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红色密电专家潜伏谍报战线2

　　心向延安 继续潜伏

　　经过周密安排后，杨述、杨肆、王维钧三人一同过江，在汉阳江边的一家茶馆里，他们秘密与时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的李克农见了面。

　　杨述将杨肆和王维钧介绍给李克农，李克农与他们握手表示欢迎。寒暄后，杨肆交给李克农两本日本密码组织的情报和秘密抄录下来的几份侵华日军兵力部署调动及日本政府最新动态等重要情报。王维钧则将密码所侦察电台呈送给温毓庆的一本最新侦察情况总结报告交给李克农。这本报告内绘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讯联络网以及在华日军前线军用电台相互联络通讯的联络网，并有电台呼号、波长和通报时间及文字说明。

　　李克农很兴奋，他说“这些对我们是很有用的，我们也要研究日本密电，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除了对他们予以勉励，李克农还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因为武汉当时到处都有戴笠的军统特务和线人。

　　这次特殊的会面是杨肆和王维钧正式和中共方面建立秘密联系的开端。以后杨肆他们又曾数次向李克农递送有关情报。

　　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一个月，杨肆所在的密码所准备迁至广西桂林。王维钧因奉命在卫戍总司令罗卓英的情报处协助电讯工作，在武汉沦陷前一星期才离开汉口。此时，电政司的一小部分人马迁到湘南重镇衡阳，王维钧也就到了衡阳。在衡阳时，杨肆与上司温毓庆发生激烈争吵。当日晚杨肆约王维钧到湘江边一家酒楼喝酒，他向王维钧说出了自己想脱离电政司密码所投奔延安，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专长的想法。王维钧要他再等等，等和中共方面恢复了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再决定去向为妥，杨肆考虑再三，最后同意了。

　　其实，想投奔延安的谍报人员岂止杨肆、王维钧，同为密电专家的李直峰也有此想法，他还付诸了行动。

　　1938年11月军委会又成立了密电研究组，李直峰的具体职务是“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副组长。池步洲也调入“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继续从事密电的研究工作。不久他离开了研究组，到中央广播电台工作。

　　尽管国民党出于战争的需要，为李直峰他们提供了不少方便，但客观条件所限，困难还是不少。这个在大撤退时期成立的“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天天辗转迁徙，还要遭受空袭，再加上懂日文的不多，侦破工作久无进展，而军委会则天天催着要日方情报，一帮人员倾其全力，亦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李直峰一度产生了离开这个机构的想法。他想“到延安去，直接为党工作”。

　　为了尽快找到日军密码、变换密码的规律，李直峰同样需要中共方面向他提供延安截获的日军情报。凭着他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中共中央同意了他去延安的请求。深思熟虑以后，他以寻找破译资源为名，向上司毛庆祥建议：“派人到各大战区去搜集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密电码本，将会有助于日本密电的破译，至少也会有参考价值。”他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

　　1939年夏，李直峰被任命为军委会少将参议，另一个同行的李裕为军委会上校参议，他们拿着蒋介石的命令，到各战区去直接找司令长官要缴获的日军密电码。怀揣着蒋介石的手令，在各大战区转了一圈后，他们到了西安。然后按照李直峰的意见，他们兵分两路：李裕留在西安，李直峰直奔延安。李裕担心到红色中心延安去会有说不清楚的嫌疑，见李直峰愿意一个人去八路军总部，正求之不得。李直峰便悄悄带上妻儿，来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

　　到延安后，李直峰立即找到他的直接领导曾希圣，请求转呈周恩来副主席批准，让他留在延安公开为党工作。正当党中央准备批准他的请求时，毛庆祥打电话到处找他，鉴于他的身份没有暴露，中央令他先回重庆待命。

　　为了解除毛庆祥的怀疑，由周恩来亲自批准，中共方面将八路军缴获的3种日军密电码本交给重庆的军委会。交到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的三种日本陆军日文双重密电码本子是：（1）以5678为指标的四位数字密码加减四位乱数本，计一百十一页；（2）四位数字密码加减四位乱数本；（3）以111为指标的三位数字密码加减四位乱数本，共计13页。

　　考虑到安全问题，密码本另由曾希圣派专人护送。不让李直峰亲自带回去，这也是为了掩护李直峰的共产党员身份。得到了这些机密资料的军委会密电研究组负责人，还曾要求蒋介石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颁奖。

