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抢滩北京 (2)

　　大通充分利用了该地区逐步发展的经济，并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开设了吉隆坡、汉城和雅加达的分支机构，另外还有西贡，以补充我们在国防部要求下在越南各地设立的军事银行设施。亚洲—至少亚洲的一小部分—正在发展，而我非常高兴的是，大通已经作好了介入的准备。

　　在这一派大好的形势中，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中国领导人的态度。中国庞大的人口、庞大的军事设施和潜在的经济力量，使得所有人都对其将来的举动抱有浓厚的兴趣。中国会不会实施更加温和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让自己成为该地区新兴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中的一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的时候，这是困扰着许多善于思考的人们的一个关键问题。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执行大通的亚洲扩张战略的人。

　　整箱的钱

　　一旦尼克松的中国战略变得明朗，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开始改善，我便开始考虑亲自访问中国的可能性。197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后，访华的前景变得更加现实可行。这一件事意味着中国大陆多年来被孤立的局势已经结束，意味着中国开始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1972年，尼克松从北京回国后不久，我就争取获准进入中国的最佳方式问题征求了亨利·基辛格的意见。他叫我联络黄华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常驻美国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基辛格告诫我要有耐心，因为中国人对于允许外国人入境总体还极其谨慎，而至少在当时，他们还倾向于安排经过精心挑选的记者和学者，而不是邀请银行家和商人。

　　基辛格是对的。安排一次邀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基辛格的支持显然是关键，但是，一位银行官员精明的市场营销手段也为我的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当负责与联合国的公共关系的大通副总裁利奥·皮埃尔（Leo Pierre）听说黄华一行将来纽约的时候，利奥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在罗斯福饭店（Roosevelt Hotel）的大堂里等候中国代表团的来临。当他们终于露面的时候，他主动走到大使的跟前，解释了自己的来意。

　　利奥的姿态给黄华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以后，中国使团就在大通开了一个账户。有了这一积极的背景，1973年1月，我让利奥转交了我和佩吉写给大使和大使夫人的一封信，邀请他们到我们家一起喝茶。我们的邀请很快被接受了。虽然他们在纽约已经待了一年多，那还是他们第一次到私人的家里。起初，他们看上去有点不适应。双方说完了礼节性的寒暄话后，谈话变得单调枯燥起来。佩吉勇敢地试图让谈话得以继续，便抱歉说没能给他们表演一次传统的“茶道”。当佩吉看到我一脸惊诧的表情时，她意识到自己把日本传统与中国传统弄混了，乱弹了一回“琴”！我们很有修养的中国客人对佩吉的失礼一直没有流露出半点介意。

　　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我才提起了我对访华的兴趣。大使故意没有作出承诺。他只是说，他将短暂回北京，希望回来的时候与我们再次见面。

　　那天晚上，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邀请我们参加乔治·布什的告别宴会—他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即将卸任。总共只有16位客人，其中就有我们下午“喝茶”的同伴。见到我和佩吉出席这种在他看来只有外交官参加的活动，黄大使很吃惊。这是一次愉快的巧合，也许向他暗示了，我的兴趣和关系不仅仅是在金融界，而这一点也许加大了我再次与他会面的概率。

　　几个月以后，大使写信告诉我说，他已经回到纽约。我邀请他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他还没有来过这个博物馆—然后在我们家共进午餐。在我们喝着开胃酒的时候，黄大使不经意地提到，我和佩吉已经被列入受邀参加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从拉瓦尔品第飞往北京的首航名单上。他说，他曾经想到，我们也许喜欢自己直接抵达中国。我对这种相当婉转的邀请感到欣喜，立刻表示接受。在我的请求下，他同意增加我的执行助理约瑟夫·里德和他的妻子明米、负责大通亚洲业务的弗兰克·斯坦卡德（Frank Stankard），以及詹姆斯·普西（James Pusey）—他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我的老朋友、哈佛大学前校长内森·普西（Nathan Pusey）的儿子，担任我们的翻译。

