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乔装成特务头子的地下尖兵1

　　第九章 乔装成特务头子的地下尖兵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的一天，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李茂堂，不知为何被国民党绑赴刑场。一排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宪兵，在监刑官的指挥下，执行对李茂堂的行刑任务。

　　“举枪！预备——放！”

　　刑场上一阵枪响，惊飞了枯树枝头的一群老鸹。但令人不解的是，枪声响过之后了，李茂堂却没有倒下。李茂堂随即又被送回胡宗南的司令部，胡宗南亲自为他松绑……

　　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对李茂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西安事变”中他就险些被张学良下令杀掉。那么，这个李茂堂到底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国民党想杀他又放他？

　　上当被捕 “叛变”卧底

　　李茂堂1906出生于陕西渭南（今渭南市临渭区），原名李自靖，又名李自清、李子静，化名杜清。李茂堂的父亲是私塾老师，因家贫，幼年时李茂堂只念了几年私塾。1921年经亲友介绍到西安电报传习所学习，毕业后他先在陕西省电报局当报务员，后又被派往北平、杭州、开封电报局任报务员。在这个过程中他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罗承运，当时对外公开身份是一所小学校长，党内职务是渭南地委书记。

　　1927年春，李茂堂当选为陕西省总工会常务委员。同年6月李茂堂参加西安人民慰劳宣传团赴河南慰劳北伐军将士。据李茂堂的儿子李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宝鸡军分区原副司令）回忆：“逢年过节，电报局里搞联欢，我父亲登台演出，演赵子龙，带我去看，扮相很俊，很威风。”

　　同年7月，冯玉祥在豫陕地区进行“清党”，西安人民慰劳宣传团被迫解散。李茂堂和慰劳团团长兼中共党团书记黎琴南由郑州来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并请求分配工作，李茂堂被留在全国总工会。同年秋，李茂堂被中共组织派回西安，历任中共陕西省电报局支部书记、中共西安市东区书记、中共商县电报局支部书记、渭南电报局局长、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安康电报局局长、中共安康特委书记等职。

　　其子李克前回忆那段日子时曾说：“我发觉我父亲越来越早出晚归，神出鬼没。他除了吃饭、睡觉，就不在家。他每天晚上很晚回来，我早就睡了，跟我祖母睡在一起。我父亲的穿戴也越来越怪，有的时候像农民，有的时候像工人，还有的时候一身军装，像个军官。所以我开始怀疑，怀疑他是共产党。但是没有问，也没有人跟我说，反正我心里明白，他一定是共产党。”从此，儿子对父亲充满了敬佩，也十分地自豪。

　　1932年，李茂堂在任中共安康特委书记期间，和陈子敬、梁布鲁一起，以安康区绥靖司令部下属迫击炮营为重点，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发展了十余名共产党员，并通过营长黎民觉和营副袁作舟在营内废除打骂士兵的封建军阀制度，实行粮饷公开，改善士兵的生活待遇。通过他们的努力，这个迫击炮营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支由党控制的军队。

　　这年12月上旬，贺龙率领的红三军进入安康地区，李茂堂带领共产党员在安康城乡秘密散发革命传单和欢迎红三军的标语，夜晚派人火烧国民党军队的兵站，还派共产党员王玉田打扮成电报局工人，以维修安康、旬阳道上的电话线为名，给红三军传送情报。红三军过安康境后，国民党安康绥靖司令张飞生下令搜查安康电报局，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了李茂堂。后因查无实据，在中共组织营救下取保出狱。

　　1933年上半年，李茂堂参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的领导工作，先后受命去西乡等地巡视。8月初回到西安后，由于袁岳栋、杜衡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李茂堂失去中共组织关系。

　　为了和党组织接上关系，不久李茂堂去了上海。上海是个繁华的大都市，灯红酒绿、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党组织呢？这时，他想到了陕西同乡、中共党员王超北。他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在陕西时早就认识，他对王超北也较了解。

