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周旋在“恶魔”之间的超级共谍3

　　营救妻子 设法脱嫌

　　1944年4月的一天晚上，李时雨和杨宁、孙静云3人开了一个党小组会，学习“整顿三风”。杨宁走后不久，李时雨正准备休息，便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赶忙走到三楼从窗口向楼下张望，只见楼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周围有几个日本宪兵。他知道情况不好，便赶紧跑到楼下电话室，向伪警察局司法处值班室挂了个电话，谎说家来了强盗，叫他们赶快来人救援。

　　李时雨走出电话室，转到客厅时，只听“咚”的一声，大门被砸开了，闯进三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一个宪兵上前抓住李时雨插在睡衣口袋里的左手向上一提，露出了他手中所持的手枪，一下子抢去了他的手枪。李时雨本没打算抵抗，只是带着不满的口气问：“你们这是干什么？”翻译答道：“我们是北平日本宪兵队的，你的卧室在哪里？领我们去检查一下。”日本宪兵边蛮横地说着边上来拽李时雨。李时雨又边走边喊：“静云，来人啦！”意即向她报警。

　　为了拖点时间，李时雨领着宪兵和翻译慢慢走进二楼卧室，这时孙静云正穿着睡衣坐在床上。翻译问：“你们的来往信件都放在什么地方？”李时雨指着五斗柜说：“就在那里。”翻译拉开抽屉，将所有信件和文件都翻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破绽，便对宪兵“咕噜”了几句。宪兵厉声说：“把他太太带走！”没等李时雨张嘴，孙静云忙答话说：“好，我跟你们去。”说着，她便穿好衣服，跟他们出门上了汽车。

　　孙静云为何这么好说话，自己主动要跟日本宪兵走呢？原来那天她主要是考虑床头柜的抽屉里放着一本《政治经济学大纲》，里面夹着杨宁同志写的党小组会的提纲，还有汽车房的小楼上存放着的大量的资料，倘若再拖延时间，这些东西被他们翻出来，那可就糟了！还有一层考虑，自己被捕了还有李时雨营救，要是弄不好把李时雨也逮捕了，就不好办了。

　　孙静云被带走好大一阵儿，警察局司法处日方副处长菅贤二郎才来到李时雨家，他安慰李时雨说：“你太太去去，他们问问，很快就会回来的。”

　　本来，北平日本宪兵队来上海是逮捕李时雨和孙静云两人的，但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和伪上海市警察局日方负责人说：“李时雨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没有确凿的证据，又未向中国政府照会，是不好逮捕的。”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先把他太太抓去，问出口供，拿到证据后，再来上海逮捕李时雨。

　　李时雨那时虽然还弄不清他们是怎样搞的鬼，但心里明白他们是通了气的。他便向菅贤二郎大发脾气说：“日本对中国大讲什么‘友好’、‘平等’，这些全是假的！你们简直没把中国政府放在眼里，没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你们纯粹是强盗！”菅贤二郎见李时雨真的动了大怒，只好不住地向他解释，安慰他不必着急。李时雨愤愤地说：“不行，我得找陈市长去！”

　　李时雨急匆匆来到陈公博的公馆，他走近陈公博的寝室房门遇到郑副官，便问：“陈先生起来了吗？”郑副官回答说：“正在吃早点。”没等通报，他便闯进了餐厅，开门见山地说：“陈先生，向您报告一件不幸的事。我的太太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陈公博听后愣了一下，接着问：“啊，有这事？为什么？怎么搞的？”李时雨把事情的经过向他陈述了一遍。

　　陈公博说：“这太不像话！”李时雨接过来说：“是啊，我们太没有保障了，真没法干了！这不是和华北和满洲国一样了吗？陈先生，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事，所有南京政府官员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我请求陈先生把我的太大要回来。她有什么问题，由我们中国政府处理。如果对我也不相信，那就把我也关押起来审查。日本人如此对待中国官员，叫我怎么在警察局干下去？请陈先生给我以指示！”