　　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与中统之间，也存在不小的矛盾。李直峰系中统方面的人，他到延安去了一趟，尽管中共方面有意对他进行了掩护，但李直峰这次延安之行还是引起军统特务的怀疑，因为他是甩开李裕独自去的延安。只是军统方面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一时也奈何他不得。

　　曾希圣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的这三种密电码本子，军委会当然是交到密电研究组去研究的。既然有了这样现成的资料，难免人人垂涎，谁都想横插一杠子，拣点儿便宜，争点儿功劳。于是军统局的魏大铭第一个下手，向密电研究组要日本密电码。

　　这个魏大铭是上海人，1907年出生，也是个密电专家。魏大铭早年毕业于通讯部的通讯技术训练所，李一范掌握了全国商业电台时，在他手下工作的魏大铭就成了国际和商业电台所有报务员的“报务员领班”。论搞电讯工作，魏大铭的确是一把好手。抗战前，他是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任报务员，当时有人称，偌大中国的国际电台中，仅仅有三个半人能与欧美先进国家的最佳报务人员媲美，魏便是三个人中的一个。1932年1月，李一范将魏大铭推荐给胡宗南。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帮胡宗南的第一师建立起了一个拥有5座电台的通讯网，胡宗南对他十分满意。后来胡宗南部调往甘肃，魏大铭不愿意去西北，胡宗南于是就做个顺水人情将他推荐给了戴笠。

　　魏大铭后来的情况又如何呢？1933年3月魏大铭到戴笠的特务处报到，从此成为军统中的一员干将。他受权领导戴笠的特务通讯处，包括人事培训和密码分析。魏大铭的密码分析人员在“福建事件”中破译了第十九路军的密码，从而向蒋介石提供了镇压福建事变中的十九路军的重要依据。魏大铭还“虎口夺食”将戴笠的情妇搞到手，结婚时戴老板还送来厚礼。由此可见，魏大铭确实是个不简单的人物。

　　现在魏大铭以军统的身份，客客气气地以“恳请”的口气、“合作”的借口、“批准”的方式来要密码，能不给他吗？就这样，魏大铭正大光明地抄走了一份。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的温毓庆一看也眼红了，但他没有军统局这样大的来头、这样硬的后台，就使用其他伎俩，用重金收买，也秘密地抄走了一份。

　　这一来，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统局密电组、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三家各显神通，背靠背地展开了一场“破译竞赛”。但三个单位的密电破译竞赛，谁也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对此颇感失望。

　　打入军统 三方合并

　　1939年，中国的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这年下半年杨肆他们的电政司密码所几经辗转，从昆明迁至陪都重庆，与军统局做了邻居。这期间，他们侦收到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太平洋上各舰只间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初步破解了密码结构，从中获悉舰艇的位置及调动情况。不久，又掌握了日本空军的密码。特别是汪精卫叛国前后，温毓庆从日本密电中得到了他与日本秘密往来及派陈公博、曾仲鸣、周佛海、褚民谊与日方接触的情况，上报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因此下不了台，就想组成一个直属于军委会的新机构，取代“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更想吞掉人才济济、卓有成绩的密码所，对温毓庆软硬兼施，但温毓庆就是不赞同将军统电讯处、中统电讯处及密码所三方“合并”。这令戴笠无奈却又心有不甘，于是他又提出要求，要温毓庆派出两名熟练的密码研究人员到军统做技术指导。温毓庆经过考虑之后，便将杨肆派往军统局。起初，杨肆根本不愿去。中共党组织知道这事后，特派他堂弟杨述登门拜访，反复做其思想工作，劝其打入军统。

　　可是，对特务组织非常反感的杨肆仍想不通，还是不想去。杨肆对堂弟说：“三年前戴笠就拉我过去，要去我早就去了。那时我不愿去特务机关做事，现在还是那个态度！”杨述见自己做不通堂兄的工作，只好将此事向组织上汇报。

　　李克农听取杨述的汇报后，特地在重庆上清寺一茶楼秘密召见了杨肆。李克农耐心地开导杨：“一个人在哪里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干了什么。你到特务机构去，可以帮我们掌握许多有用的情报，这样可以为抗战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一般的人所无法达到的。”杨肆被李克农的一番话说得心服口服，终于同意打入军统，并接受了秘密任务。

