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一位党外特工的锄奸传奇3

　　虎穴探营 绝杀白鑫

　　回头再说几天后，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饭店。这时和白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还有范争波。一见面，白鑫就用怀疑的口气问柯达文：“那天，你说下楼取药，怎么出去了？”

　　“哦，是这样，”柯达文镇定地回答：“我到楼下一找，缺一种药，我想出门一拐就是药房，心想快去快回，谁知我赶回来，你就走了，连药也没拿！”

　　白鑫也编了一通假话应付：“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时间快到了，等不及拿药，只好走了。”

　　柯达文给他看过病后，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实际上他是对柯达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会，让范争波观察一番。

　　白鑫说：“你那医院太小了，应该买一栋大楼，设部分高级病床。”柯达文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在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白鑫立即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钱，递了过去：“柯大夫，不敢言赠，表示一点小支持！”范争波也在一旁帮腔说：“收下吧！以后合作的日子还长着哩！”

　　柯达文本来不想接受叛徒的钱，但他似乎看穿了白鑫和范争波眼睛后面的东西，稍微推让了一下后，赶紧把钱放进衣兜中，千恩万谢一番后起身离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白鑫和范争波相视一笑，都把心放在了肚里。

　　柯达文出了饭店，坐电车兜了几个圈子，看看身后没有特务盯梢，便赶到陈赓那里汇报，把500元钱也如数交给了党组织。陈赓十分高兴，说：“好！继续侦察，一定盯紧他！”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给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43号门口。不几日后，他们再次将柯达文请到这里看病。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陈赓不由大喜过望。但柯达文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围工作，但要真正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于是，陈赓再次想到了鲍君甫。这一次，陈赓请鲍君甫弄清楚和全坊四弄43号是个什么地方，没想到鲍君甫很快回复说：“那是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怪不得白鑫会藏在那里！陈赓将周恩来的“锄奸”指示告诉了鲍君甫，鲍君甫心领神会：“你放心，我马上去这个‘虎穴’摸清白鑫的情况，并把他定在那里，以便咱们下手。”

　　次日一大早，鲍君甫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鲍君甫这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位“大员”竟然会“通共”，也就没有安排白鑫刻意回避。范争波和鲍君甫正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鲍君甫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

　　能够结识鲍君甫，白鑫受宠若惊：“杨特派员，乞望今后多多指教！”鲍君甫笑了笑，说：“共匪要犯彭湃能够落网，你可立了一大功！”白鑫搓搓手，说：“不敢！只可惜那次伍豪（周恩来）未能到会，否则他也跑不了。”鲍君甫一语双关地说：“我一定向中央组织部报告。中央对你一定会论功行赏的！”

　　此后，鲍君甫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谈话。一次，他故作关心地对白鑫说：“彭湃案轰动全国，估计共产党不会轻饶你，你哪里也不要去，住在范公馆里，否则会招致祸端。”白鑫听了，立即出了一头冷汗，哀求道：“特派员，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请示，要我到南京去吧。”鲍君甫说：“现在不能走！得过一阵，风声小了再动不迟。”白鑫万般无奈，只有等待，但他心里早已充满了恐惧。

　　有一次，鲍君甫正在和白鑫谈话时，正巧柯达文前来诊病。鲍君甫假装不认识，等柯达文走后，他用关切的口气问：“这个人可靠吗？不要把共产党引进来。”白鑫肯定地说：“他不可能是共产党。”鲍君甫笑着说：“那就好！这地方可千万不能叫共产党侦察到。”他又回头告诉范争波：“争波，不可大意！”范争波说：“放心好了，登瀛兄，能进我这门的，都是最可靠的人，共产党绝对找不到这里！”

　　就这样，鲍君甫和白鑫交上了“朋友”。鲍君甫时常前来和白鑫闲谈，打麻将，实际目的就是为了把白鑫稳住。

　　白鑫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又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鲍君甫的“保护”，仍吃不下，睡不好。他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彭湃、杨殷等人浑身是血地站在他床头，虽然不断找柯达文诊治，但头疼的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痊愈。