　　听了李时雨的一番强硬的申诉之后，陈公博也有些愤怒了，说马上叫林秘书（也是翻译）打电话，叫市警察局特高处处长王岛茂来办理此事。接到林秘书的电话后，王岛茂很快就来到陈公馆。陈公博向他大发雷霆说：“真是岂有此理，赶快把人给我要回来！”陈严厉地声称：“日本人如此目无中国政府，随便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随意抓人，我这个市长没法干下去了！这是违反中日条约的，是破坏中日新关系的。”王岛茂向陈公博表示一定认真去办，请他放心。

　　虽然心里着急，李时雨照常上班。去伪市政府送批文件时，陈公博告诉他：“你太太的事，我已让王岛茂去办，你要沉着应付。”在此期间，伪组织各机关许多人向他慰问，表示关怀。李时雨便借机告诉他们：日本宪兵队随便抓人，做伪官的得不到保障！凡是与他要好的人都表示同情，不少人在陈公博面前流露出哀怨情绪，这给陈公博以很大压力。据说，陈公博曾多次叫林秘书打电话给王岛茂，催问此事。经王岛茂交涉，两周之后，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派宪兵少尉中村去北平，把孙静云接回了上海。

　　孙静云回家后的当晚，向李时雨详细地叙述了被捕后的经历。

　　原来那天夜里，孙静云先被带到虹口日本宪兵司令部，天亮后便被押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到北平后，她被押解到西交民巷日本宪兵队，受到连日审问。日本人主要是问他们与何松亭是什么关系，现在何松亭在哪里？孙静云坦然地回答说：“我们与何松亭是同乡朋友关系，只知他是银行职员、大学教授，在天津见过面，不知他的住址，更不知他现在何处。”此外，再问什么她都回答：“不知道。”宪兵队未搞出东西，便向孙静云施行了种种酷刑，灌凉水、跪砖头、用棍子打……孙静云强忍着剧痛，始终未吐露一字真情。

　　在刑讯中，孙静云与敌人展开了勇敢机智的斗争。开始审她时，拷问了几次，也没问出名堂，日本宪兵便叫翻译继续审问。这个翻译名叫王一镇，大连人。当他逼问拷打孙静云时，她正颜厉色地小声问他：“你是中国人吗？你家里姐妹不受日本人欺辱吗？为虎作伥，替日本人打中国同胞，算什么英雄好汉！”这个翻译听后手颤了一下，面有愧色。从那天起，日本宪兵再叫他刑讯时，他就不那么认真地打了，只是把孙静云的棉旗袍后身抽打得破烂不堪，而没有重创她的身体。孙静云被释放前，那个翻译悄悄地对她说：“真惭愧呀！我这个男人，还不如你这个太太。好样的，为中国人增光，你可算上女英雄啊！”孙静云说：“你以后不作帮凶，多向着中国人，还是可以赎罪的，好自为之吧！”

　　听完妻子的叙述后，李时雨这才明白，事情原来是因何松亭被敌人盯上而引起的，他们从何松亭那边掌握了他与李时雨夫妇来往的证据。叙述完被捕后的经历，孙静云把那天为什么那么爽快地跟敌人走的原因，告诉了李时雨。李时雨暗自佩服妻子想得周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虽然安全地闯过了这一关，但敌人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注意，仍暗中监视他们，有时甚至公开找麻烦。孙静云回沪后，每当上海市发生什么政治事件，日本宪兵司令部便会把李时雨找去问来问去。有一次，静安寺一带发生了爆炸事件，伪警察局特高处正忙着侦察，尚未摸到头绪，日本宪兵司令部又来找李时雨问长问短。他答复说：“我是办刑事案件的司法警官，对于搞政治案件的特高课不是内行，我正要问你们呢！怎么？你们日本宪兵队无法破案，为什么老是向我这个外行中国人求教呢？”李时雨总是这样冷言冷语，以极不耐烦的态度对付他们。尽管如此，仍不能甩掉他们的纠缠。

