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结束后不久，黎巴嫩的前外交部部长、联合国大会前主席查尔斯·马利克来大通与我会面。马利克是个绝对正直的人，我非常尊敬他。他告诉我，阿拉伯人对美国恼羞成怒，因为我们默许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对战争所产生的成千上万的新巴勒斯坦难民似乎漠不关心。马利克说，美国人宣称自己怀有深深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但大多数阿拉伯人认为我们唯一关心的是以色列。
马利克的来访迫使我思考战争对中东人民的影响问题，尤其是难民。我跟《时代》杂志的出版商詹姆斯·利嫩和执掌IBM世界贸易公司、国际商会的阿瑟·K·沃森诉说了马利克来访的事。他们同意需要做些什么来表明美国关心、同情新产生的巴勒斯坦难民。
美国政府因外交关系的断绝而被捆住了手脚，因此我们不得不自己行动。我们设立了近东紧急慈善捐献会（Near East Emergency Donations, NEED），并说服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担任名誉主席。我们取得了一些着名犹太领导人的支持—包括西格雷姆公司的董事长埃德加·布朗夫曼，以表明我们的工作涉及范围广，没有意识形态色彩。
我们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就募集了将近8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大型石油公司。我捐献了25万美元，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也代表我们家族其他成员捐献了25万美元。我们将募集的资金交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去分配。
第二年年初，我去了约旦的难民营，亲眼目睹了那里的条件。有一个难民营坐落在约旦河河谷上方光秃秃的荒凉山坡上。我乘坐直升飞机从安曼到达那里的时候正是隆冬季节，寒冷的北风呼啸着。雪水融化后，地面一片泥泞。那里没有永久性建筑，只有矗立在泥浆中的没有地板的帐篷。
1 000多人生活在那里，没有足够的卫生条件或自来水，食物也只能够勉强充饥。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小孩身穿带帽的白色夹克衫坐在明媚的阳光下，一动也不动，即便是人群从她身边匆匆而过的时候。这些人眼巴巴地望着不远处西岸从前的村庄，却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他们的脸上透露出一种绝望的感觉，但也有深深的恨意。
第三次中东战争所产生的最持久的东西是难民的愤慨和绝望。巴勒斯坦人的极端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并因此出现了阿拉法特和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在战争之前，难民问题一直得到了控制；战争之后，巴勒斯坦成了一股具有明确目的、呼声很高的独立政治力量，尤其是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创建。阿拉法特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再满足于让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为他们开展斗争，或者—在他们看来—当斗争不利于他们自己的时候就将他们出卖。地区平衡中出现了又一个不稳定因素，使得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更加难以解决。
参观完难民营几天以后，我们接着前往贝鲁特。那里安排了一个仪式，由我将近东紧急慈善捐献会的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交给UNRWA的委员长伊恩·米歇尔莫尔。我仍然对自己亲眼所见的场景忧心忡忡，便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放在一边，说：
当一批美国公民个人设立近东紧急慈善捐献会，以便为援助难民而提供紧急资金的时候，我们只是部分意识到了问题的性质、规模和严重性。如今，我们有些人已经亲眼看到了这个问题，从而意识到了它所代表的人道主义挑战以及寻找解决办法的紧迫性。这些难民中，有些人是20年来第二次逃难，他们是自己无法控制的政治形势的受害者。他们的苦难是在谴责这个世界无法找到并实施公平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办法。我相信，在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之前，中东就不可能很快实现和平。
虽然近东紧急慈善捐献会本身对于难民所面临的巨大困苦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这种努力至少表明，有些美国公民愿意提供帮助。我们还给阿拉伯的领导人和美国的政客们传送了一个信息，即在形势进一步恶化之前，亟须平衡该地区内所有相互冲突的利益。不幸的是，40年已经过去了，这种平衡政策依然遥不可及。
寻找平衡
1967年战争之后产生的新的政治形势迫使我与阿拉伯领导人定期保持联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有几个国家已经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对西方的仇恨程度大大加深。由于大多数阿拉伯政治领导人不能或者不愿意来美国，因此我开始更加频繁地访问中东，通常是每年两次。
为科威特埃米尔担任财经顾问的尤金·布莱克鼓励我改善与这些阿拉伯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他指出，如果他们尊重我，相信我的公允，他们因为大通与以色列做生意而惩罚我们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近东紧急慈善捐献会给巴勒斯坦难民的捐献是一个良好的举动。我在约旦国王侯赛因以及其他领导人心目中的可信度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由于我是能够接触到该地区高级领导人的少数美国人之一，因而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在扮演一个外交“使者”的角色。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及整个70年代，在我每次动身之前都要拜访美国政府官员，以了解美国在中东政策方面的变化。在中东之行回来后，我常常再次与这些官员见面，告知他们我的所见所闻。
纳赛尔的信息
1969年秋天，在我动身前往中东之前不久，埃及驻联合国大使来大通找我。他说，纳赛尔希望我知道，他与美国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接触”，希望我在那个地区访问期间与他会面。