　　白鑫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请求范争波向南京方面报告，希望能允许他出国去躲躲风头，最好是去意大利。他认为在国内即使是去南京或者广州，也不安全，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找到他，替彭湃报仇。

　　最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当然，对这么机密的事情，范争波和白鑫对鲍君甫是不相瞒的。

　　陈赓接获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悍的“锄奸”队员，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他逃往国外。

　　白鑫和范争波、鲍君甫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并且船票已经定好。范争波还特意安排小汽车就停在公馆后门口，让白鑫夫妇出门就上车。

　　鲍君甫心想，范争波这样的安排，特科的红队将无法争取时间展开战斗，铲除叛徒的计划十有八九会付之东流。他急中生智，对范争波说：“你的方案也许不错。可是，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会惹人注意。万一走漏点什么消息……”

　　鲍君甫对范争波说：“自剿灭彭匪以来，共党恐怕一直在暗中侦察白鑫的踪影。他们的人向来无孔不入，万一他们疑心到此处，而门口又停辆小车。岂不是要出问题吗？”

　　已经恐惧到极顶的白鑫连声附和。范争波也许是认为鲍君甫说的有理，或许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驳鲍君甫的面子，于是决定小汽车不停在43号门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鲍君甫随后将一切都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对他的机智沉着表示了称赞。

　　1929年11月11日傍晚，鲍君甫以辞行为名，又特地到范公馆侦察一次，并送给白鑫一盒点心“聊表一点心意”。可笑的是，死到临头的白鑫此时还对鲍君甫的“关怀”万分感动，分别时竟然还流了几滴眼泪。鲍君甫看到白鑫仍按原计划逃跑，才放心离去。

　　入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在四弄43号的后门布置得十分周密。夜静更深，周围人家纷纷熄灯安寝，只有43号院里仍然灯光闪亮。11时许，43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后，见周围十分安静，认为没有任何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话未说完，一颗子弹打死了他。白鑫为了活命，拼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车跑，一个“锄奸”队员立即追过去。白鑫跑到汽车处刚要钻进去，后面的枪声响了，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为了进一步确证白鑫的生死，中共另一红色特工、“牧师”董健吾又化装成一个老人，拿了一个拐杖，再次来到危险重重的现场证实伤亡情况。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与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各报连日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叛徒克星 除奸救人

　　1929年12月，陈立夫的表弟徐恩曾出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也视鲍君甫为台柱，特准他可自由支取经费，还派人常驻鲍君甫办事处，以便随时转送最新的情报。

　　中央特科建立了鲍君甫这个关系，就在上海国民党的各军警机关和租界巡捕房有了自己的耳目。继帮助中央特科除掉叛徒戴冰石、白鑫后，特科通过鲍君甫又挖出了好几个出卖党组织的叛徒。一时间，鲍君甫成了党内叛徒的克星。

　　有时候，根本用不着特科的红队动手，只须鲍君甫借用国民党之手就可以除掉某些叛徒。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白云观侦缉队拘留所内，有一名在押犯人刚刚抓进来几天，突然在牢房内大声嚷嚷，声称要见大头子，有重要事情要讲。

　　这人是警备司令部的侦探从一家旅馆逮捕的。其实，侦缉队对他的身份一时还不清楚，只是认为他有共产党嫌疑就把他抓来了，现在突然听他这样一嚷，觉得这个人非同寻常，于是马上报告给警备司令部。

　　第二天，这人被提出牢房，带到一间办公室内。一位西装革履戴着墨镜的人已经坐在那里了。“你不是要见大头子吗？”看守对犯人说，“这位长官就是，现在你有话就向他讲吧！”这位从警备司令部来的“大头子”正是鲍君甫，他是受警备司令部委托来处理这个案子的。

　　犯人立刻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原来，这人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负责人，是来上海开会的。但除了他自己的经历和身份之外，再三追问，他也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你是不想说实话！”鲍君甫把脸一沉，吩咐对他大刑侍候。他想用此手法逼供，弄清这个叛徒究竟知道多少情况。