　　自此后，杨肆去郊区磁器口军统局本部上班。为避免暴露身份，杨肆和同样搞情报工作的表弟王维钧中断了联系。在军统局，他主要还是从事日本军事、外交密电破译研究工作，他还带了夏隆坚等几个助手。每隔一个星期，杨肆便将破译的日本密电交给我地下党一份，接头地点绝对保密，且作不定期变更，以防被军统特务觉察。

　　1940年4月，蒋介石正式下令：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军政部研译室五个机构，合并组成“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简称“军技室”），温毓庆任中将主任，毛庆祥任少将副主任兼主任秘书，魏大铭任少将副主任。温毓庆走上层路线，迫使蒋介石收回了任命毛庆祥兼任主任秘书的成命，改由温毓庆的亲信王维钧任主任秘书。这样一来，温毓庆就掌握了军技室的实权了。合并以后的军技室，办公地址选在重庆南岸黄桷垭的刘家花园内。新成立的军技室总人数将近500人，是原军政部研译室的整整10倍。

　　机构合并后，密电战线的精英聚首了。军技室下设六个组，杨肆原是密电检译所的研究部主任，被任命为第三组少将组长。李直峰因为去了一趟延安，被认为有“通共”嫌疑，因此，这次合并没有得到重用，只让他在第六组当第一科科长，专门从事中文密电的破译。池步洲单枪匹马破译了日本外务省密电码，也被调到军技室，但国民党内部妒贤嫉能，他及他的助手没有被重用，池步洲被分在第一组当普通科员只被任命为“荐任技正”，地位还在科长以下，只不过薪金从380元加到400元而已。

　　1940年夏，杨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周怡的单线领导。事隔不久，王维钧也加入了共产党。

　　王维钧担任军技室主任秘书以后，他的表弟杨述约他到上清寺一个茶馆中会面。杨述要求把破译出来的日本密电送给地下党一份，王维钧表示同意，但要求做好保密工作。杨述说：“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由你亲手抄录一份亲自送出来。”王维钧表示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每天破译的密电多达上百份，王维钧身为主任秘书，同时还兼着交通部电政司的一份儿工作，事情很多，根本没有时间抄写。那该怎么办呢？

　　王维钧想了一下说：“有办法了！”原来当时所破译的密电，都是由缮写员复写三份，一份加火漆封固后每日由专人送到军委会机要室毛庆祥处转蒋介石；一份研译组存档；一份用火漆封固后交王维钧转交温毓庆，温看后退还王维钧归档。这归档的一份，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没有人查问，也就永远留在王维钧处不动了。王维钧想“就从这里打主意！”他向杨述建议，把从温毓庆处退回来的这份“归档文件”交专人送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由办事处的人连夜抄录，第二天再拿回来交换新的情报。杨述认为这样做可行，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此举一直没被敌人发现。

　　大合并之前，温毓庆虽然早就知道池步洲的名字，也知道他在破译日军密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大合并之后，池步洲抱着为抗日多出力的想法，把自己破译的日军密电码上交。

　　池步洲的上司温毓庆对他的这一无私奉献的做法非常赞赏，特地在他的办公室，约见了池步洲一次。他称赞大合并中池步洲上交的关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密码本的编排方法：“你们有科学头脑，编排得简单合理，检索、翻译都很方便，比我们的强多了。”

　　接着温毓庆又问关于破译日本外交密电的事，池步洲将此事的前后经过详细地作了汇报。

　　池步洲告诉温毓庆，他通过统计发现收到的日军密电，基本是英文字母、数字、日文的混合体，字符与字符紧密连接，多为（MY、HL、GI……）。池步洲作了进一步的统计，发现这样的英文双字组正好有十组，极可能代表着0-9的10个数字。根据这一发现，池步洲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他将这十组假设的数字代码使用频率最高的MY定为“1”，把频率最低的GI定为“9”。另外，日军密电中的数字，很可能表示的是当时交战军队中的部队番号和兵员数目等数字。于是池步洲到部队进行核对，由此他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突破口。除此之外，他并结合密码中的许多隐语，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由此顺藤摸瓜，他最终破译出一份份日本军部大本营发出的密电。