　　李时雨想，如此下去太被动了，这不是长久之计。可怎么摆脱鬼子的纠缠呢？他向陈公博讲了这件事，说请他帮助解决，以便自己安心工作。李时雨向陈公博发牢骚说：“日本宪兵队真不讲理，无缘无故地把我太太抓去，严刑拷打一顿放回来还不算完，现在又对我纠缠不休。这不是欺负我个人，这反映出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蔑视和欺侮！”陈公博听后当即吩咐沪西区区长卜立夫负责与日方交涉，让他一定想办法帮助李时雨解脱纠缠。

　　卜立夫是东北人，曾留日学航空，与李时雨私交甚厚。他会说日本话，与日本宪兵队比较熟，自接受陈公搏交给的任务后，很卖力气地与日方联络。他一方面向日本人吹嘘，说李时雨是陈公博的亲信，要他们看在陈市长的面子上，不要再找他的麻烦。另一方面，他用李时雨给的钱，以他的名义宴请日本人并送些礼品。这样一搞，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那几个家伙果然不再来找他的麻烦了。

　　不久，伪上海市警察局要组织一个赴日考察团，考察日本的警政。李时雨想这是个躲避日本人纠缠的好机会，便向陈公博提出要求。陈公博说：“也好，出去走走，冷一下，他们就不再找麻烦了。”

　　他们这个考察团由4人组成。除李时雨之外，还有行政处长吕琪、日本人山本科长和翻译石玉祥。李时雨他们于1944年5月中旬由上海乘飞机到日本福冈，然后到东京、神户、横滨、名古屋和大阪等地。他们参观了日本各地的法院、监狱、看守所、警察机关，还参观了防空和消防设施。与此同时，李时雨注意观察日本战时各方面的情况：商店里货物很少；饭馆门前排着长长的队；鱼、肉和蔬菜亦很少见到；车站和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女人，很少见有青壮年男人……事实证明，日本侵华战争给日本人民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参观完回国后，他们顺便参观了沈阳、长春、哈尔滨几个大城市，所到之处，只见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真是难以言状。

　　李时雨回沪后，将日本帝国主义危机四伏的窘境和沦陷区的敌情整理出一份材料，交杨宁密写并伪装好，于6月间由他带到北方上报了。

　　策反伪军 营救同志

　　1944年11月10日，61岁的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其尸体由日本运回国，埋葬在南京梅花山。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任南京伪政府行政院院长、代理主席，周佛海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一朝天子一朝臣，陈公博手下的官员绝大多数都调离上海，上海市各机关差不多都换上了周佛海的人。陈公博内定调李时雨任伪司法行政部次长，李时雨要求他将自己调太湖地区任专员，目的是找个有条件的地方搞点武装，以作下一步的打算。

　　此事正在酝酿之中，周佛海却向陈公博提出意见：“不能把人全都调走！”并指名要留下李时雨。陈公博对李时雨说：“一则去外省当专员，要同外省商量，须等待时机；二则周佛海留你，我也不好意思马上就调，只好等等再说吧。”所以，周佛海任伪上海市长兼警察局长时，李时雨继续任伪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处长，一直到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时。

　　汉奸周佛海由于早就与蒋特密切勾结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于8月12日即密令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李时雨被周佛海指派兼任其军法处副处长。

　　日本投降前夕，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即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将很快投降，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上海，先派干部进入上海发动群众，并策动伪军警武装起义，策应新四军解放上海。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任命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张执一为上海市副市长，并决定派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的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由于李时雨的掩护职业有条件对上海伪军警进行策反，因此党组织决定李时雨和孙静云由张执一直接领导。

　　张执一与李时雨接关系是在李时雨的办公室。那时正值8月中旬，张执一身穿短袖汗衫，短裤长袜，头戴白布小帽，化装成“上海小开”的样子。他们见面后，他即要李时雨帮他搞一张证明卡，以应付检查。李时雨立刻就叫防犯科给他一张“防犯协会”的通行证，使他在上海能通行无阻。次日晚，张执一到李时雨家向他和孙静云说明了当前的任务，主要是策动伪军警起义，以达到里应外合夺取上海之目的。李时雨将能够争取过来的伪保安队刘铁城团和其他团的情况向张作了汇报，张执一嘱咐李时雨立即着手进行策反工作。他还说：“根据华中局决定，起义成功后，即宣布成立人民解放军上海总司令部，以陈伟达为总司令，我为总政治委员。”他要李时雨把伪军警发动起来，组成一个师，由李时雨担任师政治委员。

