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后不久，我就接受了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关于进大通银行的提议。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我对于为政府或非营利机构工作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我与好几个人讨论了我的各种选择，包括安娜·罗森堡。她认为在大通银行培训一两年是有用的，但我“会觉得它作为长期从事的一种事业，挑战性不够”。安娜错了。事实上，在后来的35年里，我完全投入到商业银行家那种吸引人而个人回报丰厚的生活中去了。在那些年里，我有数次机会担任内阁官员或大使的职位。那些很有吸引力的工作，我一个都没有接受，但我丝毫不后悔，因为我在大通银行的事业为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为我提供了参与公共和政府事务的、虽然颇为不同却同样令人充实满足的途径。
大通银行
1946年4月，我加入的大通银行是一家拥有显赫历史的令人敬畏的机构。它成立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初通过一系列兼并活动而成长起来，在战争年代一跃成为全美最大的商业银行。1945年年底，大通的总资产达到61亿美元，存款57亿美元，员工7 000人，其中有许多人跟我一样刚刚从部队退伍。大通尤其感到骄傲的是，自己是全美最大、最好的“批发”银行，处理着美国大型公司的信贷需求，为成千上万家国内外代理银行扮演“银行家的银行”的角色，并为国家的主要外贸交易提供融资。另一方面，大通对银行业的“零售”业务、对扩大其国际业务没有什么兴趣，而对这两个领域，我却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在后来的30年里竭力开拓。
洛克菲勒“家族银行”
大通常常被叫做洛克菲勒的“家族银行”，意思是我们拥有或者至少控制着该银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我们家多年来与大通有着一些牢固的关系。20世纪初，祖父购买了纽约几家银行的股份，包括大通的前身之一公平信托公司（Equitable Trust Company）。1921年，他将自己在公平信托公司里的股票利益—总计占发行股票的大约10%—给了父亲，使他成了该银行最大的股东。
但是，在1929年年底之前，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在银行的管理方面扮演过任何直接的角色，而那年年底我们的直接介入，也是由于发生了一系列不寻常的事情。公平信托公司的律师事务所默里–普伦蒂斯（Murray & Prentice）多年来一直为我们家处理公司和信托业务。我舅舅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母亲最小的弟弟—于1918年进了这家事务所，并迅速成为一名高级合伙人，负责公平信托公司和其他客户。
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初期，父亲和其他股东们开始担心公平信托公司的稳定性。没过多久，公平信托公司的总裁猝死。父亲建议温思罗普临时接替。温思罗普勉强接受了这个职位，但坚持只干一年。
温思罗普当上总裁后，想找一个金融伙伴提供国内力量和支持。他找到了大通这个伙伴—全美最强大的国内银行之一。1930年年初，他谈成了兼并大通事宜，创建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银行。父亲全力支持兼并之举，并被允许委派两名代表—代表人数总计25人—进入新银行的董事会。虽然父亲的股权因为兼并而减少到大约4%，但他还是联合银行最大的股东。兼并之后，大通银行非常成功的杰出董事长艾伯特·威金（Albert Wiggin）成了联合银行的董事长，温思罗普担任总裁。①
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
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是个英俊的男人，长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以及奥尔德里奇家族颇有特色的鼻子。他极富魅力，在纽约的社交生活当中非常活跃，但随着名望和地位的上升，他变得相当自命不凡。
按照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后来告诉我的，他一心想着兼并后不久就回到他的律师事务所。但是，1933年年底，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艾伯特·威金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他曾经将银行的大笔资金以优惠的条件贷给自己和他的同事，而在1929年大崩溃期间，他们通过卖空大通银行股票赚取了1 000万美元！在这些真相面前，父亲震惊了。在他的强大压力下，威金和另外两名高级官员引咎辞职。大通银行董事会决定，长期以来一直坚决提倡商务活动道德、提倡金融改革的温思罗普是领导银行度过危机的最有资格的人选，便说服他留任董事长。
温思罗普坚持认为，这类胡作非为之所以容易出现，是因为商业银行允许拥有投资金融类分支机构，而那些分支机构又使威金等人能够实施假公济私的行为。1933年，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强烈支持那年付诸实施的两项重大结构改革：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的《格拉斯–斯蒂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和创建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强迫公司注册自己的股票并作出定期重大财务披露的《证券法案》（Securities Act）。
华尔街和美国金融界都尊重温思罗普，而大通银行在他掌舵的20年里也兴旺发达起来。但是，温思罗普没有接受过银行家的培训，很少介入银行的日常经营。他喜欢商界政治家的角色，成了美国金融界出类拔萃的代言人。温思罗普脱离大通银行经营的不利一面是，一群对金融的看法比较狭隘的高级官员主宰着银行的运营，阻碍了管理结构和机构的有效发展。
大通文化
我没用多少时间就发现，大通不但具有巨大的力量，也有一些显着的弱点。在我看来，它最严重的弱点是在管理领域里的不足和介入国际市场方面的不足。虽然银行权势显赫，影响力很大，但在许多方面，它还只是一个简单得多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没有预算，没有综合性业务计划，没有正式的组织结构图—简单地说，人们认为大型复杂的金融企业实施有效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工具，我们几乎都没有。我记得我走进温思罗普的办公室争辩说，解决大通面临的问题—增长缓慢、存款额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关键在于预算，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筹划未来，更加合理地安排我们的资产和人员。温思罗普的答复是，银行从来就没有过预算，现在也没有理由制定这种预算。
另一个问题是大通团队狭隘的态度和禀性。他们中只有几个人拥有大学学位，大多数人是通过个人奋斗从出纳或收银员一点一点干上来的。作为一个集团，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外之外，他们缺乏宽阔的视野，缺乏对银行或对自身行业可能产生影响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认知。大通的大多数官员认可的思路是，银行学—金融、会计和套利—是可以传授的，但银行运作的“艺术”是无法通过做长期学徒而学到的。据我所知，这种学徒制度源自美第奇时代。该制度在当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严格的财会和信贷分析标准一直是对我们的贷款官员的要求。但是，大通官员们的倾向性意见是，一些比较新的管理原则—人力资源、计划制订、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不值得信贷官员投入时间和精力。在这种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在银行占主导地位的旧观念里，模范官员是发放赢利贷款的人，其余的统统属于能力比较逊色的人。
年薪3 500美元乘地铁的上班族
我在大通银行的头12年里—直到我于1957年当上了副董事长，每天都乘坐列克星敦大道的地铁上班。跟许多乘公交车上下班的人一样，我学会了非常熟练地将报纸叠成长条，一只手拉着吊环，一边阅读报纸，同时用两条腿夹住公文包。
在高等教育和管理技能都不受重视的环境里，我并未将自己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广而告之—那样会显得很小气。但是，我的确向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提出，经济学博士学位本身意味着—最低限度—我不应当被要求必须参加银行非常优秀的信贷培训计划，他同意了。我已经30岁了，急切地想从事我的事业，我的脑子里装满了比分析盈亏表和收入报表更宏伟的想法。我后来对当时的这个决定非常后悔，而且在我后来试图改变银行的文化时让我付出了代价。它意味着我从来都不能与我试图说服的人们有同样的想法，它只是让许多人更加确信，反正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学过新信贷课程的毕业生从职员起步，经过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后才成为官员—如果他们表现好的话。我一开始是对外部的经理助理—那是最低级别的官员，年薪3 500美元。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十八松树街的10层，我在那个占了整整一层、安排了二三十张木桌的通间里有了一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都配了两把椅子，一边一把，留给客户或秘书部的秘书用。我就是在这里度过了我在大通银行的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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