　　王超北原名王同福，1903年生于陕西省澄城县呼家庄。1916年离家外出求学，其父强烈反对到“洋学堂”学习“新文化”而绝情地断绝了王同福的经济资助，王同福被迫独立生活。为表壮志雄心，他将其名字王同福改为“王超北”，意为“挟泰山以超北海”。1923年—1924年由高峰五资助，王超北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不久又转入社会科学系。在校期间他接受革命进步思想，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继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925年因发生军阀混战导致交通中断，王超北无法返回上海继续学习，他就在陕西参加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在斗争中王超北表现得非常勇敢，由武思茂、魏野畴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此后王超北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如1926年任西安城内党的第九支部书记，领导了反围城斗争；1928年在高峰五的独立二师做兵运工作，后策反高峰五武装起义失败，和省委失去联系。1930年在上海找到党，重新接上组织关系后，随即返回西安，重又参加陕西临时省委分配的工作。1931年王超北经宋绮云介绍，到上海参加中央军委（特科）工作，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特科）陕甘特派员，回西安组织秘密情报工作，同时为党组织发展党员二十多人。

　　李茂堂在上海找到了王超北，经王超北联系，与中共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而后他被派回陕西，奉命恢复中共党组织。但李茂堂经过三次努力都未获成功，只得重返上海。

　　转眼过了一年多。在这期间，李茂堂与王超北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听说，王超北和党失去了联系，人也不知去向。

　　1935年9月，已是陕西省省委委员的李茂堂赶去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去的路上，他得知因叛徒告密与会者全部被抓。他逃了出来，整个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代表就剩下他一个人没被抓。敌人放出话来：只要李茂堂自投罗网，别人一概无罪释放。他跑回家，呆了两天。闷闷不乐的，也不说话，换了一身破衣服，什么话都没说，就又走了。李茂堂想，如果能救其他同志，牺牲自己一人也值。再说，别人都被抓了唯独自己逃脱了，同志们都会认为自己是叛徒。他这样想，就自己送上门去了。结果，答应放的人一个没放，本来是自由人的李茂堂反倒不自由了。

　　李茂堂被捕后，被押送南京反省院。徐恩曾命令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叛徒杜衡和另一个叛徒陈建文来劝李茂堂投降。

　　杜衡，陕西葭州（今佳县）人。1925年在绥德省立四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石谦部队做兵运工作。1927年当选为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委员。第二年4月在绥德苗家坪南丰寨（现属子洲县）召开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陕北特委，担任特委书记。1929年6月，中共中央指定杜衡担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书记。一年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改为中共陕西省委，杜衡仍任省委书记。1932年8月，中央指定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不再担任省委书记，但仍是省委委员。

　　杜衡是如何被中统特务抓获的呢？1933年7月28日，杜以省委委员身份出席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召开的会议，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杜衡与省委书记袁岳栋被捕继而叛变，成为中统特务。杜曾写过“自白书”——《陕西共党沿革》，供出他知道的所有组织和党员，使省委机关和关中、陕南各县党团组织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

　　杜衡曾在红军的二十六军当过政委，又担过中共的省委书记，对共产党的情况非常了解。当时共产党比国民党力量小很多，各方面的条件就相差得更远了。杜衡本人就是个贪图享受又贪生怕死之徒，他抓住共产党条件差、生活艰苦这些情况，以高官厚禄对李茂堂加以诱降。

　　李茂堂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意识到这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机会。但如此重大的事情，心须经过党组织同意才行。于是，他通过可靠关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党组织。情况报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当时代管临时中央局、中央特科的王世英让人给李茂堂捎话，同意他打入敌人内部，要他单线联系，长期潜伏，“越貌似反动越好”。李茂堂表示听从组织的决定。既然此时国民党高官厚禄拉他下水，李茂堂就顺水推舟，摇身一变“上了贼船”，借此机会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

　　当时的中共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是党和军队军运和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之一。王世英，1905年生于山西洪洞。早年就读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开除，后入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学兵营。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赴广州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战役。1926年11月毕业后，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分队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一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被党组织派到河南国民党十九军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去上海，后被党中央派到南京，以特派员身份开展秘密工作，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并获得大量重要情报。1933年2月调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负责情报部。1934年后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主持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坚持秘密斗争，建立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内线关系。

