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卧底在戴笠身边的红色女杰2

　　忍“痛”负重 剑插敌穴

　　为了开展地下工作的需要，张露萍在山城出入穿着打扮非常时髦，再加上她与张蔚林以兄妹相称，经常出双入对逛街、看电影等。而当时往来于延安与重庆的一些同志，曾经在街上看见过黎琳，跟她打招呼、叫她，她都不理，有同志兴高采烈想与她打个照面却被冷漠地拒绝！改名为张露萍的黎琳出于秘密工作的纪律，只能够这样。于是，“黎琳到了国统区变了、学坏了”，“黎琳与军统人员纠缠在一起”等等说法传回了延安，甚至还说她成为了叛徒！这一点，也成为了多年后不能宣传张露萍事迹的巨大障碍。

　　最难受的还是做丈夫的李清，他好不容易从别人那得到一点她的消息，却是黎琳叛变的消息。

　　李清回忆说，收到她托人带来的水果糖后，“大约又过了半年多，抗大一位去重庆治病的女同学回延安，称她在重庆亲眼见到黎琳穿着布拉吉衣裙，挎着国民党军官的胳膊行走在大街上！我的另一位同学还专门来找我，劝我别再等黎琳了。于是‘黎琳叛变’的消息在延安不胫而走！这个惊雷般的消息极大地震撼了我，使我多少个长夜不能成眠！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那位同学描述的黎琳和我心目中她那纯真、刚强的形象吻合起来。我只能怀着十分痛苦的疑虑，等待组织上有一天能告诉我真相。我完全没有料到：黎琳到重庆后已被秘密更名为张露萍，她没有按原计划去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而是被单独派去从事一种极其特殊、极端危险的地下工作！……不仅我自己，就连组织上也是一直到1983年才完全查清事实真相！”

　　忍受新婚分离的痛苦和战友们的误解，张露萍卧底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张露萍对这项工作还不太熟悉，但她虚心好学。她和张蔚林、冯传庆密切合作，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相会于牛角沱。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她渐渐上了路。于是，军统电讯总台机构人员配置表、通讯网分布情况，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相继转送到曾家岩50号，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全部掌握在中共中央手中。

　　源源不断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敌人的密码也被偷了出来，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再往“周公馆”送，张露萍小组就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他们发回的情报，对于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时被我们的同志称为军统电台中的“红色电台”。

　　从事情报工作的同时，张露萍还积极地展开了在国民党内部发展组织吸收新党员的工作。

　　军统电讯总台有两位来自东北的报务员，其中一位叫杨洗，另一位叫赵力耕。一天晚上，张蔚林、冯传庆悄悄领着他俩来到了牛角沱住处，和张露萍见面。1931年后家乡被日寇占领，他们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这二位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青年，虽身在军统，但都不愿当特务。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日，对付共产党却十分卖力，特别是当他们知道军统干的一些残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勾当后，更想寻机摆脱军统，然而在特务严密控制下，又毫无办法。就在他们陷入极度苦闷之时，在冯传庆、张蔚林的及时指点下，他们的思想感情逐渐靠近了共产党。这天，就是张露萍亲自和他们见面接触，做进一步考察工作。不久，赵力耕、杨洗被吸收到了中共党组织中。另外，陈国柱和王席珍两人，也在考察中。

　　军统电台的中共党员在不断增多，经南方局批准，中共在军统电台内部的秘密支部建立起来了，由张露萍任党支部书记。这个新的战斗集体，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利用特殊手段，执行着特殊的任务。当时张露萍虽不满20岁，但这位精明强干的姑娘却是一点就通，在冯传庆、张蔚林眼里，她是聪明机智的带头人。他们配合默契，工作出色。

　　当时张蔚林是军统局四处一科（管通讯业务）的科员，又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管科的报务员，负责监听重庆地区军用和民用无线电通讯有无可疑信号。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由于掌握了总台的收发报业务，对军统在全国的300多个电台的呼号、波长分布情况都了如指掌，张露萍领导的电台小组源源不断地将情况报告至周公馆。张露萍领导的这个党支部真正成了插进军统特务心脏的一把尖刀。

