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们的运气好得多—荷兰人拥有的国民商业银行将其在新加坡、曼谷、中国香港和日本的分行网络系统以2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我们。这次收购使我们再次回到中国香港，并在两个大有希望的国家—泰国和新加坡—直接建立了新势力范围。30多位经验丰富的荷兰经理人员随着这些分行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的才华和关系对大通的地区扩张是无价之宝。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在雅加达原先的商业大楼里开设了一个新的分支机构，在马来西亚、越南南部和韩国也设立了分行。在那个10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就绪，要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为该地区飞速的经济增长提供融资方面扮演强大的角色。
在非洲的跌宕起伏
要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立足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1959年，我在穿越非洲大陆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一些机会，但美国银行要进入这些地区所面临的障碍同样有很多。前殖民地政权已经认可了独立，但同时也确保了它们的银行将继续垄断那些地区。这一事实恰好与大多数非洲国家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相吻合，使得美国银行想进入这些国家，不仅困难重重，而且要耗费大量时间。
我们的确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尼日利亚的拉格斯和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设立了分行。但是，要全面覆盖这个极其富饶的大陆，显然有赖于大通与已经坐落在那里的英国、法国或比利时某个大型海外银行的合作。1965年，这样的机会出乎意料地自己找上了门：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董事长西里尔·霍克爵士完全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我们购买他的银行的南非分支机构的少数股权，以防银行被国有化。
霍克刚刚将标准银行与西非银行（Bank of West Africa）合并，创建了一个拥有1 100多个分支的机构，分布在非洲和波斯湾的大部分说英语的地区。我们认定，银行的母公司更加适合我们的目标，提议要购买标准银行本身25%的股份。见我们要那么大的份额，霍克和英格兰银行都退缩了回去，但最终同意我们用2 1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标准银行14.5%的股份，成为他们最大的股东。
一个额外的好处是，西里尔爵士作为一名保守的英国银行家与乔治·钱皮恩相处和睦。他们两人开始勾画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包含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美国在内的一个强大的全球金融单位。看来，乔治已经理解了我的观点，但他从来不承认这个事实。
虽然标准银行答应赋予大通经营影响力，以及我们在非洲主要市场扩大我们自身业务的机会，结果却并非如此。
我从一开始就强调，大通需要增多在标准银行的股份，以确保我们在银行的全球运作方面有真正的发言权，使我们能够加强我们在非洲的活动。霍克和钱皮恩却不支持，认为这是与他们的宏伟计划相对立的。不过几年时间，形势已经十分明朗—正如一份内部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大通在管理方面的参与已经逐渐减少”。这可不是原先设想的全球化伙伴关系。
1969年，乔治退休后，我决定挽救这一局面。我与英国的国民西敏寺银行（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该银行拥有的标准银行股份少得多，但仍然是个相当大的比例—的董事长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同意，我们两家都应当寻求将自己的股份提高到20%，这样我们就能有效地控制标准银行的经营。霍克和他的董事会（包括乔治·钱皮恩，虽然他已经从大通退休）坚决反对我们的举动，英格兰银行也一样—该银行可能是应霍克的请求进行了干预，阻止我们从大众市场获取股份。
我们的战略暴露了以后，霍克立刻展开反击。在没有征求国民西敏寺银行或大通银行意见的情况下，霍克抢先将标准银行与英国另一家殖民银行—渣打银行—合并。霍克的行动将大通在合并后的银行里的权益减少到10%以下。
该合并还构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使我们难以继续持有标准渣打银行的股份，因为在渣打银行广泛的全球网络中，有一家由两个分行组成的旧金山小银行。虽然大通在这家加利福尼亚银行中只有微不足道的间接权益，但美联储裁定，大通违反了关于禁止美国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规定。我们请标准渣打银行卖掉加利福尼亚的这家分支机构，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结果，1975年，在经过向美联储无数次申诉之后，我们不得不卖掉了我们在标准渣打银行中的权益。