　　叛徒被打得血肉横飞，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拼命喊冤求饶。看来他了解的情况确实不过如此了。当晚，鲍君甫将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第二次提审时，鲍君甫带来了一位“专家”。这位“专家”其实是特科成员刘鼎，他是奉陈赓的指示专门去给叛徒拍照的。

　　刘鼎，四川南溪人，1903年出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去苏联学习。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被安排在中央特科工作。

　　中央特委仔细审察照片之后，证实此人确系山东省委书记，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学习班学习过。鲍君甫又再次向他逼问口供，仍然问不出什么，然后告诉淞沪警备司令部说，此人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但利用价值不大。警备司令部见这个叛徒既然留着无用，干脆就将他枪毙了事。

　　1930年春天，鲍君甫发现中共军队中一个叫史书元的军官投敌。这个史书元是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六队学生。鲍君甫发现他正利用上海“一品香”饭店作掩护，直接找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密报中共机关事情。鲍君甫将此事紧急告知陈赓，请他进行处理。陈赓报准中共特委后，命令中央特科二科、三科人员全体出动包围“一品香”，并亲自到现场指挥。特科成员刘鼎作为鲍君甫的专家，随鲍君甫进入饭店参加宴会，以侦察、监视史书元的行动。特科刘大汉则以记者身份进入饭店探访。史书元非常狡猾，一看苗头不对，迅即逃离现场，反而使“刘记者”及特科行动人员因形迹可疑被捕，后来无证据才释放，虽然杀掉史书元，但中共地下组织做了充分的预防。

　　1930年4月，叛徒黄第洪阴谋暗害周恩来，关键时刻又是鲍君甫果敢出手，使之化险为夷。黄第洪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与周恩来有师生关系，北伐时参加了共产党。黄第洪从苏联回国后，说是共产国际指示他回国去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审慎的周恩来没有立即答应，叫他熟悉一下国内情况再说。

　　若干天之后，黄第洪要求面见周恩来，地点约在先施公司对面的邮政局。周恩来出于工作考虑，决定去见面。周恩来化好了妆正装备出去见面，却被陈赓阻止。

　　陈赓说：“这样吧，我先派几个人去先施公司旁的邮局附近侦察一下，如果附近情况正常，我再带黄第洪到别处与你会面。”

　　过了一会儿，派出去侦察的人回话说，先施公司附近情况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周恩来听后，还是决定去，但陈赓还是不让他去。就在两人进一步商讨之际，鲍君甫的保镖连德生送来了一封急信。

　　周恩来打开信封一看，着实让他吃了一惊，原来是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效忠的抄件。信中说：“自己永远是校长的学生和忠实信徒，虽然一时糊涂和共产党有联系，还去了苏联，现在决心将功补过，效忠党国。我已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可协助抓捕……”

　　原来，蒋介石看到黄第洪的效忠信，既高兴又特别重视，立即批转给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说此人对党国一举摧毁共匪首脑机关大有用处，命调查科从速处理之。徐恩曾又将信批给鲍君甫。鲍君甫一见，感到事情非同小可，时间紧迫，当即将黄第洪的信以及蒋、徐的批示抄了一份，让连德生送给陈赓。

　　事情真相大白。周恩来与陈赓商量对策后，周恩来一面拖延下次见面时间，稳住黄第洪；一面增加特科侦缉人员，全程监控黄第洪的活动规律。然而，十分警觉的黄第洪更换了住址，行踪也更诡秘。但是，他的新住址还是被特科人员发现了。经鲍君甫布置安排，监控守候，终于在一个灰暗的傍晚发现他回来了。中共特科人员敲开黄的大门，手持鲍君甫的名片对他说：“我们是杨登瀛办事处的，杨先生对你很重视，请你去一趟。”黄第洪果然不疑，跟着两位特科成员上了黄包车。来到一个僻静处，两位特科成员不声不响就把这个叛徒给干掉了。