　　打入中统的李茂堂，成为他在敌人内部布下的一个“棋子”。

　　孤身救蒋 误解层层

　　打入中统不久，李茂堂和王超北这两个大革命期间入党的老党员、老相识，因为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两个人结下了一段“仇怨”。

　　当时任陕西省委委员的李茂堂侥幸躲过了国民党的大搜捕，却天真想用自己去换取其他被捕同事的自由，结果上了敌人的当，被捕后还被敌人逼着去揭发自己的同志。为了在敌人内部潜伏下来，李茂堂只有想方设法去应付敌人。他想到了王世英曾跟他说过“王超北失去了组织关系”，就想用王超北去搪塞敌人，于是他谎称认识一名重要的共党分子王超北，带着特务去上海抓王超北。

　　李茂堂与王超北失去联系很久了，他认为带人去上海抓王超北，根本不可能抓到。他的出发点是应付敌人，自己也好交个差。事有凑巧，结果他们在上海真还的找到了王超北。人是找到了，不料蒙在鼓里的王超北还向李茂堂打听如何寻找王世英以便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一听，急了！这样不但违背了李茂堂想蒙混过关的初衷，还有可能暴露王世英。情急之下，他向特务说王超北背后还有中共重要领导，要放长线钓大鱼。为了王超北的安全，他同时又设计让王超北撤离了上海。因为放走了王超北，李茂堂还被国民党中统打入大牢，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重获敌人的信任。王超北逃出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而李茂堂却留在中统，两人分道扬镳。

　　李茂堂打入国民党中统后，牢记党组织赋予自己的重任，在国民党特务机关深入潜伏，一步步往高职位上努力。

　　职务在变化，但李茂堂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他在1936年曾托人带话给党组织：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我要在敌人的肚子里搞垮他们！这番话显示了李茂堂在敌方阵营中革命到底的决心。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骤的加剧，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在西安发动兵谏，解除中央军武装，活捉蒋介石，逮捕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囚禁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等南京大员，同时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并盛邀中共中央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大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方面乱成一团。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力主和谈，以保蒋介石一命；何应钦等人力主讨伐，目的是想借机置蒋介石于死地。国民党特务系统紧急部署，一心要保蒋而除张、杨。“中统”内部也有众多营救方案出台，其中以李茂堂的提议最大胆，也最抢眼，甚得徐恩曾赞誉。

　　当时国民党中统、军统都要救蒋介石。到底怎么救？谁去救？老是定不下来。出主意的人很多，表面上看一个比一个足智多谋，但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前去干实事的。李茂堂见状就主动请缨，铤而走险。他说他熟悉西安，熟悉周围地形，朋友也多，父老乡亲也多，他要一个人飞过去救蒋委员长。对这个孤胆英雄，徐恩曾特别欣赏，马上拍板派飞机，李茂堂坐上飞机就直飞西安了。

　　那是一个天低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一架飞机轰鸣着冲出跑道，钻入黑漆漆的空中，一直向西飞去。李茂堂天生胆大，空投跳伞，落在西安郊外。当时西安城内兵荒马乱，昼夜戒严。李茂堂落地后，隐身亲戚家中。亲戚知道他来西安的目的后，不让李茂堂出门，告诉他说：“你不能出去，人家知道有人跳伞过来了，到处找呢！”李茂堂说：“不出去怎么救人？”他简单化装一下就进城去了。

　　当时西安城内早已戒严，局势高度紧张。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对外来西安的人防范得特别严。李茂堂在城门口就被东北军看出破绽，当场抓了。东北军发现李茂堂是“中统”派来的特工，再三逼迫他如实交代南京方面的动向。李茂堂横眉冷对，咬紧牙关，无论他们如何大刑伺候，就是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李茂堂的顽固激怒了张学良。张学良大笔一挥，下令把他拖出去毙了。幸好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代表及时赶到西安，大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李茂堂在死囚牢里苦捱了半个多月，最终死里逃生。

