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这种任务对于我这个位置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是个少尉，却在跟已经成规模的情报部门—包括威廉·多诺万上校的战略情报部—竞争。但是，我也有些优势。我会说法语，比大多数人都理解政治和经济形势。此外，我持有写给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物的介绍信，而其中的两人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在北非的总经理亨利·谢瓦利尔在阿尔及尔已经生活了多年，在北非各地的商圈里拥有大量的关系。亨利把我介绍给了几个殖民地移民（法裔阿尔及尔人）和一些在德国占领北非后离开法国的人。在那些离开法国的人当中，包括艾尔弗雷德·波斯—国家商业银行北非分行系统很有影响力的负责人，他把我介绍给了权势显赫的阿拉伯商人和政治领袖。
我父亲的老朋友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总理替我写信给加拿大驻北非的高级代表乔治·瓦尼埃（George Vanier）将军。我与瓦尼埃将军建立起来的友谊又让我联系上了盟国外交界的一些人以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若非如此，我是很难与这些人见面的。瓦尼埃的武官莫里斯·福戈特上校邀请我跟一群武官一起参加“摩洛哥十日游”。那次旅行使我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加深了我对法国在北非岌岌可危的地位的理解。
我还开始接触盟国外交圈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里的高级人物，包括坚决支持吉罗的罗伯特·墨菲大使—正是他为盟军在北非的登陆铺平了道路。我还见到了墨菲的几个着名副领事，比如后来跟我一样也加入了大通银行的里奇韦·奈特。我正是在阿尔及尔第一次结识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创始人、当时负责战场心理战计划的威廉·佩利和他当时的副手之一、后来成了《财富》杂志出版商的C·D·杰克逊。
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建立了一个范围广大、人数众多的情报网络，使我能够深思熟虑地报告北非当前的政治形势。斯威策上校看到了我的工作成绩，便主动给予帮助，甚至批准我短暂出访阿尔及尔、摩洛哥和突尼斯各地—驾驶吉普车走大约一万英里—以及用两个星期时间访问开罗和伊斯坦布尔，以便加深我与法国情报官员的联系。我们估计华盛顿方面的反应是肯定的，因为我没有被喊停。
内幕
我所开展的关系中，最有价值的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指挥部的内部。尤其有两个人能让我获得吉罗与戴高乐之间纷争的内幕消息。母亲的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了戴高乐的副官艾典·伯林·德罗齐尔。跟戴高乐的大多数随同人员一样，艾典与大多数美国人都保持着冷冰冰的距离，但他对我十分友好，有时为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更加爽快的是吉罗的副官利昂·德罗森。从俄国革命中逃出来避难的利昂从底层一步步上来，成了菲亚特组装厂在普罗旺斯的主任。1939年，他加入了法国的外国兵团，1942年年底当上了吉罗的副官。我和利昂成了好朋友，他非常愿意为我提供有关戴高乐与吉罗之间争斗的情报，因为—毫无疑问—他感觉这种情报能够传送到华盛顿富有同情心的人那里。
连利昂也意识到，吉罗在政治上的无能以及他与保守型政治圈子的关系，使得他很难赢得与戴高乐的政治斗争。在另一方面，戴高乐则既精明又无情，逐步地占了上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吉罗变得越来越孤立。当我驱车行驶在阿尔及尔的主要街道—共和国大道—的时候，我看见法国三色国旗旁边飘起越来越多的蓝白洛林十字旗—那是戴高乐的解放标记。
1944年4月，斗争结束了。戴高乐将吉罗挤出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并将他流放到奥兰附近的穆斯塔加奈姆。几个星期以后，也就是吉罗幸免于一次暗杀企图后不久，利昂邀请我周末去看他们。我跟将军谈了几个小时，他向我详细讲述了自己越狱的经过、他在法国南部几个月东躲西藏的日子，以及在那几个星期里他如何与盟军谈判，从而使其进驻北非的。吉罗是个颇具军人气质的骄傲的人，带着尊严悲伤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他让我看到了政治形势—该形势对战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向华盛顿作了汇报。
我的许多报告都集中在马格里布各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中间力量越来越强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上。我在一份报告中说：“德国在北非阿拉伯人中的宣传不再起作用，阿拉伯人支持盟国。在阿尔及尔，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没有根本的敌视……阿拉伯人主要反对的是殖民地移民……北非穆斯林的最终目标据说是要取得与其他民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
我很清楚，尽管阿尔及尔已经被纳入“作为宗主国的法国”，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却仇恨法国的控制。1960年的阿拉伯起义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推到了高潮，这种意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初见端倪。然而，独立目标的实现经过了一次惨烈的殖民战争，法兰西共和国因此差点崩溃。