　　1930年上半年，陈赓通知鲍君甫，我党有两个地下机关被暴露，巡捕房及华界当局准备去抄查，如果特务机关一动手，我党将会遭受重大损失，鲍君甫接受任务后，立即将东西转移，使巡捕房搜查时扑了空。在上海北火车站华界曾有一个双开间的门面房屋，是我党的宣传机关，但被叛徒出卖。陈赓事先将宣传品、旗帜和一些衣物用具全部拿走，然后由鲍君甫向敌方打电话，上海市警察局、巡捕房在鲍君甫的带领下进行搜查，结果只搜到一些用处不大的宣传品带到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袁良非常高兴，当场嘉奖鲍君甫。

　　1931年初，化名“李士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自己的寓所被捕，同时被公共租界巡捕搜去了一箱文件，其中有不少中共机密文件。党组织知道后，立即指示陈赓动用一切关系设法营救，并要求将这些文件拿回来。此刻的兰普逊，正在为这一箱文件犯愁。他不识中文，又不便将这些文件拿给外人看，于是又想到了鲍君甫。陈赓获悉这一信息，当即让鲍君甫将刘鼎介绍给兰普逊，刘鼎精通英文，他拿起一沓沓文件用流利的英文对兰普逊说：“这不过是一个学者的手稿。”兰普逊大失所望，刘鼎趁机将最机密的几页纸偷偷藏进自己的口袋，以后又堂而皇之地拿了一叠“手稿”说是带回家去鉴定，第二天又把这叠文件换下将另一叠稿子带了去。接着，党组织又积极去活动，动用关系去保释关向应。

　　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通过老共产党员黄慕兰，请大律师陈志皋出面，将关向应保出来。

　　黄慕兰出身名门，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的共产党员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黄慕兰与宛希俨于1927年“三八妇女节”登报结婚。国共分裂后，黄慕兰开始转为地下，去江西南昌当了中共地下交通员。不久，她生了个儿子。儿子生出来刚三天，黄慕兰还在医院里，丈夫就上山打游击了。后来，宛希俨在赣南领导暴动时牺牲，于是她把儿子送到男方家，自己前往上海。在那里，她遇到了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结婚。193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旋即自首。黄慕兰第一个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等人才幸免于难。后来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继续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陈志皋是个律师，当时在上海的名气较大。黄慕兰找到他，请他出面保释“李士珍”，陈志皋照办了，这对关向应后来获释起了一定作用。而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对她展开了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很快否定了她的请求，并告诉她：“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你和陈志皋结合，更加有利于掩护身份，合乎工作需要，这件事组织会向中央证明是服从工作的需要，相信贺昌不会埋怨你的。”为了党的事业，黄慕兰最终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和爱情，和陈志皋结了婚。因为没有感情，加上陈有外遇，他们后来还是离了婚。这是后话。

　　中共中央通过狱中支部指示关向应，为了配合鲍君甫的营救行动，要装得庸碌无为、悲观消极，以蒙蔽租界。当兰普逊从牢狱中听说被抓的这个人，充其量是个“激进的学者”，也觉得没多大意思。在有人保释的情况下，关押了几个月即予释放。

　　出卖被捕 晚景凄凉

　　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幸亏这一消息由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首先获悉，他向各要害部门发出警报，并匆匆赶到上海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开始了中央各机关大搬迁。陈赓找到鲍君甫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

　　鲍君甫用手抹了飘落在脸上的雨滴，完全镇静了下来，他相信自己没有确凿的把柄落在特务手中，又对自己在国民党上层的一些关系具有的保护力较为自信：“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不相信顾顺章就斗得过张道藩！”

　　陈赓说：“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总归要得天下的，到那时候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鲍君甫也动了情：“不管今后我是否能看到你们得天下，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也在这天早晨，徐恩曾亲自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由于顾顺章的出卖，鲍君甫就被捕了。

　　鲍君甫被关在狱中，国民党对他恩威兼施，但他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由于国民党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时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的张道藩的疏通，鲍君甫只坐了半年的大牢。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后被保释出狱。此时周恩来、陈赓等人已相继离开上海，鲍君甫与共产党方面失去了联系。