　　接连破译 抗战建功

　　由于特务内部为了争权钩心斗角，军统魏大铭四处放出谣言，说温毓庆将密电检译所破译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以高价卖给了英国的特务，军统局正报请蒋介石批准，要将温毓庆逮捕法办。此举实际上是想给温毓庆罗织罪名，赶他下台。温毓庆不知为何，借口到香港治病，然后转道去了美国，再也没回来。他走了以后，1940年6月魏大铭奉蒋介石的命令，代理军技室主任。军技室的大权，于是落到了军统特务的手中。

　　在魏大铭的眼中，认为李直峰不是共党分子，就是亲共分子。但是一时间他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无法将其逮捕，只好采取“调离”的手段，把他调到军令部西安译电人员训练班任上校主任教官兼军技室第十工作队队长。这个译电人员训练班，是专门培养特工用以破译共产党和非蒋系部队的密电的，由军统局掌握控制。这样，第一可以把李直峰置于军统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一旦抓住证据，立刻逮捕法办；第二是即便抓不到证据，至少掐断了他和共党的联系，避免情报送出。

　　对于池步洲等人，魏大铭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孤立政策。因为他知道池步洲等人具有融研究、研译、翻译于一炉的本事，能力都比别人强，而且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想整他不是那么容易；此外他知道池步洲曾经在中调科工作过，以为池步洲必定是中统分子。再说，池步洲书生气较重，似乎对权利的欲望并不重，不构成对他的威胁。当时国民党的两大特务机关中统与军统互相对立，形同水火，因此他后退一步，变各不相容为各不相扰，已经算是相当客气的了。

　　魏大铭窃据了军技室的大权，就把军统局的特务作风带了进来，不但办事横行霸道，还命令全室人员交二寸半身照片三张，想把所有的人员都纳入军统组织，把军技室变成军统局的一个下属单位。霍某、池步洲等人认为这是对他们不信任，要控制他们怕他们逃离，于是他们拒不交照片。后来他们又查出了魏大铭安插在军技室的特务。在这期间，第一组研译室发动了一次短暂的罢工：每天收到的密电，虽然照译不误，但却不给蒋介石送去。蒋介石一连好几天看不见日方动态的情报，就把毛庆祥找去问是什么原因。毛庆祥借此机会向蒋介石详细说明戴笠和魏大铭在军技室的所作所为，要求蒋介石把军统局人员从军技室完全撤出。

　　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也很生气。于是老蒋在1940年12月明令魏大铭等大小特务统统回到军统局，任命毛庆祥以少将副主任代理主任，并宣布以后军技室一切事务军统局不得过问。

　　毛庆祥就任代主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撤销李直峰西安军技室第十工作队队长和第十支台台长的职务，调回重庆，任命为军技室技术研究员、第六组副组长。池步洲等五个从军政部合并过来的人，以前被温毓庆派排挤。毛庆祥找池步洲谈话，要池步洲以国事为重，带领原军政部的人马成立一个“专员室”。他任命池步洲为主任专员，其余四人为专员，以后第四组收到了密电，就送到专员室来交池步洲等人破译。

　　毛庆祥“主政”之后，为了笼络人心，也是为了精诚团结，齐心协力于破译工作，除了每周一次的各组联席会议，召集各组组长、科长、专员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放出一把火：1941年初，他遴选室内对密电破译有突出贡献者十人晋见蒋介石。这十个人，是一二三组正副组长加上三个研究人员和池步洲。

　　1941年1月，曾希圣调任新四军七师政委，来到重庆密约李直峰于复兴关见面，传达我党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方针，即“长期隐蔽，等待时机”。并批示李，除了继续为党提供情报外，还必须完成三项任务：一、利用老关系争取原助手、现留任中统局的武子明为党做情报工作；二、将所在军技室所有人员的姓名、职务、籍贯列成清单抄报一份；三是设法利用获得的情报挑起中统、军统之间的争斗，以削弱两个特务集团的反共力量。此后李直峰为完成这些任务而竭尽全力。他曾数次将获取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叶剑英等，为此，党中央特别来电嘉奖，令李直峰感动不已。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通过破译截获的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密电内容为：（1）立即烧毁一切机密文件；（2）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3）帝国政府决定采取断然行动。译出这三条内容后，池步洲根据当时情况判断，这是“东风，雨”（即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此前译出日本搜集到有关美国檀香山海军基地的情报，池步洲作了两点估计：一、开战时间在星期天；二、地点在檀香山珍珠港海军基地。

