这一要求，徐恩曾欣然同意。李克农立即将徐恩曾准备派钱壮飞和胡底去东北搞情报一事，向中央特科作了汇报。中央特科领导研究后，决定借此机会加强我党在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整顿健全组织机构，派陈赓扮作随从与钱壮飞一同前往东北。

　　“龙潭三杰”一起相聚南京，他们开了一个党小组会，商量了去东北的事情。会上，李克农传达了中央特科的指示，告诉钱壮飞和胡底：陈赓想利用这次机会亲自去一趟东北，检查北方几省的地下工作情况。经过商量，他们决定陈赓作为“随行人员”的身份证明由钱壮飞负责办理。

　　深得徐恩曾信任的钱壮飞，很快办好了这一切。就这样，陈赓、钱壮飞、胡底拿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花着国民党提供的经费，干起了一箭双雕的事情：一边调查国民党想了解的东北军情况，一边检查中共中央特科组织在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工作。在沿途的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们带回了许多重要的情报资料。

　　他们回到上海后，胡底请来李克农、钱壮飞连夜加班加点，在旅馆里将当地报纸上的消息和一些军事材料剪剪贴贴，加上一路收集到的东北军真实情况，写成四万多字的东北军的详细报告。在这份汇报材料中，他们不但报告了东北军的详细情况，而且还吹嘘在东北建立了一套特务机构（名为国民党，实为我党服务），可以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的情报。这份有关东北军情况的汇报材料由钱壮飞带回南京，交给了徐恩曾。徐恩曾看到这份数万字的汇报之后，大加赞赏：“了不起，哪来这么多的好材料！”他表示要报告给陈立夫和蒋委员长，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请功。结果，钱壮飞和胡底都受到了嘉奖。

　　突发大难 辗转回“家”

　　随着“铁三角”在中统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越来越受到徐恩曾的器重，成为徐恩曾的“红人”，地位也越来越高。作为中统组织的中层干部，他们业务来往密切。这一切，为他们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提供了方便。

　　当时有些情况，今天看来不可思议。李克农三人特别党小组有时开会，就在中统的办公大楼里进行。据李克农回忆，那时他们在办公室里商量党的事务，有时还拿出党的文件来传达。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过起了党的组织生活。偶尔碰上中统特务，发现他们在看共产党的文件，他们会脸不改色地说：“这是刚搜到的共产党文件，看看吧！”小特务哪敢呢？

　　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龙潭三杰”还有意摆出一点官员的派头，耍点小小的威风。他们三人在中统出人头地后，出入有轿车，穿着很时髦，吃得很讲究。特别是李克农，官架子很大，不吃食堂的饭，还经常训斥家里送饭的“佣人”。其实这一切都是装给中统大大小小的特务们看的，目的是多一点国民党的样子，不要让他们在自己身上找到共产党的气息。

　　1930年12月和1931年4月，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围剿”。这时，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常委和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他凭借秘书长的特殊地位，把蒋介石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重要电文都批转给徐恩曾看。胡底与钱壮飞、李克农从徐的特务机关直接获得了有关反革命围剿的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战略军事情报，及时报告给党中央，对中央苏区红军作战、粉碎敌人“围剿”起了重要作用。

　　百密之中，难免会有一疏，胡底差点出了纰漏。有一次他和钱壮飞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碰巧遇到了一个原来与胡底同一个支部的同志。“龙潭三杰”与陈赓单线联系，那位同志不知胡底是打入敌人心脏的卧底，还以为他已变节成了国民党“腐败官僚”，就冲着他说：“胡先生，你好！现在做大官了，得意吧？还革命吗？”胡底一听这话，很是生气，脸色都变了。他冲上前想去解释，被钱壮飞一把拉住了！这是什么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那位同志已经犯纪律了，胡底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地下工作的纪律更不能违犯。好在胡底被钱壮飞这一拉，一下子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恢复了内心的平静，装着不搭理人的样子，趾高气扬地与钱壮飞一起走了。事后，因为此事他受到了李克农的批评。胡底知错就改，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如果不是出现大事件，“三杰”可能还要在敌营中坚持很久的地下斗争。1931年4月，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因为顾顺章掌在党内担任了重要职务，他熟悉党中央机关情况，掌握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等许多重要机密。他严重地威胁着党中央的安全。此大案一发使中共地下组织面临灭顶之灾，上海的中央机关人员处在极端危险之中。

　　4月25日夜里，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中统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报告顾顺章叛变的电报，均被钱壮飞在调查科“大本营”里截获，他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经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中央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祸。关于这次事件的经过及中共方面紧急处置的情况，前面章节已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重复。

　　事件发生时，胡底还在天津负责长城通讯社的工作。钱壮飞得知顾顺章叛变后，为了战友的安全，他连夜发电报给李克农。李克农在第一时间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第二天一早，还不放心的钱壮飞又给胡底发了一封加急电报“潮病重速返”。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指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

　　胡底接到第一封电报，知道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地处理完手头的事。开始他并不知是顾顺章叛变了，心想打入敌特机关不容易，能不走就不走。可接着又收到第二封电报，既然李克农、钱壮飞都要转移，谁都知道他们三人关系不一般，他知道非走不可了，于是赶紧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胡底离开天津以后，4月30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勾结日租界捕房赶到长城通讯社搜捕。当时李克农和从南京潜入上海的钱壮飞也都早已在上海闸北地区隐蔽起来，胡底也不见了踪影，国民党特务气得直跺脚。

　　在张家胧夫妇的资助下，胡底平安到达上海。他归中央特科领导，只有和组织接上头，才知道下一步自己该怎么办。可是到上海后，李克农、钱壮飞他们都隐蔽起来了，他只好去找其他同志。本来这是违规的，但特殊情况下，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归特科领导之前，他是归中共闸北支部领导的，他找到了中共闸北支部的负责人。在这位负责人的安排下，胡底以作家的身份被安排到一位白俄罗斯人家里。那位负责人交待他，耐心等待，不要随便找组织。这样，他在这位白俄罗斯人家里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鉴于“龙潭三杰”的身份已经全部暴露，1931年5月周恩来重新部署中央特科工作时，决定让他们全部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8月，胡底经过一番乔装打扮，与钱壮飞一起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胡底想方设法通过了上海特务和军警的严密搜查，乘船从海上先到香港，再从香港潜入广东潮汕地区。一路上，党组织都作了周密安排，所以行进途中比较顺利。在潮汕稍作停留后，他沿韩江溯江而上，冲破国民党在广东大埔设下的封锁线，顺利进入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