　　李茂堂在“西安事变”中孤身救蒋，被杨虎城部队抓获后宁死不招，在国民党特务中成了英雄。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随蒋介石一起返回了南京。回到南京后，被中统头子徐恩曾赞为“对党国忠诚可嘉”。不仅徐恩曾另眼相待，就连蒋介石都以最高礼遇迎接他。徐恩曾脸上有光，给他向上报功，使李茂堂连升两级，被提升为中统特训班总教官。李茂堂就此脱颖而出，飞黄腾达，成为“中统”新星。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对我北平西南宛平附近卢沟桥守军发起攻击，我军奋起抵抗，抗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李茂堂受命缉查通日资敌汉奸，他在常州查实某国民党要人的兄弟私运汽油、水银往敌占区。

　　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危机促使蒋介石不得不在反共方面有所收敛。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暂时被淡化。李茂堂随后工作几经变动，先后担任国民党南京电报检查处检查员，长沙、常德邮电检查所所长等。

　　同年12月13日，日军谷寿夫第六师团由光华门、雨花门入城，南京沦陷，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李茂堂又在武汉抓到了一名南京日军方面派去的间谍。此人是心狠手辣，身怀绝技。经审讯得知，他是刺杀韩国独立党主席金九的日本凶手，此次来中国的任务就是刺探军情，伺机刺杀蒋介石及其左右。听说是冲着自己来的杀手，蒋介石事后知道后还惊叹不已。

　　李茂堂再立新功，蒋介石更加对他恩宠有加。所以，李茂堂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回陕西发展后不久，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中统”西北办事处副主任。

　　此后，李茂堂再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由于李茂堂在中统的工作几经变动，中共方面与他单线联系的人也有变动，到甘肃后他与中共方面失去了联系。

　　因为肩负特殊使命，李茂堂的行动变得神秘起来。这样一来，做儿子的犯嘀咕了。他被捕的事情，不知怎的被他儿子李克前知道了，李克前越来越觉得李茂堂不像好人。以前他崇拜他的父亲，而今他厌恶他，敌视他，憎恨他。李克前把李茂堂看成为国民党的忠实走卒。他确信他父亲一定是认贼作父、叛党投敌了。于是，1938年2月，李克前从家里跑了出来，跑到了陕西三原安吴堡，报名参加战时青年训练班。同年4月，李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李克前进陕北公学分校学习。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李茂堂的儿子在革命队伍里茁壮成长，他自己则在反动营垒里装神弄鬼，越“陷”越深，父子俩成了一对冤家。

　　回归组织 消除误解

　　平型关大捷后，港澳同胞为八路军捐献了一批慰劳物资。第二年（1938年）夏天，王超北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之命，去香港抢运这批物资，几经周折，千辛万苦，运回时已是1939年秋。武汉、广州早已失守。他只得将这批物资运抵宝鸡密藏，自己住西安，以便设法分批运往延安。当时他受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同志的指示，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板的身份，在西安长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当时的西安既是我党通向国统区的秘密大门，又是胡宗南的老窝、反动派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据点。军警宪特真是密如蛛网多如牛毛。秘密工作的难度、危险程度可想而知。王超北以他丰富的经验、超人的智慧、无畏的胆识、坚强的党性和谨慎的工作，战斗在隐蔽战线上。

　　转眼到了1941年。身在中统的李茂堂，其实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寻找党组织，委托表兄武少文给王超北写了一封信。武少文1912年生，吉林双阳人。上海暨南大学肄业。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曾任鲁西抗日游击队第六支队政治部主任，鲁西筑先抗日纵队敌工科科长等。武少文当时不清楚李茂堂的真实身份，但意识到事关重大。因为李茂堂要他写的信，内容是告诉王超北，李茂堂可以把国民党中统局陕调室的反共阴谋资料偷出来交给共产党，希望重新为党工作，要求和王超北见一面。

　　收到信后，王超北即把原信交给当时直接领导其工作的中共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当时对于曾经脱党但对我党没有造成损害，又愿意回头革命、重新为党工作的人，党的政策是“欢迎，但不得重新入党”。