　　一天夜里，时钟已指向了午夜时分，牛角沱一带人影寥落，劳累了一整天的张露萍已准备就寝了。忽然，响起了“的嗒、嗒的的、嗒的嗒的”用ABC三个字的电码敲门的声音，她知道是冯传庆来了，这是他们最近约定的暗号。门一开，冯传庆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了。张露萍、张蔚林猜想定有十分重要的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冯传庆一进来，就掏出一份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他高兴地说：“我猜这里面有名堂，就赶紧抄录下来了。”他们三人赶紧在带有黑布灯罩的台灯下，开始译电。但他们翻看了一本又一本的密电译本，就是翻译不出它的原文来。奇怪，这用的是什么密码！张蔚林说：“这一定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否则是不会这样难译的。”

　　大家分析，越是加密说明电报的内容就越重要。“再难也要破译它！”冯传庆是一位破译疑难电报的行家里手，他借助美国密码专家奥牧莱斯在军统密码破译训练班的那份讲义，一面仔细翻看，一面不断思索，他暗暗对自己说：为党立功就看你的啦！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试验，他终于把电文译出来了！电报大致内容是：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三人，携带小型电台，要通过胡宗南的管区，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

　　看到译出的电文，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件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是军统特务反共的又一次阴谋。事关重大，绝不能迟疑，一定要把这一情况尽快报告南方局。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的张露萍，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就匆忙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了南方局军事组。忙完这些，她才松了一口气。

　　南方局立即将情报发给陕甘宁边区，那边收到情报后张“网”以待，结果等戴笠派遣的敌特小组刚在解放区露面就被抓了起来。

　　派出的特务被抓，戴笠自然被蒙在鼓里。因为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后，很快把他们放了回来。自以为是“特工之王”的戴笠，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把特务们大骂了一通。但戴笠弄不明白，这次行动是绝密的，连手下的处长们都不知道，共产党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信息了呢？被抓的特务告诉他“我们一进共区就被抓了，他们像是有防备”。难道自己身边有共产党的特工？为防患于未然，戴笠下达秘密清查内奸的密令。军统内部督察人员，像猎犬似的到处乱嗅起来。

　　危险，正一步步逼近这些打入军统的中共地下党员。

　　案发被捕 勇战戴笠

　　一起意外事故，引发了震惊国民党朝野的“军统电台案”。

　　1940年春节期间，黎琳临时被南方局派往成都，去给她那已担任川康绥靖公署中将参赞的父亲余安民密送一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春节贺函”，要她趁机向她父亲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策，并向其父了解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其他川军首领对“三大政策”的真实态度。

　　张露萍回成都探亲去了，当时在电台值班的张蔚林，不慎烧坏了一只真空管，该科科长萧茂如认为张蔚林是有经验的报务员，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故，判定他是不安心工作而故意破坏。于是命令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看守所关禁闭。经验不足的张蔚林沉不住气，擅自从看守所逃跑，直奔周公馆，请示应对？曾希圣听后，认为这是工作事故，不会出什么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弃这一阵地，于是张蔚林又返回军统。

　　当张蔚林离开岗位去南方局军事组报信时，恰遇军统稽查处处长叶翔之来检查，他发现无人值班、电台又处于非工作状态，立即派人找当班的张蔚林。在没有找到的情况下，叶翔之搜查了他的值班住处，发现抽屉里有张露萍写给他的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另外，叶翔之还发现了张蔚林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册。凭着经验判断，叶翔之觉得张蔚林有问题。

　　稽查处于是派人四处寻找张蔚林。在牛角沱张蔚林的住所，人未找到，却无意中在他家抽屉里发现了一本电台密码、军统局分布在各地的秘密电台表格和几张记载着绝密情报的便条。把这些重要的东西带回住处，是军统纪律绝不允许的。稽查处认为这是桩严重的违纪行为，所以立即向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汇报。

　　初听汇报，戴笠也以为是一般的违纪行为。但当他看到那张电台分布表格及几张字迹不一的便条后，便意识到情况比违纪要严重得多。他立即派人再次搜查张蔚林的住所，同时下令立即逮捕张蔚林。当他怒不可遏地打电话通知电讯处时，结果从叶翔之那里获悉，张蔚林正在他的老师、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那里检讨真空管被烧之事。戴笠当即命令董益三：立即把张蔚林抓起来！于是，张蔚林被逮捕。

