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祖父 (3)

　　祖父自打年轻的时候起，从刚刚开始经商就记录每一项收入和支出—包括小到一便士的慈善捐款，从而建立了一系列账册—首先是账册A，如今该账册保存在波坎蒂克山上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此后，档案记录成了一种家族传统。父亲学着祖父的样子记账，并努力要求我这一代“照葫芦画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也试图要求我自己的孩子们这么做，结果成效不佳。

　　祖父这么做是遵循宗教缴纳捐税的教义，即将自己收入的1\/10捐献给教堂，或做其他善举。随着他的收入的增加，他的慈善捐款数额也相应增多，一般都达到了他对自己承诺过的捐税比例。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祖父发现自己很难亲自处理慈善捐款事宜。事实上，这是他在那些年感觉到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感觉到自己不仅有责任给予，而且还要做得聪明，如此难度就增加了许多。“给钱很容易造成伤害”，他写道。那个时候，他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而处理其中仅仅10%的资金就占用了所有时间。他的最终解决办法是聘请浸礼会教徒弗雷德里克·T·盖茨主教，请他制定一个更加周全、更加系统的方案，对要求获得资金的所有个人和机构进行评估。幸运的是，盖茨的知识面很广，颇具智慧。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设计分配了一半以上的财富。剩余的大部分最终交给了父亲，而父亲又用毕生的精力继承并发扬他们的善举。

　　有人说，祖父和父亲—以及安德鲁·卡内基—一起开创了现代慈善事业。这种说法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言过其实。他们两人所做的是强调有必要调整慈善活动的方向，从医治社会问题的“病症”转向理解并消除其背后的“病根”。这种转变促使他们两人都相信科学改造社会，支持在诸多领域里的专家开展工作。

　　祖父的第一个主要慈善项目是在19世纪90年代创建的芝加哥大学。不过，祖父是在20世纪交替之后才将商务事宜抛在一边，把主要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上的。他首先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于1901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

　　祖父的设想—那是在与盖茨、我父亲以及该研究院的首席董事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密切合作研究后提出的—是要按照欧洲的巴斯德和柯霍的机构模式建立一个研究设施。在创建该研究院的时候，祖父应用了他在一开始用于标准石油公司的原则：他聘请了人才，并给予他们权力。虽然他介入了初创和计划阶段的工作，但一旦研究院成立、运作起来，他便打定主意不干预研究院的管理。他认为把指挥权交给教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合适的。父亲当上了理事会的总裁，确保独立科学研究政策得到严格的执行。

　　祖父接下来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大众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 GEB）—是因为他希望在美国南部建立一个公共教育系统，让黑人和白人都受益。祖父给大众教育委员会的捐赠和经营资金在其30年的历史中接近1.3亿美元。大众教育委员会与地方和州政府密切合作，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我们家族一直推崇的公私合作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案例。

　　创建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第一家明确着眼于全球的慈善组织，也是祖父慈善事业的顶点—要建立一个机构，能够精明地管理他的资产，用于慈善目的。祖父为基金会提供的捐助—10年内共计大约1.82亿美元，按照今天的美元价值，相当于20多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其他机构。基金会对抗过钩虫、黄热病、疟疾、肺结核以及其他传染疾病。后来，它成为开发玉米、小麦和稻子的各种杂交品种的领袖，构成了绿色革命的基础，而绿色革命为改造世界各地的粮食种植作出了重大贡献。

　　公共关系

　　有人经常指责祖父的慈善捐助不过是一种公关之举，其目的是要在一辈子贪婪赚钱之后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如果他当真是出于这种动机，难道他需要花费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来实现该目的吗？

　　公共关系的先驱艾维·李常常被指责为祖父制订了详尽的公关计划，包括创建庞大的基金会和让祖父施舍亮晶晶的硬币，把他冷酷无情的强盗男爵形象转变成了一个心地善良、慈祥温和的老头。这些说法大多荒谬不经。祖父赠送硬币的目的是，与在高尔夫球场上或走在街上不经意遇到的人们建立融洽的关系。这有助于打破彼此之间的僵局，让人们变得轻松一些。而此举常常奏效。

　　事实上，祖父对自己的慈善事业所带来的公共关系方面的改善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他甚至不允许在芝加哥大学或大众教育委员会使用他的名字，而洛克菲勒研究院用上他的名字，也是他几经犹豫后才勉强答应的。很难想象祖父会在不允许标准石油公司驳斥小报记者散布的诽谤之辞后，竟然将自己的大量财富用来操纵公众对他的看法。人们不得不相信—反正我不信—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次良知危机，才可能迫使他散发自己的“不义之财”。

　　祖父从来没有对我父亲、对他的孙子孙女或任何人说过半句后悔经商的话。他相信标准石油公司造福了社会，并为自己在创建这家公司中所起的作用而感到欣慰。

　　那么，祖父的慈善之举如何解释呢？在我看来，其根源在于他受到的宗教教诲和他自己的人生体验。艾达·塔贝尔之流选择了要把祖父描绘成贪婪本质的形象和自私的个人主义的缩影。祖父是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赋予了该词不同的含义。他拒绝把个人主义视同自私自利、个人利益膨胀的说法。相反，他给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实现某种价值并将该价值回报给抚育自己成长的社会的自由。我相信，这正是他慈善之举的根源和目的。

　　至于父亲，他不仅没有为祖父感到丝毫的羞愧，而且为他以及他的许多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如果父亲有什么矛盾心理的话—他的确心里感到矛盾—那就是他自叹不如。在自己一生大部分时间里，我父亲—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对自己的评价是：他不过是在踏着伟人的足迹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