　　李时雨接受任务后，分别去找伪保安队第一团团长刘铁城、原教导团政训室主任李国章和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孙耀东做工作。他们都表示愿意跟着他走，投向我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立功。他们几人还聚在一起，以结盟的方式共同发誓：一定保守秘密，做到患难与共，永不背信弃义……随后，李时雨以加强上海治安为名，向周佛海提议将刘铁城团由外县调到上海近郊董家渡一带设防。他计划以刘铁城团为主力，加上能策反过来的其他团的几个大队，改编成一个师，拟定由李时雨担任师政委，刘铁城任师长，李国章任政治部主任，孙耀东负责筹办军需。张执一表示同意李时雨这个计划，并亲自同他到准备起义的部队秘密视察了解情况，同时指示要准备改编和听候调遣。

　　在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夜，即1945年8月14日傍晚，上海日本军警头目把全市伪军警高级官员召集在亚尔培路一个“俱乐部”里，名义上是举办晚宴，但实际上是将他们看管起来。饭后，日方让与会人员打台球或玩麻将牌，不许走开，直到15日凌晨才放李时雨他们走。后来才知道，在8月12日和13日，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战与降的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在日军警将李时雨们看管之时，他们尚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通知。他们的意图是，如果他们的上级决定打，就把这些伪军警官员扣起来，以防中国人里应外合。如果他们上级决定投降，就把这些人放了。

　　8月15日凌晨他们被放回家时，大家彼此会心一笑，而看看日本人，则多是垂头丧气。李时雨到伪警察局时，见司法处副处长菅贤二郎头上扎着湿毛巾，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然是痛哭之后的样子。很快就听到了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那些平时作恶多端的日本警官惧怕中国人报复他们，大多躲藏起来，不敢露面。

　　日本投降后不几天，李时雨的老同学范纪曼来军法处找李时雨，说有两个同志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其中一个叫杨树田，原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是杨靖宇将军的弟弟。范纪曼要李时雨趁此时局混乱之机，将他俩营救出来。

　　范纪曼又名范贤才、范幼文等，是个老党员。他1906年3月生，四川梁平人（今属重庆市），大学文化程度，通晓日、俄、德文，擅长油画，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第一届梁平县委书记。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过程中，曾被法、日本宪兵、国民党逮捕。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回川工作。同年9月，他在梁山成立特别支部，年底省委批准成立中共梁山县委，指定他任县委书记兼管军事。1931年1月，他被调至上海，担任法南区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交通联络员。

　　李时雨与范纪曼是在北平的大学里相识的。1931年9月，范纪曼到达北平，一面找党，一面求学，很快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并被推举为学院学生会会长。1942年8月，范纪曼受党组织指示，去南京搜集日军军事情报，潜入伪中央大学担任训育主任兼艺术系教授，他修养高，又精通几国外语，是周佛海家的座上客，顺便把周佛海的儿子发展成了地下党。后来范纪曼被人告发是共产党人，他于1943年5月被迫离开南京重返上海，做国际情报工作。

　　接到营救任务后，李时雨与范纪曼商量了一下行动方案。这天，他俩都穿着有少将军衔的军服，乘坐李时雨的汽车，来到提篮桥监狱。李时雨指着范纪曼对沈关泉典狱长说：“这位是从重庆来的范高参，专程来接在押犯人李一鸣和杨书田，请你接待吧！”又说：“此案是要和我们行动总司令部军法处会同办理，所以，我们得一起来。”沈典狱长听说是重庆方面来的要员，也不敢怠慢，便立即命令狱吏查其在哪个监号。不多时，狱吏报告说：“此案是日军司令部办的苏联谍报案，李一鸣前几天被日本人要去了，只剩杨树田一个人。”范纪曼说；“那就提他一个人吧！”