　　日本要进攻美国的珍珠港！池步洲立即将情况向上汇报。当这个消息呈递给蒋介石以后，蒋十分震惊，立刻向美国方面通报。但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的高涨，罗斯福并未重视中国传来的情报。4天后即11月7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海军遭受重创。美国不得不向日本宣战！

　　1942年10月，池步洲破译了一份截获的日本密电，得知日本空军将从缅甸基地起飞，轰炸印度加尔各答，中方当即通知英国驻印度空军总部，英国空军在中途截击，将起飞的日军战机予以全歼。

　　密电破译工作在抗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军在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向东南亚进军，攻占英、法在东南亚的属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及其随从分乘两架专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出巡太平洋战争前线，鼓舞日军士气。在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带着他的幕僚们登上飞机之前，已经获悉美国空军从未在此线轰炸过，日方的密码本就在当月修订过，美军不可能在半个月时间就破译往来电文。他们相信，此行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

　　当时，池步洲得到两份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的电报。一份用日本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池步洲破译的密电码，通常以LA开头，习惯上称之为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本人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池步洲迅速将破译到的情报，向蒋介石汇报，蒋立即向美军通报。美军迅速派出16架战斗机前去袭击，全歼敌机。作战的第二天，美国搜索队在原始森林里找到坠机残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军刀，横倒在残骸旁边。击毙山本五十六，密电破译再立新功。

　　据池步洲逝世前回忆，1943年南京伪府主席汪精卫的旧病复发，8年前被刺时留在背后的弹片折磨得他不得不到日本就医。在他医毕回国之前，与在广州妻子陈璧君通密电，汪精卫说要回国。陈璧君说不要让外界知道，要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静候陈赴上海后细作商议。这两份密电被军技室截获破译后，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让戴笠去处理。戴笠派军统特务买通了虹桥医院的女护士。于是汪精卫每天吃进的药中，都有一点点无色无味的添加物，这种慢性毒药，半年后不声不响地要了汪精卫的命。1943年10月，汪精卫死了。到了11月，敌人发讣告谎称其死在日本。池步洲披露的“谋杀汪精卫”如果是真的，则又立下大功一件。

　　在那几年里，杨肆也成功地破译了日本太平洋海军舰队的十二种密电码及日本关东军的十七种密电码，又掌握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特种兵、陆军乃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十一军、十三军等若干种频加变换的密电码。这些重要的抗战情报，他都设法为中共方面复制一份，及时提供，可谓功不可没。鉴于他作出的巨大贡献，1943年杨肆由中校衔特研员，被破格提升为特种技术研究室少将衔主任。

　　制造内讧 揭秘日谍

　　打入敌人密电机构的中共地下人员，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为党和全民抗战而工作。李直峰为了完成曾希圣交给他的任务，想了很多办法。他曾想方设法，挑起过中统与军统的一场争斗，制造敌人的内讧。

　　事情还得从抗战初期说起。早在1937年上海沦陷前，国民党中央银行就将10元券的法币印钞版送往被认为十分安全的香港保存。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又将其运回上海，并大量仿制、倾销，以达到破坏重庆政府金融之目的。其头目渊上等人找到以大老板做掩护的中统在上海的联系人程士范，提出以1比40的优惠价格帮助销售。程士范见有利可图，便一下子购买了200万元赝品法币，没想到这些赝币在上海不能流通，便电示中统局本部：“是否可以密运到大后方，用以收购桐油、医疗等用品，如此往返，当可收一本万利之功效。”

　　徐恩曾也是贪婪之辈，他既贪财又特别好色。他包养女人和花天酒地玩妓女，都需要钱财。接到程士范电报后，他回电表示可以运回，并明确了路线、时间等，还要求严守秘密，运回后亲交他的手中。结果这一绝密情报，在空中传播时被李直峰侦得。