我把纳赛尔的请求看做一个具有潜在意义的开端。美国与埃及的外交关系还没有恢复，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拉到谈判桌边的努力还没有任何成果。我决定飞往华盛顿，向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报告此事。我觉得，在我回复纳赛尔之前，很重要的一点是获得政府对我们的会面的批准。
对于尼克松政府能给予我什么样的支持，我并不乐观。尼克松是以色列的坚决支持者，在1968年总统选举运动中，他就坚持“中东的力量平衡必须向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倾斜”，并表示他支持的政策是将“能够给予以色列在科技军事方面足够的优势，超出抵消其敌对邻国数量优势的程度”。
然而，当政以后，尼克松的进展变得非常小心。尼克松和基辛格深知需要全面修订美国的对外政策，便开始勾画概念，用以重新塑造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他们两人都很现实，下决心要客观地、几乎无情地评估美国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因此，在执政初期，随着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化过程的开始，全面审视美国对外政策的工作—包括中东—也启动了。因此，我和基辛格会晤的时机非常幸运。
我和基辛格谈论了一会儿纳赛尔的请求。基辛格承认，他对该地区了解得很少，但也认为与纳赛尔见面可能是有好处的。几天以后，基辛格来电话说，白宫和国务院都认为如果我能维持“某种对话，对我们政府来说是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他还要我回国之后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一下。
基辛格开了绿灯，我便重新安排我的日程，以便能在开罗作短暂停留。我与纳赛尔在他开罗的家里见了面—当时他还没有从几个月前发作的心脏病中完全恢复过来。
我告诉纳赛尔，回国后我将与尼克松见面，将很高兴为他传递任何信息。纳赛尔愉快地同意我为了这个目的而做笔记。
正如在我们上一次会面时所谈论的，纳赛尔强调说，中东实现和平的真正障碍是以色列拒绝遵守联合国第242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将部队撤退到1967年战争之前存在的边境线后面，然后才能开始就全面和平协议进行谈判。纳赛尔过去说过这些话，因而我开始怀疑自己此次开罗之行是不是仅仅为了听他的慷慨陈词。这时，他话锋一转，用一种神秘的口吻说，虽然第242号决议为和谈提供了整体框架，但他愿意支持对边境线作些许改动，并支持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设置为非军事区—以色列认为该高地对自己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作为交换，以色列要求存在的权利将为所有阿拉伯国家所接受。这是纳赛尔立场的一个重大改变。他愿意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并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如此就可能达成区域性和平协议。
我对纳赛尔为什么改变主意感到疑惑。他说其中有若干原因。他对该地区不断增多的极端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感到担忧。“阿拉伯突击队（巴勒斯坦人）一天比一天强大。一年以前，侯赛因国王还能控制自己的国家，今天已经不行了—阿拉伯突击队太强大了。埃及控制他们的能力可能不会长久。以色列的观点是，和平解决拖延的时间越长，他（纳赛尔）的政府倒台的概率越大，这样他们就能与某个更有商量余地的人打交道。”
纳赛尔认为事实正相反。
“冲突的延续已经削弱了保守政府。苏丹和利比亚政府的变化就是例子。沙特阿拉伯发生了政变企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已经被粉碎，但最后情形如何还没有消息。”
纳赛尔还担心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对于埃及完全依赖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他感到很恼怒。他说，1967年的战争使他损失了埃及的大部分军事力量，因而苏联人成了他重建军队和空军的唯一选择。他带着遗憾的口吻补充道：“在1967年之前，我们一直是个自由的国家，可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们不得不依赖苏联人，直到战争平息。”
纳赛尔观点的关键是，除非立刻启动持久和平的进程，否则形势将更加恶化。而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就必须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以便向各个阿拉伯国家政府表示出我们的诚意。
我告诉纳赛尔，回国以后我将把这一切报告给尼克松总统。那是我最后一次与纳赛尔见面。第二年，这位埃及总统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
费萨尔国王的警告
我接着飞往利雅得，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会面。
沙特阿拉伯与埃及的对立使得阿拉伯世界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两个国家代表着该地区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倾向。纳赛尔代表的是第一代阿拉伯改革派的泛阿拉伯概念和社会主义思潮；倚仗自身巨大石油财富的沙特阿拉伯人则坚持伊斯兰世界比较传统的政治架构和信仰。虽然沙特阿拉伯一直是美国的忠诚盟友，但他们也面临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压力，要他们表现出与巴勒斯坦人的团结，表现出自己独立于美国。为此，沙特阿拉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事务中起着领头羊作用，而且已经开始公开谈论要运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来解决中东的冲突问题。费萨尔是世袭国王，牢牢掌握着权力。费萨尔是伟大的沙漠武士老沙特阿拉伯国王—他缔造了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50多个儿子之一，在经过一次宫廷政变、推翻了他那无能的同父异母兄弟之后，于1964年当上了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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