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一个后果是，大通以及其他正在回收美元的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蒙受了巨大损失。随着该过程的继续，由于给国有企业而不是私人公司贷款，银行家们备受指责。由于私人拥有的大型公司在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寥寥无几，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回收石油美元。大多数批评家在努力证明商业银行家不负责任的时候，却轻而易举地忽略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是1973年石油危机和该危机之后的突然性世界经济结构重组带来的较长期后果。事实上，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艰难的预算削减和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以便最大程度地降低为未来生产力而产生大规模借款的影响。但是，世界上各大工业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政府选择了更为容易、对抗性更弱的步骤。尽管美国和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在这些年里扮演了中间协调的角色—我称之为英雄角色，但还不足以推迟受“惩罚”的时间。
在中东的扩张
虽然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争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价上涨给大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我们作出的反应是制定了在中东和北非大举扩张的战略。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在所有允许的地方设点，只要当地的经济条件适合这种努力和开销。1970年，我们的区域网络只包含黎巴嫩的一个分行、巴林的一个代表处和迪拜的一家合营银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在突尼斯又开设了一个代表处，在约旦的安曼开设了一个新分行，在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和阿布扎比成立了合营银行。
由于频繁出入该地区，我认识了那里的统治者和政界的高级官员，他们允许大通在当地开设金融机构。比如，在埃及，在萨达特要我们开设分行后不到4个月时间，我便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复杂的个人关系
1974年1月，我在开罗见到萨达特的时候，他变得情绪高涨。那时，他已经见过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我在1971年与他进行第一次谈话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与他的第一次交谈中，他曾经愤怒地谴责基辛格顽固的“强权政治”，谴责尼克松拒绝与埃及进行平等交往。“我喜欢亨利，”他说，“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他是我所见过的美国政治家中让我尊敬的第一个人。”
萨达特急切地要讨论他对埃及的计划，包括沿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免税区、从红海到亚历山大的一条石油管线，以及他口中的“规模够洛克菲勒家人做的事情”—建设一条新的苏伊士运河。突然，他身子往前一探，打断了我的话，笑了笑，说道：“你知道，戴维，如果那天我们在谈话时我说漏了嘴，我就会不得不把你留下来。我就不会让你离开，把我的打算告诉所有人。”
我们回到了金融话题上。我告诉他，大通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与埃及国民银行一起成立一家合营企业，而不是开设一个业务范围比较有限的完全独资的分行。萨达特说：“我觉得你在这里的业务活动可能会给你在国内带来麻烦。以色列人在美国会饶不了你。”我暗示说，到目前为止，情况正好相反：事实上，“以色列人对我们与埃及之间的经济关系非常肯定，他们已经向我们表达了祝福”。
1975年1月，我们与萨达特签署了成立埃及大通国民银行（大通占49%的股份）的合营协议。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塞得港开设了分支机构。
复杂的银行业务关系
我自己以及大通与以色列的关系仍然是纷繁复杂。1975年1月，在我访问耶路撒冷期间，以色列财政部部长耶胡施瓦·拉比诺维茨让我考虑在以色列开设一个大通分行。这使我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因为我正要与萨达特完成埃及大通国民银行的交易。尽管如此，我告诉财政部部长，我们会考虑这个提议。
我再一次决定首先与萨达特商量一下。两天以后，我在开罗问他，如果大通在以色列开设一个分行，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响。他说，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会找麻烦，但他不会反对，并且会阻止将大通列入阿拉伯的抵制名单。但是，萨达特建议，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沙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将很有好处。他说，我可以告诉他们萨达特同意我的计划。
侯赛因国王和法赫德王子欣然同意。事实上，法赫德指出：“这件事很微妙、很敏感，但既然萨达特知道而且同意这件事，我不反对。”
最后，我们的内部分析表明，以色列当地没有足够的生意让大通在那里开设分行。所有的美国大银行都曾经得出同样的结论。虽然我们的决定依据的完全是经济条件，但以色列人非常恼恨，并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我们。