　　李直峰认为：如果将这一情报泄密给军统，必引起中、军两统的恶斗，正是自己完成任务的绝好机会。想到这里，便联合与徐恩曾有隔阂的同乡、时已调任中统局秘书的郭紫峻，秘密来到国府路黄家垭、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的家。魏大铭一度兼任军技室代主任，是李直峰的顶头上司，李直峰以闲谈的方式，“无意间”将这一绝密情报泄露给魏。李直峰、郭紫峻两人刚走，急于报复的魏大铭就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向戴笠禀报。

　　戴笠如获至宝，于1944年4月亲赴安徽屯溪，带上大批缉私督察，在新安江船上如期截获赝品法币193万元，当场逮捕参与押运的中统特务高子文、夏伯良和程士范之子程憾（系中共地工，李直峰当时不知情）等3人。戴笠一面命人严刑拷问，弄清案情原委，送入大牢；一面将赝币送往银行验证；再密捕程士范赴重庆归案。当所有证据齐全后，戴笠亲拟诉状，以“徐恩曾勾结日本特务机关贩运伪币，破坏政府金融，且证据齐全”为名，向蒋介石恶告了一状。中统、军统视如水火，常常为争功邀宠斗得死去活来，这次徐恩曾被戴笠抓住把柄，军统方面恨不能一棍子将徐恩曾打死。

　　该案的卷宗很快便放在了蒋介石的案头，老蒋批示：“此案交由军法执行总监部审理，中统局负责人徐恩曾应以处分。”同年8月，总监部以破坏国民政府金融罪判处程士范等4人死刑。这下急坏了徐恩曾，他一面央求表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向蒋介石辩解；一面伙同党羽多方活动，终使该案改判：程士范为首犯判刑8年，高子文为主犯判刑3年，两从犯取保释放，而徐恩曾则以渎职罪论处，由主管部门发落。

　　戴笠见这次并没有将徐恩曾“打倒”整死，其后便又搞出一个蓄谋已久的“王书青走私案”，终于将徐恩曾打翻在地。徐恩曾的第二个老婆叫王书青，性情泼辣，贪财好货。王书青原是徐恩曾的友人之妻，友人赴英国留学，托徐予以照顾，友人出国后不久徐与王同居，王氏一年生一个，生有子女四五人。而后，徐恩曾还姘上了王书青的妹妹王书元。再后来，友人返国，见生米已成熟饭，又慑于徐的权势，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过问。王书青借助徐恩曾势力走私，被军统抓住把柄。戴笠向蒋介石告密，徐恩曾因参与中印缅边境交通线走私案，被蒋介石解除官职，从此一蹶不振。

　　回头再说杨肆打入国民党军统后的情况。在龙潭虎穴中，他一面搜集对中共和抗日有用的政治军事情报，一面想方设法弄清汉奸霍某的背景情况。

　　经多方了解他才获知，1937年11月霍某被军统抓获后押往珠江路鸡鹅巷的军统总部（留守处），新上任的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少将对霍某进行突击审讯。钱新民要霍某“老老实交待通敌罪行”。霍某开始死不承认在为日本人效劳，一口咬定他早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了南造云子，并和她有过一段交往，现在还交往完全是倾倒于她的清纯美貌。这样的供述显然不能令人相信，对于钱新民这样的军统特务头子来说就更难以令其置信。审讯一阵没有收获，钱新民失去耐心，命令部下对霍某“大刑侍候”。

　　受不了酷刑的霍某最终服软，供述说他在两三年前确实是在被逼的情况下担任殷汝耕为首的冀东傀儡政府的外交处长，只因觉得当汉奸遭同胞唾骂，没前途才弃暗投明离开冀东来南京为政府效力。他交代，他确实是浙江湖州人，父亲与陈其美、陈其采是世交，但因他少年时赴日本留学，陈其采并未见过他，只知道他是世交老友的儿子，加上他的履历都是编造的，因此骗得了陈其采的信任，将他推荐进了密码所。

　　钱新民问他“为什么当过汉奸还用真名进密码所”，他说如不沿用原名则陈其采肯定生疑，也不会为他进入机密部门提供政治担保，因此只好去做了整容并用原名进去。钱新民派出4名特工将霍某押送武汉，在武昌卓刀泉军统临时总部，戴笠单独提审了霍某。出人意料的是霍某竟受到优厚的礼遇，而后他被调到军委会机要室搞日本密码研译工作，受主任毛庆祥中将直接领导。