　　当天下午，戴笠召集电讯处和稽查处的负责人研究此案，并让他们辨认便条上的字迹。几人仔细辨认后，一致认为，这些记载着绝密情报的便条，分别是军统局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报务员赵力耕、杨洗、王席珍、陈国柱几人抄写的，那情报内容，大都与陕甘宁边区的中共组织有关。于是，他们认定，张蔚林、冯传庆等人是暗藏在军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这一结论惊得戴笠浑身冒冷汗，半晌没说出话来。他做梦也不曾想到一大批共产党打入了军统局最核心、最机密的部门，而周围人却毫无察觉。这是戴笠和军统局的奇耻大辱啊！此事若被老蒋知道，自己的前途与事业很可能就会毁于此了！想到这些，戴笠坐立不安了。

　　戴笠当即命令稽查处的特务把电讯总台包围起来，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当时正在报房值班的总台领班冯传庆，发觉情况不对头，赶紧跳墙而逃，跑到“周公馆”。南方局的叶剑英同志接见了他，要他立即离开重庆。临行前，叶剑英亲自把自己的一件皮袍披在冯传庆身上，给了他200元路费，让他化装成一个商人，奔赴延安。

　　深夜两点，两位同志带着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防空洞钻出来，到了嘉陵江边，经过侦察没有发现特务，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江。经过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在江边一个渔民的草棚子里一倒下便睡着了。早晨渔民来，发现一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草棚子里，顿起疑心，就报告了乡里，乡里再报警察。醒来后冯传庆赶紧上路，没走多远在路上被捕。带到警察局时，正遇军统发出的通缉令，上面有冯传庆的照片，警察局一对照片，就把他认出来了，然后立即将他交给军统局。

　　这时，张露萍正在成都探亲。敌人在搜查张蔚林住处时发现了张露萍由成都写来的信。于是，敌人盗用张蔚林之名给她发了电报，诡称“哥病重，妹速回”。她接到电报后，用暗语向南方局报告了这一情况，然后动身。南方局收到她的电报后，已经无法阻止她返回重庆了。

　　张露萍回到重庆，刚下车即落入敌人魔掌！这样，七人小组连同刚入党不到一个月的安文源全部被捕。

　　被捕后，张露萍被关在军统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她意识到敌人将会采取行动，对中二路四德里×号我党南方局的秘密机关进行破坏。为了抢救同志，她在敌人未行动之前，机智地想出了一个方法，通知我党的秘密机关迅速转移。

　　当时看守所长毛列，并不了解案情的严重性，只知道张蔚林兄妹被捕的原因是因为烧坏了一只电子管，属于工作上的过失。毛列是军统二处处长何芝园的妻弟，又是戴笠的小同乡，他不同于一般的同级特务，自恃遇事可以“担待”。张露萍看准了他的这个弱点，指示张蔚林送毛列50块钱，请他送一张条子到四德里×号。纸上这么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

　　毛列哪里晓得，这一案件是震撼军统的特大事件。从逮捕人到刑讯，全由戴笠亲自处理，除个别人员外，其余大小特务头目，一概不知详情。因此，毛列看了看条子，以为是小事，收下钱，当天下午就把条子送到。第二天，戴笠派大批特务去抓人，已是人去楼空。当戴笠发现是毛列送去了一张条子后，中共秘密机关的人员才转移的情况时，他暴跳如雷，立即将毛列处决。

　　戴笠亲自审讯张露萍。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对张露萍软硬兼施。先是花言巧语，妄图软化。张露萍不为利诱所动，巧妙与他周旋，戴笠来“软”的这一套，没有达到目的。

　　一天上午，一个看守人员打开牢房，走进来向张露萍客气地说：“戴局长说是误会，你自由了！”

　　张露萍走出监房，两个军统女便衣悄悄跟在她的后面。她走到张家花园四十号住处，见门上贴了封条，便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张露萍边走边低头沉思：“敌人为什么轻易放了我？显然是有新的阴谋！”当她走到曾家岩“周公馆”附近，猛一回头，发现身后的“鬼影”，她明白了。我南方局一位工作人员迎面走来，张露萍向她暗示：“后面有敌人！”

　　走到“周公馆”门口，张露萍目不斜视快步走了过去。戴笠“放长线钩大鱼”，妄图破坏我南方局的阴谋，遭到了失败！张露萍向朝天门码头走去，就在她准备登船离去之时，敌人重新逮捕了她。