　　伍云甫考虑了一下后，让王超北去见一下李茂堂。王超北立即说，“李茂堂我不见！李茂堂在1935年自首后向敌人出卖过我，并带着特务去上海搜捕我，是我的死对头，我是发过誓不见李茂堂的。”伍云甫听后批评他说，要以大局为重。胡宗南现在正准备破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而我们正苦于得不到敌人的阴谋情报。今天李茂堂找上门来，还是去见他为好。

　　王超北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怀着极不情愿的心情见了李茂堂，当时连李茂堂自己也不抱太大希望，也没想到王超北会去找他。李茂堂急切地表白，他是在兰州见到顾斧南，得知王超北在西安后，抽空回西安来的。因为他认为，只要在西安找到王超北，就可以为与组织上取得联系，就可以为党工作了。

　　接着李茂堂向王超北谈了一些他的情况。他告诉王超北，他在兰州审一个案子时，把一个正要开口向敌人告密的“共产党员”一杠子打死了。他还说，他在徽县，偶尔看见一个“二臣”碑，刺了他的心，让他难过。他再也不能呆在中统局机关内了，一定要找党组织，为党工作，立功赎罪。所以一碰见顾斧南说王超北在西安，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回西安……

　　王超北回去后，向伍云甫报告了这些情况。没过几天，伍云甫正式通知王超北，接中央来电，批准李茂堂为党工作，立功赎罪。伍云甫同时转达组织上的决定：由王超北和李茂堂联系，把李茂堂搜集到的国民党企图破坏共产党的情报，迅速接过来，报告中央。

　　当时西安是西北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其位置远比兰州重要。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党组织希望李茂堂能够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工作。接到党组织的命令后，李茂堂便以“母亲年迈，没人照料”为由向中统局要求调回陕西工作。徐恩曾对他非常照顾，很快就让他回到西安，担任中统陕西省调统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核心位置里埋藏下了一个中共特情人员。

　　尽管是个副主任，但李茂堂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席汇报”，他把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一次次飞到了中共情报部。

　　有文章在介绍李茂堂时，称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李茂堂被捕后加入中统的那段历史。对此，在2005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西安历史》中，称李茂堂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情报人员”，没有交待更多细节。当时从事地下工作，多是单线联系，在党组织受到破坏后，往往会与组织失去联系，很多人的身份扑朔迷离。

　　对一个在国民党特务机关担任要职的“谍中谍”，如何判定对方是否真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并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呢？有关部门的回答得很明确：其实很简单，就看他带回的情报质量！给哪一方的情报真实、准确、级别高，就是对哪一方忠心，其他的一切都是虚的。

　　还有一个疑问，中统特务组织为何如此信任自己抓捕到的共产党，并委以重任呢？原因是个别被捕后出卖自己同志的共产党叛徒，让中统尝到不少“甜头”，如顾顺章等人就是如此。中统吸纳人员有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从共产党那里“挖根移植”，李茂堂就是这种方法结出的“硕果”。对共产党那边过来的叛徒，国民党是不可能完全信任的，只有做出了相当的业绩，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李茂堂为获得敌人的信任，就费了很大的功夫。

　　李茂堂重新为共产党工作后，曾把中统的电报密码告知党中央，党中央因此破译出敌人的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同时，他在掩护地下党组织，保护地下党员的安全，破坏敌特组织，为后来迎接西安解放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胡宗南每次军事会议的会议记录，都一次不落地被李茂堂送到延安。

　　看到李茂堂为党提供了这么多重要情报，王超北对他的看法逐渐有了改变。

　　就在李茂堂回到中共党组织时，另一个与他情况相似的中统特工——中统山西省室主任缪庄林，也秘密回到共产党阵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山西省调统室主任缪庄林，原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失去联系，后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山西中统机构负责人。缪庄林在1943年路过延安时，就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李克农同他进行了会晤，晓以大义，鼓励他“浪子回头”。从此，缪庄林开始秘密为我党工作。

　　李茂堂与缪庄林的回归，是我党政策的巨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