　　几分钟后，杨树田扛着破被子被看守带到台阶下边。范纪曼走近杨树田，低声用俄语说：“若是他们问，你就说是我的部下。”然后，回头对李时雨说：“老李，人来了，咱们带走吧。”可是，典狱长要提人收据。范纪曼随机应变，装出国民党军人那种蛮横的凶相，用训斥地口吻说：“日本已经投降了，你还要他妈的什么收条，还想帮日本人唬吗？真是个混蛋！”沈典狱长害怕了，连忙说：“是是，我遵命！可是，没有提人手续，我也不好向上面交待呀，请长官原谅！”李时雨急于把杨树田接出监狱，考虑弄僵了不好办，便打圆场说：“提人的收据由我来写吧！”这才打破僵局，救出了杨树田。

　　本来张执一、李时雨等人准备在上海策动起义，后来因形势变化，党中央于1945年8月21日发出了“停止举行起义”的电令，党中央此时已把战略转移到东北。党组织重新布置了工作，他们仍在张执一、刘人寿的领导下担任侦察敌情的工作。

　　将计就计 打进军统

　　1945年10月，戴笠接管上海后，开始大规模“肃奸”（即逮捕汪伪人员）。李时雨此时面临选择：要么继续潜伏在上海，要么去参加解放东北的战斗。在等待党组织指示期间，李时雨的旧日“好友”、大律师余祥琴劝他留在上海。原来，余祥琴的真实身份是军统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时雨兄，跟着我干吧，保你大有作为。”余祥琴劝他。李时雨本来不愿和军统打交道，但打入军统能为党获取更多的重要情报。一番思量后，李时雨决定留下来，但表面上还得推辞一番：“我愿意跟祥琴兄干，但听说军统要‘肃奸’，我怕……”余祥琴不以为然：“我既让你留下，就能保你的性命。沪郊情报站过去报了好些‘空额’，随便给你安一个就行。”余祥琴要他再拉一些警察局的人，作为进“组织”的见面礼。

　　李时雨立即将此情况向刘人寿、张执一汇报。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让李时雨将计就计，打进军统去。李时雨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军统“特务”。

　　在国共两党接收日本投降的同时，民众要求惩治汉奸的呼声越来越高。周佛海为蒋介石效命，为维持敌占区的秩序，等候国民党政府的接收，是出了力的。但在全国人民要求严惩大汉奸的呼声中，蒋介石不得不命戴笠于9月30日用飞机把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等人送往重庆，名曰“移地关押”，实则保护起来。随后，蒋介石又迫于舆论压力，于10月10日将周、罗、丁等人逮捕；10月13日大汉奸陈公博由日本被引渡回南京，关进老虎桥监狱，尔后转押在苏州监狱。

　　国民党开始接收上海后，刘铁城部接受了国民党的新式武器，并调离上海开往常州一带。李时雨及时向党组织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因此刘铁城部刚到目的地，尚未站稳脚跟，便被我军全部击溃了。

　　熊剑东率伪税警总团开往瓜洲时，也是李时雨及时提供情报，令其被我军一举歼灭的。李时雨还从伪军中搞到10多支头号左轮手枪和数百发子弹，交给张执一。张执一机警而有胆略，乘李时雨的汽车将枪弹亲自送至外白渡桥边，用小船运出了上海，送给新四军部队。

　　李时雨打进军统之后，开始是以余祥琴的“沪郊指挥部”为掩护，随余参加他们逮捕、审讯汉奸的工作。由于常与特务们接触，李时雨了解到不少有关军统的人事、组织、特务活动以及国民党接收上海市的各种情况。

　　后来军统上海区改组，余祥琴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此站下分三组：第一组是政治组，专搞共产党的情报；第二组是社会组，专搞上海社会动态，即每日发生的重大事情；第三组是经济组，专门搜集上海经济界的情况。余祥琴推荐李时雨担任第二组组长。

