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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教父任正非》 作者:刘世英

第5章 厚积薄发:创业前的苦乐年华(1)

  人生犹如潮水,时而推向浪尖,时而跌至低谷,使人备感人生的沉浮和命运的无常。生命沉浮不定,幸福和悲怆、成功和失败、赞誉和诽谤、欢乐和痛苦、繁华和寂寞、得意和失意……交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

  人生要经历许多磨难和失意,正是这些磨难和失意促使人拥有惊人的爆发力。“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历经人生的种种磨难,厚积薄发,才能放射出持久的光芒。任正非今天的风光和成就,还得追溯到他贫苦多难的人生初年。

  贫苦多难的少年时代

  很多人天真烂漫的少年时光无忧无虑,充满稚气,充满美好的幻想,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然而,任正非的少年时代却是灰色的。

  任正非,出生在贵州省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家有兄妹七人,靠父母教书的一点微薄收入生活,又赶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困难时期,本来就没有什么积蓄的任家生活更是举步维艰了。

  多子女的家庭

  任正非,祖籍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治平片任店村。他的爷爷任三和是腌火腿的大师傅,在当时的浦江远近闻名。任正非的父亲名叫任摩逊,母亲名叫程远昭。

  父亲任摩逊在北京上大学期间,是一个热血青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他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就辍学回家。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抗日浪潮汹涌,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进逼,工厂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贵州,任正非的父母相知相识,结为连理。

  1944年,在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一个贫困山区的小村庄里,任家的长子——任正非出生了。

  父亲和母亲都是普通教师。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不仅工资收入微薄,而且受人鄙视,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待遇大相径庭。

  任正非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家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毫无其他来源。那时候全国经济困难,粮食严重短缺,那一点点存粮连全家人填饱肚子都不够。

  他家当时2~3人合用一条被盖,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但是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孩子们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学费,到开学交费的时候,母亲就发愁。

  那时候国家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一切凭票,最少的时候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兄妹七人哪能够用!因此,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即使炎热的夏天也是披着厚外套。上大学期间,母亲一次送给他两件衬衣,他深知这来之不易,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考上大学那年,需要自带被褥,这可难倒了父母。后来母亲想了一个主意,那时正赶上学生毕业,母亲就捡回毕业学生丢弃的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做好,让他带上才得以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忍饥挨饿的岁月

  临近高考的后三个月,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因此他才能安心复习功课,考上大学。任正非后来感慨地说:“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创办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可能会多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任正非念高中时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饥饿和死亡威胁着人们,天天饥肠辘辘,哪里有心思读书啊!高二他补考了。

  任正非快高考了,有时在家复习功课,饿得实在支撑不住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们心疼了。那时家里穷得连一个可以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用瓦罐装着,但他决不随便去抓一把,否则弟弟妹妹们都要挨饿。

  在青少年时期,他并没有鸿鹄之志,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饿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上山采一些红刺果(就是绿化用的那种),把蕨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当做食物。有时候妹妹采几颗蓖麻籽炒一下当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后来又在山上荒地种了一些南瓜,以及将美人蕉的根煮熟了吃……

  父亲有时外出参加会议,还有机会适当改善一下;而母亲却负担沉重,除了自己的工作,还要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还要教育七个孩子……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来不多吃一口。任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家都能活下来,若不是这样,就会有一两个孩子活不下来。

  这段忍饥挨饿的人生经历使任正非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摆脱了奢侈和招摇,养成了朴实无华的心态。

  家庭的熏陶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任父早年在北京某大学读书,勤奋好学,知识功底扎实。母亲高中文化,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学成才。

  解放后,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文革”前父亲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得失,拼命工作,全身心地投进去,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他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去,一干就是几十年,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干部,而他自己依旧地位卑微,但是他从来不计较什么。

  母亲高中文化,除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坚持自学,最后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有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和优秀专家,他们对任母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

  父亲非常爱好读书,喜欢独立思考,稍有空闲就给孩子们讲一些科学家和文化名人的故事,并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耳濡目染,任正非小小的心灵里也播下了知识的种子。他刻苦学习,孜孜不倦,从上小学一直到中学,成绩都很优秀。

  家庭的熏陶使他养成了踏实上进、淡泊名利的心态,形成了热爱读书、追求知识的品格。这也为他后来创建华为、低调做人、坚决走技术之路奠定了基础。

  不懈追求的青年时代

  青春是人生的花季,活力充沛,激情盎然,年轻就是资本。青年人朝气蓬勃、奋发努力,正是大有作为的好时候。然而,在“文革”那个年代,“破四旧”,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狂热的学生运动,举国上下一片狼藉,青春顿时黯然失色。

  在那个年代,要想保持独立的人格,拥有自己的追求,缺乏恒久的定力是很难做到的。然而,任正非却做到了。在“枪林弹雨”的“文革”岁月,任正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有着自己独立的追求,并为此默默地努力着。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经历了“文革”的人生磨难、家庭蒙辱,任正非逐渐成长起来了。

  “文革”的家庭蒙辱

  任正非读大学期间,正好赶上了“文革”。运动一开始,各地都以“三家村”为模式找靶子。那时一些会写文章、有独立的政治思想的党的领导干部,被指责为与当地潮流不合拍的“靶子”。教育界首先遭遇“文革”的灾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在劫难逃。全国上下都运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各地大揪“走资派”,无情地批斗,全国笼罩在“恐怖”之中。

  父亲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由于其出身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接受无数次审查。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是埋头做学问,因此,平安度过了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及1964年“四清运动”。但没有小难,必有大难。父亲在早期革命队伍中算是有文化的,有教学经验,是领导干部,符合“靶子”标准。他最早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父亲的同事、原学校的书记黄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了。

  被当做“靶子”的父亲受尽了残酷的折磨。那时弟弟妹妹们年纪小,在父母身边,他们直接感受了各种屈辱和打击。他们经常趴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边上,看着父亲挨批斗,吓得浑身发抖。站在高高的台子上,父亲头戴高帽,满脸涂黑,双手反捆,还被人拳打脚踢,甚至被踢倒在地……有时,和几百个“走资派”挂着黑牌,被装在卡车上游街。

  当时,任正非已到外地读大学,没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不幸遭遇,母亲来信从来不会跟他讲。她只是说:“要相信运动,跟党走,要划清界线,争取自己的前途……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出身问题看本人,你不要受什么影响。”

  “文革”中,家里的经济状况比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更困难。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发文件控制他们的生活费,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才1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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