　　杨肆在军统待了几年，终于了解到：早在1936年初，戴笠就掌握了霍某的真实背景，并向蒋介石作过汇报。原来霍某来南京之前就被日军华北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发展为高级情报员，指示他长期潜伏，伺机活动。杨肆差点被绑架，正是霍某给日间谍组织报的信。霍某的主要任务是刺探中国高层的政治动向，并通过秘密电台报告日本统帅部。而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按内”的政策，在战争进程中一直想搞妥协，指派亲信与日方进行秘密和谈。蒋介石授意戴笠，不必惊动这个神秘的日间谍，为的就是再开通一条与日本军方联系的绝密渠道。蒋介石指令毛庆祥：对霍某监视使用！毛庆祥遵命，派了好几个人时刻监视他。此后蒋介石与日本军部的秘密来往，其密电便是让毛庆祥交由霍某拍发翻译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霍某在重庆神秘地失踪了。当年曾有人说他是被军统灭了口，为了不让美、英两盟国和延安方面找到并追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多次进行秘密谈判的口实。其实并无特殊本领的霍某一直安然无恙，他被军统护送到早已沦陷的上海，在孔祥熙长子孔令侃领导的行政院第六情报组工作，继续他奇特的间谍生涯。孔令侃这个小组既从事对日情报收集整理活动，又奉蒋介石的秘密指示，与日军方进行一些上不了台面、见不得光的谈判。

　　抗战胜利前夕，霍某在上海租界再次神秘地失踪，不知去向。

　　功勋卓著 殊途同归

　　李直峰曾被当作通共嫌疑分子，杨肆也受过怀疑。1944年10月的一天，杨述的母亲生病了，杨肆去成都探望婶婶。不料在路上，他被扮作夫妇的两名军统刑侦处特工跟踪。杨肆察觉后难免紧张，曾想就此逃走，不再回重庆。但他考虑到自己受组织之命潜伏，不能擅自离开岗位。尽管有危险，但考虑再三他还是提心吊胆地返回军统局。结果竟然无事！原来是有人出于同行间妒忌，唆使别人向戴笠告杨肆突然去成都有“通共嫌疑”。戴笠于是派人跟踪，但在事后查明并无此事，杨肆确实是去探亲，也就作罢。

　　抗战胜利后，军技室解散，因李直峰是从中统局来的，只能回到中统局。而此时他的同乡郭紫峻已升任中统局副局长，为了保护自己李直峰与郭紫峻加强了联系。在郭紫峻的关照下，李直峰又捞了个专员的头衔，继续潜伏在敌人内部。

　　1949年上海解放，经组织同意李直峰才公开了身份。他先是在华东区公安部社会处机要组任职，1950年调北京中央公安部七局任副组长。1957年随老首长曾希圣赴合肥任安徽省人委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改革开放后，调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市政协委员。1983年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过着幸福而快乐的晚年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肆为解决自己的身份问题和以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曾去北京找当年秘密工作时的上级周怡，但周怡已去世。杨肆只好又求见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李克农对杨肆当然了解，便将杨肆安排在调查部技研司工作。但是，由于杨肆曾任国民党军统少将，后来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公正待遇，曾被当作战犯，关入徐州战犯管理所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到平反。

　　顺便说一下池步洲的情况。解放前夕，因拒绝前往台湾，池步洲继续住在上海。上海被中国共产党军队解放后，池步洲以“留用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作办事员。1952年，池步洲还是因为曾在中统呆过八个月这段历史而被捕入狱，一关就是12年。出狱后，他始终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

　　改革开放后，池步洲在上海街头巧遇李直峰，把自己所受的委曲全都说了出来。听其含泪叙述后，李直峰立即为他写了一份向法院说明原委的材料，证明他并没有加入中统。1983年终使池被改判无罪释放，并摘去“历史反革命”的罪名，为此池步洲感动得痛哭流涕。在这以后，池步洲被选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他曾撰写了多部著作，其中《日本遣唐使简史》、《日本华侨经济史话》先后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晚年，他陪伴妻子回到日本，过着平淡的恬静生活。2003年2月4日，池步洲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96岁。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带回中国。

　　是非恩怨，历史自有公论。红色密电专家的历史功绩，将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