　　军统列出100多名汪伪政府高级官员名单，要他提供详细地址。李时雨对名单上的官员早已恨入骨髓，现在正是以恶除恶的好时机。他迅速把掌握的情况报给军统本部，那些汉奸纷纷落网。李时雨在“肃奸”中立了大功，受到戴笠的褒奖。

　　李时雨逐步深入魔窟，利用职权之便，直接看到军统对所属区、站的指令、通报及通知等重要文件。他选择其有价值的文件交给我地下党的负责同志看，从而使我党了解到军统特务们是如何活动，以及他们怎样监视、侦察、追踪某人或某事等等。这对于保卫我党我军和进步群众的安全，防止敌人破坏，避免或减少革命事业的损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期间，审讯汉奸对军统来说只是临时性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忙于重新建立上海特区和各省市的军统组织，以对付共产党和解放军，破坏和谈，发动内战；其次，便是改编伪军组织，建立交警队，以控制主要铁路、公路。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大搞劫收，即借逮捕审讯汉奸之机，搞“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条子、票子、女子”。

　　李时雨被余祥琴推荐担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后，余专为他安排了一所房子办公。他不常去那里，只隔几天去看看文件。他把原伪警察局各分局司法股的人员拉了10多位，要他们把每天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报来。按这个组的原定任务来说，他以为这样做满可以应付得过去，哪里知道却并不能满足区里的要求。比如某日某地发生聚众抢米事件，只把事件发生的情况报上还不行，还必须查出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背景，也就是说，要指出是什么人在背后策动的。

　　李时雨感到这个差事不好干。他虽然潜入敌占区从事情报工作多年，但掩护职业一直是上层政府的公职，容易把本职工作完成，并可以利用职权和机会去搜集我党需要的情报资料。现在不是这样了，这个职位是给敌人以情报资料，这是他不情愿干的事情，所以军统上海区几次指责他这个组的工作没有成绩。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的领导曾与他商议是不是编些假的，或过时的，或似是而非的情报去应付他们。李时雨说，不能那样做。他的想法是，宁可让他们认为自己对这个工作无知无能，也不能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

　　与此同时，李时雨对余祥琴说，自己在这方面既无线索又无经验，他拉过来的原伪警察局人员是搞刑事案件的，对此工作也是外行。尽管余祥琴说过，军统对拉进汪伪组织的人员是利用，不会认真审查，而督查处和军法处对李时雨却进行了秘密审查。

　　李时雨当时察觉到军统在对他进行侦察，但不知道是怎样引起他们怀疑的。事后他才知道，军法处的沈维翰与余祥琴在审讯汉奸当中，因争权夺利发生了矛盾，因他是余祥琴拉过来的人，沈维翰当然想在他身上找碴子以对付余祥琴。他们在侦察中，了解到李时雨的夫人孙静云和他的弟弟李春芳曾因共产党抗日嫌疑而被捕过。因此想以此为突破口，抓住李时雨的把柄后再用来对付余祥琴。

　　沈维翰在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便以此作文章，拍电报给去北平部署工作的戴笠，简陈案由，请求批准扣押李时雨。戴笠接到军法处处长沈维翰的密电请示后，认为李时雨是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可能是共产党，不同意逮捕。巧的是，戴笠于1946年3月份因坠机身亡。

　　几乎是在戴笠被摔死的同时，1946年3月底国民党将周佛海、罗群强、丁默邨等人由重庆解押至南京老虎桥监狱。法院经过起诉审理，先判处周佛海死刑，后又经周妻杨淑慧四处活动，得到蒋介石的照顾，改判为无期徒刑。两年后，周佛海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6年5月，陈公博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个汉奸就这样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戴笠死后，军统特务内部相互倾轧更为加剧。那些嫡系特务对余祥琴开始找麻烦，对李时雨则一再指责工作没有成绩，并继续暗中侦察。李时雨早就有所察觉，张执一也从另一方面得到情报，获悉军统特务在秘密侦察并随时准备逮捕李时雨。所以，当他提出撤离上海时，张执一便立即同意了。张执一除了安排一位交通员负责随时准备送李时雨的家属去苏北外，还指示他到东北找陶铸接关系，由他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