　　熟悉中国：临时抱佛脚

　　我在取得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出的正式邀请之后，立刻着手更多地学习中国的历史及其当代政治经济形势。我们约见了美国外交协会的专家们—他们在几年前曾建议美国政府施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以及两位着名中国问题学者：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

　　米歇尔的3次细致介绍价值非凡。他强调说，毛泽东的最大成就是在多年的战乱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统一了中国，实现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中国人民为此而崇拜他。米歇尔认为，中国当时正处于一个转折阶段，关于接班人的一场重大权力斗争正在进行。米歇尔鼓励我们尽可能争取见到周恩来。

　　我与黄大使第一次见面后没过多久，商业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登特邀请我加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U.S.-China Trade）。1973年年初，尼克松政府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作为争取公众支持其对中国政策的战略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政府与私营部门混合的团体，致力于增加与中国的贸易机会。我成了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参加了1973年5月—在我动身前往中国之前仅仅几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我还与我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3家机构的首脑进行了交谈，他们是：美国外交协会的贝利斯·曼宁（Bayless Manning）、洛克菲勒大学的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理查德·奥尔登伯格（Richard Oldenburg）。我问他们如果我去为他们摸索一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否对他们有帮助。他们3人都作出了热烈而肯定的答复。于是，带着几家机构的头衔—大通、美中委员会和3家非营利机构—我们向中国进发了。

　　重返大陆

　　在那个时候，真正进入中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首先飞到香港，然后在第二天乘坐两个小时的火车从九龙到达广东省的一个边境小村庄罗湖。我们走下火车，迎着中国夏季潮湿的热气，自己提着行李走过横跨在一条小河上的铁路桥，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以及其他的爱国歌曲。正当我们进入大陆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正往境外走的W·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本蒂克斯公司（Bendix Corporation）总裁，后来成了财政部部长。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从中国往回返，我们心里踏实了下来。

　　一个不很热情的官员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然后我们在深圳火车站等了几个小时，才登上了开往广州的另一列火车。在广州，我们转道到了机场，结果发现我们预定的去北京的航班已经抛下我们飞走了。我们在大批的中国人中间等着，与此同时有几个乘客被粗鲁地从下一个航班推出来，以便为我们安排座位。傍晚时分，我们在首都着陆—越过了中国无边无际的古老大地，一共飞行了3个小时。

　　在我们乘车进入北京的路上，挤满了骑自行车的人们，以及各种马车、牛车。我们当时以及在中国逗留的整个期间，都没有看到多少汽车。最后，我们到了市中心一处十分优雅的北京饭店。这家古老的大饭店是在20世纪初为接待欧洲游客而修建的（我的父母和露西姨妈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住在这里），如今已经失修多年。尽管如此，这已经是市里最好的下榻处，饭店职员彬彬有礼，对我们有求必应。

　　非正式的接待

　　在我35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为大通而出差的时候，几乎每次都要在动身前确认事先安排的会议日程。这次的旅行则不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日程安排，也不知道我们会见到什么人，直到我们到了北京。我们打开行李后不久，我们那位来自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东道主—中国的一位退休的外交官—给我们打来电话，问我们希望去什么地方、打算见什么人。我们告诉他，我们希望在北京待四五天，渴望见到高级政府官员—特别提到了周恩来—并且参观长城、十三陵和故宫。我们还请求允许我们到西安、上海和广州旅游。他说，这些要求大部分能够安排，但是与高级官员的会晤—尤其是周恩来，要到我们在京逗留期间的最后才能确定。

　　在离开纽约之前，我们就听说，在中国旅行十分困难，因此我曾经问过黄大使，我们是否可以使用大通的飞机旅行。黄大使没有同意，声称还没有为私人飞机服务的设施，但是政府将安排一架飞机供我们使用。他们的确做到了：一架四引擎24座苏联制图波列夫飞机，机组人员4人，足够我们6个人外加4名翻译使用了。鉴于当时中国极其有限的航空服务，这一姿态明确暗示了中国对我们的访问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