虽然我们在标准银行的投资实现了4 200万美元的利润，但这种关系的终止标志着大通的一大挫折。我们在非洲大部分国家里的势力一夜之间被削弱，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创建区域网络。
全球投资银行的失败
虽然开发全球分行网络对于大通成为跨国银行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扩展到其他国际金融领域的能力，尤其是投资银行业务。由于自身缺乏必要的经验，我们决定与我们在欧洲和英国的一些金融界老朋友们一起成立一个银团，提供国际债券包销和贷款辛迪加。
我们接触了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集团的3家银行。由于罗斯柴尔德公司的董事长伊夫林·德·罗斯柴尔德和兰伯特银行（Banque Lambert）的董事长里昂·兰伯特都是我的朋友，因此，我与他们的初次交谈结果是积极的。
与此同时，我们会晤了西德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董事长赫尔曼·阿布斯、瑞士联合银行（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的董事长艾尔弗雷德·谢弗和瑞典的马库斯·沃伦勃格—他的家族控制着斯德哥尔摩商业银行（Stockholm Enskilda Bank）。在这3人当中，只有沃伦勃格表示有兴趣，同意继续进行这样的合作。阿布斯和谢弗这两位当代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欧洲银行家坚决反对我们的提议。尽管如此，我们觉得大通与德·罗斯柴尔德相关的几家银行和着名的斯德哥尔摩商业银行联合在一起能产生巨大的力量，是值得去做的。经过与其他机构领导人的广泛谈判，我认为我们已经达成了交易。新闻发布稿已经准备就绪，计划于1966年秋天在大通的午餐结束后发表，届时将启动新银行。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距离宣布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小马库斯·沃伦勃格来到我在大通广场的办公室。他那心烦意乱的神情十分明显。他结结巴巴诉说完后，我明白了个中缘故。那天上午早些时候，小马库斯给他在美国的主要代理行摩根公司打了一个礼节性的电话。摩根公司的高级主管们对他说，计划中的银团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如果斯德哥尔摩商业银行继续下去，那就意味着他们将进行报复。小马库斯接着给斯德哥尔摩他父亲那里打了个电话，得到的指令是撤出银团。尽管我竭力让他改变主意，但小马库斯说他很抱歉，他父亲的决定是最终决定。①
当小马库斯在抑郁的午餐中宣布斯德哥尔摩商业银行撤出时，贵族伊夫林·德·罗斯柴尔德作出的反应是宣称如果没有瑞典银行的参与，罗斯柴尔德公司也不打算签署最终文件。虽然我建议大家推迟决定，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另外一家欧洲商业银行伙伴，但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制订的以大通为首的银团计划已经流产。我事后听说，阿布斯和谢弗都向沃伦勃格和罗斯柴尔德集团施加了压力，要他们撤出联营。欧洲人根本不准备让一家气势汹汹的大型美国商业银行在“一枪不发”的情况下就进入他们的领地。我想为大通创建一个投资银行机构的愿望只能再等时机。
扩大全球接触范围，提高影响力
在加强大通与世界上最重要、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的接触方面，我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其他方面。为了提高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决定成立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IAC）。该委员会成员将来自我们认为对我们的经营成功至关重要的国家的德高望重的商界人士，其中许多人是我的朋友。我们并不是第一个尝试这种概念的机构。纽约的其他银行早已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而我觉得这种思路对于我们也有着真正的益处—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够吸引到我所寻求的那种层次的人。
皇家荷兰石油公司（Royal Dutch Petroleum）着名的董事长约翰·劳登同意接受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个关键职位。约翰的行政能力和外交、管理才能已经使他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着名、最受人尊敬的商人。多年来，我在毕尔德堡（Bilderberg）和其他国际会议中见过他，非常喜爱他、敬仰他。正如我们所希望的，约翰招募了一群来自非金融机构的明星级首席执行官—10位美国人、11位外国人，其中包括：
乔万尼·阿涅利，意大利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公司—菲亚特集团—董事长。阿涅利是我们的第一选择之一，他对意大利国内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并投身于欧洲一体化进程。我觉得，他将给国际顾问委员会的讨论带来个人、政治和商务方面最合适的综合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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