　　张露萍重新被捕后，小特务对她进行审讯，毫无收获。特务头子戴笠判定：张蔚林、冯传庆等人是共产党打进来、拉出去的，而张露萍却是共产党派来做组织和联络工作的，这是条大鱼！于是，他决定亲自带人到看守所对“军统电台案”的几名当事人进行审讯。

　　首先提审的是张露萍。戴笠原以为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是比较软弱、不堪一击的，只要先把她攻下来，有了“突破口”其他几个也就不攻自破了。鉴于来“软”的不行，戴笠因此决定这次对她来“硬”的。

　　来到审讯厅的张露萍，镇定从容，毫无惧色。一上来，窝着一肚子气的戴笠想给她一个下马威，他板起一副马脸厉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张露萍。”张露萍神情自如地答道。

　　戴笠眼露凶光，盯着张露萍吼道：“你曾去过延安，是不是？！”

　　张露萍毫不畏惧地回答：“是！”

　　“那共产党派你回来干什么？”

　　“不，是我自己回来的。”

　　戴笠大吼一声：“胡说，你还想赖！”

　　“我在延安受不了苦就退学回家了。”

　　“你为什么要和张蔚林住在一起？”

　　“我们是在谈恋爱。”

　　“那你为什么要冒充是他的妹妹？”

　　“因为你们的纪律规定，军统局的年轻后生谈恋爱是要坐牢的，所以只好兄妹相称。”

　　“谈恋爱，这是瞎话。你还是老实坦白，是谁派你来偷情报的吧！”

　　“什么，偷情报？我不懂！”

　　“狡辩！你的一切，我们从你同伴的口供里都弄清楚了！”戴笠想诈张露萍，其实其他几位战友并没招供。“你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派你来偷情报的，你再不老实招供，小心你的皮肉受苦！”

　　“我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懂你说的什么？”

　　戴笠什么都问不出来，气得捶桌吼道：“狡赖！狡赖！给我打！往死里打！”

　　两个特务像饿狼一样扑向张露萍，狠命地拉住她的双手，成了“一”字形，使她无法挣扎。另一个特务手持钢丝橡皮鞭，从后面猛抽她的背部。被打得满身红肿的张露萍，只感到像一把钢刀在体内乱搅，疼痛难忍。但她紧咬嘴唇，不哼一声，不一会，她就被打得昏了过去。一瓢冷水向她头部猛泼，她清醒过来。戴笠声嘶力竭地吼道：“快招供！是不是共产党派你来偷情报的。”

　　张露萍还是那句话：“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我不懂……”

　　又是一连串的喝“打”声。尽管特务对张露萍进行肉体摧残，但他坚决不吐实情，戴笠毫无所得。经过一阵审讯折磨，张露萍几度昏厥，又被几度淋醒过来。这时她的声音已越来越虚弱，灰白色的嘴唇淌着鲜血。

　　戴笠见此情景，又气又急，暴跳如雷。从张露萍嘴里没有得到一点线索，又把视线转移到了其他几个青年身上。结果，一阵毒刑之后仍是一无所获。在严刑拷打面前，七位身陷虎穴的英雄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经过数次审讯，戴笠绞尽脑汁，使出惯用的狡诈欺骗，酷刑拷打，利诱威胁等伎俩，始终只得到张露萍“我是川军师长、眉山专员余安民的女儿，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产生恋情。至于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的供词。

　　不久蒋介石知道此事，他亲自出马干预了！他大骂戴笠无能：“共产党插入了你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并命令他：“对这七个人，即使搞不出共产党的证据，也要长期囚禁，随时可以处决。”戴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据沈醉后来的回忆：“以后多年，戴笠一直为此咬牙切齿，恨恨不休。”

　　从张露萍、张蔚林等人身上都找不出任何攻击、搜捕中共的借口，蒋介石下令枪毙张露萍等人。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铎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但戴笠想把他们作为人质，同时也幻想用时间来磨灭他们的锐气，因此迟迟没有执行。暂不执行死刑，戴笠还有一个考虑，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七位打入军统的地下英雄被钉上死镣，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之罪名，囚禁于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

　　在这个人间地狱里，戴笠派人继续审讯“军统电台案”涉案人员。审讯过程当中，七人小组成员面对酷刑坚强不屈。后来才知道，入党不到一个月的安文源由于禁不住酷刑折磨而叛变，供认了打入军统的中共七人党小组，并供出了直接领导人就是张露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