　　国民党官场你争我斗，风水轮流转。1934年国民党再度启用鲍君甫，在张道藩的举荐下，他出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反省院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操纵下的特殊监狱。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陈果夫、陈立夫的建议，国民党专门建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它与普通监狱的区别之处在于，它注重对“反省人”进行思想灌输，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持不同政见的人闭嘴。出于政治的需要，在反省院人可以有一定自由，生活条件也比普通监狱要好些。除规定的劳役外，还可以有一定的运动和休息时间。被关进反省院的政治犯，要接受为期6个月的强化学习。期满后经评判委员会评判不准出院者，要继续留院反省，但总期不得超过5年。反省院当时关押的人员主要是共产党员，反省的目的是让他们放弃自己的革命主张。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出一些出卖灵魂的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此时的鲍君甫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在反省院挂个闲职只是为了混口饭吃，生活归于平淡。他在反省院时的生活，也鲜有史料记载或相关报道。

　　转眼过了十几年。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时，鲍君甫在南京街头靠摆小纸烟摊为生。1950年10月，新中国开展了建国以后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开始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进行登记，几天之内就有四五千名原国民党各级高官向政府自首，听候发落。由于鲍君甫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故被市公安局逮捕，并很快移送法院。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这时鲍君甫提出他在当年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要求陈赓同志作证。

　　时任南京法院院长的鞠华于1951年两次给当时担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发函，希望证实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同年11月24日，陈赓将军给鞠华回信为鲍君甫做出证明：“关于杨登瀛（又名鲍君甫）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陈赓当时确实无法得知鲍君甫的实情。

　　根据陈赓的证词，鲍君甫终于保全性命，但仍旧被判管制。

　　此后鲍君甫住在南京，生活无着。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得知鲍君甫的情况后，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说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还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君甫去北京，鲍君甫在北京会见了早年曾受其保护的共产党人陈赓和陈养山以及李克农、安娥等人。陈赓详细询问了鲍君甫的生活情况，并委托有关方面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安装了假牙，赠送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鲍君甫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三个星期。鲍君甫回到南京以后，于同年4月22日给安娥写了一封信：“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疚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和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

　　此后，鲍君甫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以至于冬衣无着，不得不再次于1956年12月27日给安娥写信求助，读来令人心酸：“舍下尚称粗适，惟内子（谭秀珍）旧有腰疾，近忽复发，卧床未起。入冬以来，御寒衣物深荷政府照顾，然以久处艰困，虽稍有添补，难期周全。忆昔蒙允以旧衣相助，不计大小冬夏之件，如能割爱者，不悉能否见急解衣推食之赐，不得不期于知交之前矣。不情之请尚恳见谅也。”由此信可以看出鲍君甫已陷入何等的生活困境。但安娥突发脑溢血，乃由其子田大畏先行给鲍家寄去30元以解燃眉之急。此后，安娥陆续给鲍家寄送生活用品，并特别给鲍君甫的次女鲍小妹（鲍雪波）寄去自行车一辆，深情厚谊，于此可见。

　　鲍君甫娶有三房妻室，育有二子、三女。陈赓于1961年去世，1963年12月，安娥的丈夫田汉受到严厉批判，安娥已是自顾不暇，安娥一家也不能再给予鲍君甫以保护和资助。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鲍君甫失去了陈赓和陈养山（已调离中央到宁夏任职）等人的保护，遭受了批斗。1969年12月9日，已经76岁的鲍君甫被红卫兵斗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鲍君甫在临危之前，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道：“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的……”说罢便咽了气。

　　鲍君甫是个党外人士，知道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杨登瀛，竟又是中共特科的鲍君甫者，长期以来寥寥无几。在大革命失败后四处充满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不少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脱党，有的甚至成了叛徒，而鲍君甫却在这种极端险恶的形势下，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共从事地下工作，成为第一位中共党外特工，其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不仅如此，鲍君甫在他的红色特工生涯中，为营救党的领导人和惩治叛徒屡建奇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此党和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