虽然我在北非的职责并不危险，但却出现过几次极端的险情。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一次是在我从摩洛哥到奥兰的常规飞行中，而且并不是因为敌人的炮火。当时我正乘坐一架DC–3，凑巧跟阿德莱·史蒂文森同行—这位美国海军部长的助手当时正在执行任务。我们遇到了严重的湍流，但真正的问题是云层的遮盖让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方位而在奥兰着陆。飞机没有配备雷达，飞行员盘旋了很长时间，希望能够找到浮云的缝隙。我从飞行员的肩膀上方看过去，发现燃油指针正恐怖地指向零。飞行员明显露出紧张的神色，阿德莱脸已经绿了，我的脸色恐怕也没什么两样。万般无奈之下，飞行员驾机穿过云层，以辨明自己的位置，希望我们不会撞上沿海的山梁。我们不知下降了多长时间，最后终于穿过了云层，到达了大约100英尺高的降落地带。飞行员安全着陆，可怕的飞行在平淡无奇中结束了。
回家探亲
1944年7月，斯威策上校安排我作为信使护送我们的情报邮袋到华盛顿。到达目的地后，我获准放假15天，看望佩吉和孩子们。现在，我们有了3个孩子：最小的内瓦在6月出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这是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现役军人很少有机会享受。同时，我还有机会向佩吉保证说，我很在乎她，很想念她，并告诉她在我的生活中她有多么重要。她是有理由担忧的，因为我的书信尽管十分频繁，却总要耽搁几个星期。问题出在缩印邮递系统：信写在一张纸上，经过检查后制成缩微胶片送到美国，然后再放大恢复至原来的尺寸，最后再邮寄。这个复杂的过程让佩吉倍感焦虑。我的假期实在太短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深入聊一聊，我又该归队了。
法国西南
我回到阿尔及尔的时候，正赶上1944年8月盟军进军法国南部的前夕。阿尔及尔这座城市变得死气沉沉，我几乎已是无所事事。我急于调动工作，最后，我终于在10月初接到了新命令，我临时被调到T部队—那是附属于亚历山大·帕奇的第七集团军的一个前线情报部门，当时已经沿着罗纳河前进，在里昂附近加入了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我在法国东部的多勒附近加入了队伍。前线只有几英里远，人员和物资不断地送往莱茵河方向，炮火声时时在耳边响起。
T部队是詹姆斯·庞佩利上校的“发明”。我刚到的时候，他已经是北非联合情报署在阿尔及尔的副指挥官了。该部队的任务是和前线作战部队一起行动，在敌人实施破坏之前获取科技情报。然而，上校想着给我安排一种不同的工作。他很欣赏我在阿尔及尔的工作，要求把我调去负责一个特殊的任务。庞佩利告诉我，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在罗纳河以西、卢瓦尔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没有多少可靠的情报，而在朝着莱茵河方向迅速追赶德国部队的过程中，该地区被忽略了。有消息说，德国的党卫军部队在该地区活动；还有消息说法国共产党的抵抗力量控制了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只待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已经知道西班牙共和军的队伍还沿着西班牙的交界处活动。由于各个抵抗组织在通过战地军事审判和即决执行的方式，借口清除通敌分子来清算旧账，因而局面有演变成内战的危险。
庞佩利上校命令我评估一下政治形势、经济状况以及外国部队或当地激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对盟军或位于法国西南端的法国新政府的政权构成了威胁。庞佩利笼统地分配了我的任务，要我自己设法完成使命。
邂逅毕加索
由于要成功地完成这次任务，就必须取得新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的支持，因此我赶到巴黎，寻求跟随戴高乐一起从阿尔及尔迁移到法国的几个老朋友的帮助。我用了几天时间走访政府各部门和军事情报局，取得了几份事后证明具有重大价值的“致有关人士”的信函。
一天上午，我碰巧遇到了阿尔及尔大学前校长亨利·劳吉尔，他在阿尔及尔的时候曾经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他邀请我到他情人柯特里夫人的家与他共进午餐。柯特里夫人是巴黎的一个艺术品经销商，我母亲在战前曾与她打过交道。她的丈夫是阿尔及尔君士坦丁一个年迈的前议员，眼下只能坐在轮椅上，待在楼上的卧室里。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午餐会的第四位来宾是毕加索。劳吉尔告诉我，毕加索在战前也是柯特里夫人的情人。
虽然还不是那么赫赫有名，毕加索当时也已经是个人物。他很抑郁，没谈论多少有关他在战争时期静静地生活在法国南部的经历。1944年秋天，他刚返回巴黎就加入了共产党。但是，他对我还是很热情、友好，知道我母亲是他的绘画和复制品的一个早期收藏者后，他非常高兴。那些收藏品是母亲在战前通过柯特里夫人在纽约获得的。
那次午餐虽然有些窘迫，却令人难忘。年迈的议员一直待在楼上，而我和他的妻子、毕加索、劳吉尔享受着丰盛的美味。无论是柯特里夫人还是她的两位情人朋友，对他们过去或眼下的关系都丝毫不觉尴尬，甚至是在我们一起上楼看望她丈夫的时候也很自然。
与世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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