我们的决定一公布，我立刻招来了以色列和纽约犹太人社区的抨击。反诽谤联盟指责大通、另外5家公司和两个政府机构“向阿拉伯的抵制屈膝投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播放了3期重要评论，谴责美国公司—并特别点了大通的名—“屈服于最羞辱人格的敲诈。它们在用法律和原则来交换利润”。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与以色列的生意往来，而且没有一家美国大型银行在那里设点，但大通却被单独挑出来批评。
出人意料的工作提议
1976年，我与萨达特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转折。我首先在1月份于开罗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动身访问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我的最后一站是以色列。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在我结束与伊朗国王的会谈时，收到埃及大使的一个电话，说萨达特希望在我回纽约之前在埃及与我会面。由于我无法取消在以色列的会议，因此我传话给萨达特，说我无法见他，除非我能够从特拉维夫直飞开罗，不按照阿拉伯联盟抵制条件的规定在塞浦路斯经停。为了满足我的要求，萨达特同意作出让步：我们可以在特拉维夫登记飞行计划时注明去塞浦路斯，但一旦出了以色列的领空，我们将被允许改变航线前往开罗。
萨达特派了他的私人直升飞机把我从开罗接到他在尼罗河三角洲巴拉奇的家里。当我们在尼罗河河谷狭窄的绿带上空飞过的时候，我感到很奇怪，他为什么这么紧急地召唤我。几个星期之前，萨达特说他也即将走访海湾各国，我猜测他会不会是想跟我交换一下各自的看法。
但是，萨达特又让我大吃一惊。我刚走进萨达特的办公室，他就请我当他的经济顾问。我很快弄明白了，他在考虑获得朋友的咨询建议，而不是偶尔的非正式意见；实际上，他是要我担任埃及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正式金融顾问。我对他的提议感到受宠若惊，但我指出，我作为大通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很难担当他设想的那个角色。不过，我说我愿意竭尽所能帮助他，并就此事进一步考虑之后再答复他。
在飞回纽约的途中，我与我在大通的同事们讨论了萨达特的提议。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接受该提议是不现实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出合适的替代方案而予以拒绝，则很容易得罪他。飞机着陆的时候，我已经想出了另一个候选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首席运营官理查德·德布斯最近刚刚宣布退休。他对中东的经济形势了如指掌，特别是埃及的关键性财政问题，他是承担该角色的最佳人选，于是我一回到纽约就与他谈起了这个问题。几天之后，他就飞到开罗与萨达特见面，并同意无偿担任该项工作。
愤懑与调和
我与萨达特之间将近10年的友好关系在1980的夏天戛然终止，起因是我的员工工作马虎。在我从大通退休之前，我和比尔·布彻对欧洲各国作了一次全面考察。这时，我收到了着名埃及银行家穆罕默德·阿布沙迪的消息，说一些美国、欧洲和阿拉伯的投资商正在组建一个银行，准备在中东经营。他邀请大通在该银行占取5%的股份。该信息说，萨达特知道这个项目，而且还建议大通参加进来。由于我们正在匆忙旅行的途中，我就让我们的巴黎办事处分析一下该提议，并尽快告诉我他们的意见。巴黎办事处的结论是，大通的比重太小，在经济上没有意义，对新银行基本或者完全没有控制权，建议予以谢绝。我和比尔·布彻同意这种分析，便让里奇韦·奈特—我们在欧洲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叙利亚前任大使—与阿布沙迪联系，告知我们的决定。
尽管阿布沙迪的消息说明了萨达特的兴趣，但我并没有直接从他或者萨达特在重要事务上的信使阿什拉夫·戈勃尔大使那里听到。回想起来，我应该跟戈勃尔核实一下，了解萨达特感兴趣的程度，然后再作出决定。我事后发现，萨达特的确曾经建议大通参与进来，但对我们没有给他打电话就回绝了该提议感到很不悦。6个月以后，我尝到了萨达特“龙颜大怒”的苦果。
1981年4月，我和比尔·布彻作为我最后一次访问中东来到开罗。当我们试图预定见面的时候，萨达特莫名其妙地拒绝见我们。我的老朋友不愿意在我最后一次访问他的国家的时候见我，这令我十分难堪。于是，我联络了戈勃尔和副总统穆巴拉克。他们告诉我，萨达特的回绝是大通决定不投资阿布沙迪项目的直接结果。作为补救，我在还没有离开开罗的时候给萨达特寄去了一封手写的道歉信，但却没有收到回信。
同年8月，萨达特正式访问美国。戈勃尔大使邀请我参加在华盛顿为萨达特举办的特别晚宴。我欣然接受，并把该邀请看成是一个希望的迹象，尽管我和他只有机会打个照面。第二天，萨达特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协会上讲话，我给他作了介绍。事后，他邀请我坐他的车回埃及使团。我们在那里私下谈论起阿布沙迪事件，总算冰释前嫌。
数年以后，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他曾经给萨达特当过几年外交部部长。令我感到宽慰的是，为萨达特不太宽厚的胸怀所窘的，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加利说，萨达特常常为一些小事情暴怒，有时会接连几个星期不理睬自己最亲密的同僚。他说，事实上，他也遇到过这种事。
1981年10月6日，也就是我们的纽约谈话刚刚过去两个月、他发动赎罪日战争正好8周年的时候，萨达特被埃及的一群基要主义军官暗杀。我和全世界一起为失去一位我由衷敬仰的英雄和朋友而哀悼。
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哈桑王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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